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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记忆的探索

  凯茜·卡鲁斯 著

陶东风 编译

  

    越南战争后几年,心理治疗、心理分析和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对于创伤问题的新兴趣。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终于正式承认“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现象,包括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的反应。一方面,这一承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诊断范畴。这个范畴似乎无所不包:不仅是对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突然反应,也包括对强奸、虐待儿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反应,以及被归入创伤名下的相关失序现象。另一方面,这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却没有提供对于疾病的稳定的解释。实际上,作为一个概念和范畴的创伤的冲击,即使对诊断有所助益,也是以业已被接受的理解和治疗模式的瓦解为代价的,它也挑战了我们对于病理学的理解。这在关于PTSD的定义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它多大程度上必须与特定的事件类型相关?创伤是否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病理性的?由于边界模糊,因此各种不同的学科知识都参与对创伤的诊断和治疗。创伤现象也似乎变得无所不包。本文将考察不同学科的主要思想家如何看待对创伤理解方式的这种激进变化,考察创伤经验和创伤观对心理分析的实践和理论、文学及教育学、书写和电影中的历史建构、社会和政治的行动主义所产生的冲击。

  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重新界定创伤,不如说是理解其惊人的冲击,解释创伤如何在学校教育、文学以及心理分析理论中扰乱了我们,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经验观、交流观和治疗观。我将简要介绍创伤对心理分析以及当代思想提出了哪些挑战。

  尽管对定义存在争议,但绝大多数关于创伤的描述都认为,其中一种创伤有时候是对于“某件震惊性事件”(an overwhelming event or events)的迟到的反应,这种反应采取了反复闯入的错觉、噩梦、思想或行为——它们都来自这件事件——的形式。同时,与之伴随的可能是开始于经验或后于经验的麻木,还可能是强化了的重新回忆创伤事件的冲动。这个简单的界定掩盖了一个特定事实:病理现象不能通过事件(它可能是灾难性的,也可能不是,而且并不对所有人都产生同样的创伤性影响)本身界定,也不能通过对“某件事件的扭曲”(a distortion of the event)——它作为对于事件所带之人格意义的扭曲而获得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得到界定。相反,病理现象只单独存在于其经验或“接受”(reception)的结构中:事件没能在当时被充分地同化或经验到,而是通过反复控制经验它的人而被迟到地经验。“受创伤”(to be traumatized)正好就是被一种意象或事件所控制。这样,创伤之征兆不能被简单地阐释为对现实的扭曲,也不能阐释为将无意识的意义赋予它想要忽视的现实,还不能解释为对曾经希望东西的压抑。

  实际是,早在1920年,弗洛伊德面对一战后神经官能症的发病现象时,就被其对整个欲望和无意识领域的抵制所震惊,并将之与另一种他所研究的长期抵制现象进行了比较,即“偶发神经机能症”(the accident neurosis):

  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中,患者被反复带回到曾经遭受的灾难情境下。随之而来的惊恐再次冲击他,致使他从梦中惊醒,人们对这样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他们认为,经历过的创伤即使在患者睡梦中也会向他施压。这个事实证明了这种创伤力量的强大,并且患者的精神已经把它固着了,病患固着于因其他病症的过往事件。[2]

 

  不断返回的创伤使弗洛伊德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能通过愿望或无意识的意义加以解释,而是创伤事件的原原本本的回归,这是不可解释的、纯粹的回归,是与患者的愿望对立的。这是创伤性噩梦或创伤性“闪回”(flashbacks)的原原本本的非符号性的本质。正是这种原原本本的性质以及顽强的回归,建构了创伤并指向其神秘的内核:对创伤的认知乃至发现的延迟和不完全,过去的突然的、震撼性的出现,提及持续的本真的回归。

  正是这种创伤经验的“真相”(truth)构成了其病理或症状的核心。这不是虚假或意义误置意义上的病理,而是历史本身的病理。如果 PTSD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病理性的症状的话,那么,它就与其说是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历史的症状。创伤者在自己内部“带有一种不可能的历史”(an impossible history within them), 或者,它们本身成为创伤者不能完全把握的历史的症状。

  说历史作为创伤症状而发生是什么意思?确实,这种奇怪的现象使得创伤或PTSD紧密地联系于真理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与那些倾听创伤者——他们不知道如何确立其幻觉和梦的现实性——有关,而且它还经常令人困惑地出现在创伤者本人的经验和知识内部。因为梦、幻觉、思想具有“绝对原本的”(absolutely literal)性质,不能同化为相关的意义链条。正是这种绝对原本的性质控制了接受者并抵制心理分析的阐释和治疗。但是,这个梦、幻觉的图景或思想并不是“一种已经被拥有的知识”(a possessed knowledge), 而是它们本身就随心所欲地控制着其所附着的那些人,使之经常产生深度的关于其真相之不确定性的焦虑。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有一个曾经在特雷津集中营待过的幸存儿童,她持续地有火车的幻觉,但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她想自己是疯了。直到有一天,在一次幸存者的聚会上,一个人说“是的,在特雷津集中营,你能通过营房的门闩看见火车”时,她这才如释重负地发现自己没有疯。(Kinsler, 1990)

  幸存者的不确定不是健忘的问题,因为事件总是顽固地、无法控制地强力回归。这也不是一个无法直接接触事件的问题,因为这类幻觉一般而言都是关于事件的幻觉,而这些事件都是可以通过其可怕的真相而被获取的。也就是说,不是不能接触或不能直接接触经验从而使得真相变得不确定,而是——非常反讽的是——它的令人震撼的直接性导致了其迟到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在这些不确定经验的后面,是由创伤事实提出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费尔曼说的“更大、更深刻、更难以否定的真理危机的问题”。这样的真理危机扩展到了个体治疗问题之外,它要问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进入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如何进入一种其真相不能简单、直接获取的历史。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真理危机,这类由创伤泄露的历史秘密,提出了对于心理分析的更大挑战,而且被更广泛地认为处于今天创伤研究的核心。

  尝试理解创伤,就是尝试不断地进入这个悖论:在创伤中,与现实的最大对立可能还作为对于现实的麻木而出现。非常悖谬的是,直接性可能采取延迟的形式。经济学的和心理分析的解释对于充分把握这个奇怪的事实是绝对不够的。亨利·克里斯托(Henry Krystal)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创伤事件的冲击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相反只是发现了空白和空洞。与此相似,多丽·劳布(Dori Laub)指出,大量的心理创伤“事先排除了关于它们的记录”,“这是一种有待记下来的记录”(Laub, 1991)。这类事件的力量就在于其缺少记录。劳布认为,大屠杀包含了“见证的崩溃”(collapse of witnessing):“历史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发生。见证的迫切要求在历史实际发生时基本上是无法得到满足的”(Laub, 1991)。

  劳布触及了所有创伤的核心:不能在事件发生时充分见证它们。换言之,经验的力量似乎正是来自理解的崩塌。实际上,正是这个无法解释的创伤真空和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才是弗洛伊德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他把犹太人的历史与创伤的结构进行了比较。让人惊讶的是事件在延迟一段时期之后进行了回归:

  在火车相撞的事故中,有人虽然受了惊吓,但他明显没有受伤,他离开了出事地点。可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却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精神的和运动的症状,这些症状只能归咎于火车失事时他所受的惊吓等情况,他已经患了创伤性神经症。这显得相当不可思议。……在该事故和它的症状首次出现之间的那段时间被称为“潜伏期”,它是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显示。尽管创伤性神经症和犹太-一神教这两种情况根本不同,我们还是观察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人们可能称为“潜伏期”的这种特性。[3]

  在潜伏期,经验的后果并不明显,弗洛伊德用这个术语把创伤描述为从一个事件到对它的压抑再到它回归的连续性运动。但是,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事故受伤者对于事件的经验,以及事实上建构了弗洛伊德例子的核心秘密的东西,与其说是事故发生之后的遗忘,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事故受伤者在事故发生时从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这个人离开了,没有受伤”。创伤经验不是对不能充分把握的现实的遗忘,而是其内部具有固有潜伏性。创伤的历史力量不只体现在经验于遗忘之后的重复,还体现在只有通过内在的遗忘并在内在的遗忘中创伤才被首次经验到上。正是事件的这个内在潜伏期,悖论式地解释了历史经验的特殊“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解释了它的延迟:由于创伤事件在其发生时未被经验到,因此它只能通过与另一个场所的联系在另一个时间中被经验到。在创伤中,如果压抑被潜伏取代,那么,其“空白”(blankness),即无意识空间,就(悖论式地)将事件原封不动地加以保存了。就此而言,这个空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是创伤的历史,意味着它恰好在下列意义上才是“指涉性的”(referential):它(历史)在其发生的那个时刻没有“被充分知觉”(fully perceived)。换言之,历史只有通过其发生的“不可获取性”(inaccessibility)才可以被把握。

  弗洛伊德对于历史和创伤之间这种纠缠、复杂的悖论式关系的洞察,可以告诉我们他对于心理分析的新挑战:它意味着创伤告诉我们的东西复杂地联系于它对于历史边界的拒绝;历史的真理紧密联系于真理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分析被下面的问题所困扰:何为与创伤相符合的历史真理;或者,它最终将其根源置于心理的内部还是外部?一方面,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关注真实创伤事件的发生与病理学经验的关系;另一方面,很多人指出,弗洛伊德表面上明显“放弃了”诱奸儿童的现实性,是为了将创伤的起源完全重新定位于心理内部,定位于个体的幻觉,从而不承认暴力的历史现实( Masson, 1984)。尽管坚持暴力的现实性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任务,特别是作为对于“分析治疗”(analytic therapies)——这种治疗把创伤还原为幻想生活——的矫正,但是关于创伤经验起源于心理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仍然错过了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的核心洞察,这就是:创伤事件的冲击恰好在于它的“延迟”(belatedness),在于对简单定位的拒绝,在于其持续地呈现于任何单一的时间和空间的边界之外。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主张:创伤只有在一个潜伏期之后才发生。他力图告诉我们创伤为什么不是一种对于事件的简单或单一经验;相反,创伤性事件恰恰通过其时间的延迟而获得了力量。在心理分析的理论中,内在创伤和外在创伤的表面/明显分裂,以及相关的(其他精神病学)对创伤的界定问题——是依据事件还是依据对事件的症候性反应来界定创伤,或者以前的创伤对于现在的创伤的相对贡献,等等——在弗洛伊德的界定中,都将是直接经验内部分裂的功能,这种分裂就是创伤发生本身的特征。所有创伤都包含这种根本的无法定位的特征,而这种无法定位既是对事件的见证,也是对事件的不可直接接触性的见证。这就是这个“矛盾悖论的观点”(paradoxical notion)对于任何先入为主的对于经验的理解的挑战,它有可能重新说出失落的真理。

  这个“历史的创伤概念”(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rauma)还可以理解为传达了心理分析关于危机和幸存之关系的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弗洛伊德的艰涩思想被理解为是解释战争创伤经验的尝试,它提供了一种让人深度困惑的洞见——对于创伤和幸存之间令人困惑的关系的洞见:对于那些经受了创伤的人而言,不仅是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而且是事件被忘记的那个时刻,才是“创伤性的”(traumatic),换言之,幸存本身可以是危机。

  带着这样的洞见,心理分析不再是简单的关于他者的陈述,而是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纠结的行为,是关于幸存的陈述。布鲁姆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特征的概括,要求我们不仅仅将他当作一个理论家而且还当作一个开口说话的证人来加以倾听,他令人困惑地说出了自己幸存的危机:“弗洛伊德的特别的力量在于力图说出或者尝试说出‘无法说的东西’(what could not be said),因此在面对不能说的东西时拒绝保持沉默。”在这个不可能言说的基础上,心理分析理论和创伤通过这个视角确实会合了。

  一方面,创伤具有“不可接触性”(inaccessibility),抵制充分的理论分析和理解;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启了一个视角,探讨“创伤创造可能的幸存的方式”(the way in which trauma can make possible survival),探讨通过医疗的、文学的、教学的方法介入这种可能性的途径。创伤经验不是“一个神经质的歪曲”(a neurotic distortion)。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创伤不是仅仅被经验为“压抑”( repression)或“防御”(defense), 而是还被经验为“时间的延迟”(temporal delay),它把个体带出了最初的震惊。创伤是重复遭受事件的伤害,但也是持续离开事件发生的场所。因此,对于事件的创伤性再经验带着劳布说的“见证的崩溃”或了解的不可能,正是后者最初建构了创伤。通过具有这种来自经验事件本身的了解的不可能性,创伤开启了一种新的倾听类型和见证类型,也让我们尝试挑战一种新的倾听类型和见证类型,这就是对不可能性的倾听和见证。

  如何倾听不可能的东西?这种倾听的一个挑战当然就是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选择:能够倾听不可能性,也就是在通过知识把握它的可能性之前必须被它选择,这是它的危险——创伤“传染”的危险,“听者被创伤化”(the traumatization of the ones who listen)的危险(Terr, 1988)。但是,这也是它仅有的传播可能性。劳布以一个临床医生的身份说:“有时候不要知道太多反而好。”(Laub, 1991)“倾听创伤的危机”(to listen to the crisis of a trauma)不仅仅是“听”(listen for)那个事件,还是从证词中听幸存者如何离开了事件;治疗性的听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听这个离开。

  对创伤的心理分析的和历史分析的最后意义在于这样的暗示:内在于创伤的固有的离开——离开创伤最初发生的时刻——也是超越/穿越由事件强加的“孤立”(isolation)的方法:创伤的历史,就其固有的延迟性而言,只能通过“听另一个创伤”(the listening of another)而发生。超越了自身的那种创伤言说的意义,涉及的不仅是个体的孤立(隔离状态),而且是更大的历史孤立(隔离状态),后者在我们的时代是“在我们的文化层次得到交流的”(communicated on the level of our cultures)。这样的言说,可以在弗洛伊德从其流放英国开始就坚持写作的《摩西与一神教》中发现,也可以在一种文化中的灾难幸存者向另一种文化中的幸存者讲述的时候发现。这样的言说和这样的倾听,即从创伤的场所来言说和倾听,并不依赖于我们相互间简单地了解的东西,而是依赖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关于我们创伤化过去的东西。换言之,在大灾难的时代,创伤本身可能提供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是作为对于别人过去的简单理解,而是——在当代史的创伤内部——作为我们通过所有人对于自己的偏离进行倾听的能力。

  

    注释

  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编译自Cathy Caruth(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2.

  [2]这段话见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这里引用的是中文版的〔奥〕弗洛伊德著《自我与本我》,徐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第8页。

  [3]〔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张敦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86页

  

本文出自《文化研究》第4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