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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纳德·金对现代日本赴欧日记的研究——以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为中心

冯新华
内容提要 唐纳德·金在《现代日本人日记》中论述了森鸥外和夏目漱石赴欧日记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森鸥外的日记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明快的基调,在日记中,森鸥外的思想底色是期待和欣喜。而夏目漱石的赴欧日记则充满了抑郁和烦躁的情绪。唐纳德·金对森鸥外和夏目漱石日记的研究是体验性研究与外位研究这两种姿态与立场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唐纳德·金;森鸥外;夏目漱石;外位立场

 

     19世纪中期日本门户向西方敞开以后,日本人开始较大规模地被迫或自愿走出国门、走向欧美诸国,为完成日本政府的公务或实现个人的愿望而留迹海外。其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海外足迹写进了日记,无论是转述事实还是抒发情感,这些日记均成为当时日本人的思想回音,也成为海外学者考察日本对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1]被称为“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19222019)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史倍感兴趣,他非常重视那些潜藏在日记中的思想回音,写出了《现代日本人日记》(Modern Japanese Diaries)。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派往外国的使节、旅行家、作家、政治家等各类人物的日记进行论述。在这些记主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日本作家: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他们与芥川龙之介一起,被称为日本近代“三大文豪”,在日本和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其他记主相比,他们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唐纳德·金阅读和研究日本文学的“期待视野”,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去探测那些从作家内心生发出来的东西,它们能使我懂得他们,并能从人群中认出他们。对他们本身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了解他或她所生活的世界。”[2]唐纳德·金认为,这些日记是了解近代日本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而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赴欧日记又流露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前者是欣喜,后者是抑郁,这也使他意识到跨文化书写的复杂性。唐纳德·金的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  森鸥外的“欣喜”之旅

  唐纳德·金发现,森鸥外的赴欧日记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明快的基调,这体现在他对行程各个阶段的记叙之中,带着青春朝气的森鸥外愉悦地书写了他的赴欧学习过程,其中既有出发及沿途的经历和感受,又有抵达欧洲后的所见所闻所想。他略带夸张地指出,森鸥外在船上的每一瞥几乎都会促使他去做一首汉诗。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出,船上生活比他在家里的生活要愉快得多。

  

    船上的生活不像家里那样忙碌

  我得到了充分的睡眠,醒来时,黎明透过了舷窗。

  一个男孩按了几次铃,把我从床上叫醒。

  并且递来咖啡,香气扑鼻。[3]

  

    唐纳德·金分析道,毫无疑问,被丁丁当当的铃声吵醒比被号角声吵醒更惬意,能喝上乘务员送来的咖啡也令人愉快。他的另外一首汉诗则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当天气炎热时,一位乘务员走过来打开了他头顶的风扇。按照唐纳德·金的说法,年轻的森鸥外在船上过着绅士般的生活。

  在香港,森鸥外参观了公共花园、动物园以及医院,却没有获准去参观英国的军营。就像之前到达那里的日本参观者一样,他对英国人把香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改造成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印象深刻。唐纳德·金翻译了他的两句汉诗来说明这一点,其大意如下:

     

     谁能预料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割让给英国后有一天会停满数不清的船只[4]

  

    在接下来的航程里,森鸥外继续被这种外来者的改造感动,他对西贡和新加坡的访问加强了对西方列强的钦佩之情。

  当森鸥外到达德国后,他与欧洲同学和朋友相处融洽,这是以前很少有日本学生经历过的。在德国的时候,森鸥外经常去剧院看德国戏剧,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听不懂戏剧对白,即使古典戏剧也是这样,这是对他精通德语的肯定。森鸥外在日记中偶尔会称赞一个演员,但他在剧院的主要兴趣是与他周围的德国观众分享快乐。

  这种欣喜的、积极的心态让森鸥外在德国生活得非常愉快,正如唐纳德·金指出的那样:“大概没有比森鸥外更早的赴欧游客能像他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生活中。他在德国度过的第一个元旦,并不是在悲伤地想自己离日本有多远,而是在与德国人寻欢作乐。”[5]唐纳德·金勾勒出了一个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的森鸥外形象,在金笔下,他不仅同德国人和他的日本同伴往来密切,同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所交往,他提到了美国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森鸥外在一次招待会上继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美国人发表演讲之后也发表了演说,但他感到观众没有表达出应该表达的敬意,对此他写道:

  我陈述到,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非常欣赏德国的文学和军事制度,今晚的聚会充分满足了我长期渴望的梦想。尽管我的演讲一点也不比那位美国医生差,因为他的德语谁也听不懂,但令我懊恼的是,我的雄辩并没有使听众感到惊讶。总之,我仍然缺乏足够的自信。尽管如此,军医穆勒还是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慷慨地表扬了我一番,然后,他面朝人群用洪亮的声音喊道:“这是我训练出来的学生”,他似乎很是为自己的业绩感到高兴。[6]

  很显然,德国人对森鸥外很是满意。森鸥外遇到的各种外国人似乎都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在各种异国朋友当中,森鸥外自然和德国人的关系最为亲近,其中包括他的老师、低年级学生还有女房东以及至少一个女性朋友。从森鸥外的日记中可知,在1886年的1月20日,人们为庆祝森鸥外24岁生日而举办了一个聚会。他收到了不少礼物,其中就有罗伯特·柯尼格的《德国文学的历史》。唐纳德·金指出,这些虽不是精美的礼物,但之前森鸥外在日本似乎没有收到过任何生日礼物。在《德国文学的历史》扉页,军医题了一首诗,其大意是:学日语太难了, 但是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我们亲爱的学生。愿这本书能使他回想起他在德国的岁月!”唐纳德·金认为这首诗很蹩脚,但感情无疑是真挚的。森鸥外当天的日记总结道:“在那之后,在美酒和美味佳肴的陪伴下,我们在12:30分左右分手,今天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7]就在他离开莱比锡前往慕尼黑之前,当地朋友为他举办了一场有许多客人参加的晚会,从陆军医院的院长一直到下面的人都参加了。森鸥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祝酒辞期间,罗斯读了一首他自己写的诗。他哭了一半,停不下来。我也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当我们要分手时,他对我说:‘我对你的感觉和今天来的其他撒克逊医生不一样。我真的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请时常写信给我,告诉我你的近况。这样会使我得到安慰’”[8]面对友人们如此深情厚谊,唐纳德·金不无感慨地写道:“很容易想象这些话对年轻的森鸥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  抑郁:夏目漱石赴欧日记的情绪与表达

   在《出国作家们的日记》(Writers Abroad)这一章中,唐纳德·金显然是有意识地将夏目漱石的日记同森鸥外的日记进行比较。他在论述夏目漱石赴欧日记的开篇即指出,“没有哪两种日记比他们的更不同了,”森鸥外几乎恒久地保持着开朗的风格,而夏目漱石的语调是暴躁的,他几乎没有提到一件让他开心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当时他们到达欧洲时的年龄有关系。森鸥外到德国时只有22岁,但夏目漱石到达英国时已经33岁了。除了这两个人的性格之外,像森鸥外这样的年轻人要适应陌生的环境要比像夏目漱石这样的已婚男人容易得多。在平等的条件下,森鸥外能够与德国学生和其他学生交往。但由于年龄和自尊心等因素,夏目漱石从未与英国学生交往,实际上,除了他聘请的指导教师之外,也从未与任何其他知识分子有过交往。其次,两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1884年森鸥外出国的时候,正是鹿鸣馆时代的鼎盛期。在舞厅里面,日本上层阶级的人,都穿着欧洲服装,吃饭和跳舞均按照欧洲方式进行。当时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几乎不加任何批判地接受从西方而来的知识和礼仪。但是在1900年夏目漱石出国的时期,一股日本主义的思潮席卷了日本知识界,连夏目漱石这种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过它的影响。最后,森鸥外是以最健康的状态出国的,他在日记里甚至都没有抱怨过感冒。但是夏目漱石的日记里面则提到了他吃的治疗胃病的药,而这些药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夏目漱石的部分不良情绪可能既有心理上的又有一部分属于生理上的。

  夏目漱石只在很少的时候写日记,不像森鸥外,后者的日记几乎涵盖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漱石可能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日记将来不会以作品的形式出版,而是将来写作文学作品时使用的原始材料。这些记录通常是对他自己在某一天的所作所为或想法的简短提醒。例如,1900年11月12日的条目上只写着“乘坐地铁”。“听了Ker的演讲。”如果漱石先生能描述一下他第一次坐地铁旅行时的感受,那将会很有趣,但是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对于他在国外遇到的任何事情,他都不会说一句惊讶的话。如果他对威廉·p·克教授(William P. Ker)的演讲发表评论,也会同样有趣。他确实提到了八天后又听了Ker的一场有趣的演讲,但这是他赞美之词的极限。

  根据唐纳德·金的描述,夏目漱石于1900年9月8日从横滨出发。像几乎所有的日本旅客那样,他经历了短暂的晕船。唐纳德·金指出,夏目漱石对这一体验的记载,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成为了他在航海过程中乃至整个出国旅程中最为典型的态度:

  “我已经把高井和黑柳的作品装进了手提箱,想读点书,但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周围满是西方人的环境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我无法从俳句这样的东西中获得乐趣。[9]

  漱石酷爱俳句,他在赴欧洲时写了几首。他随身携带了高井几董(1741—1789)和黑柳召波(1727—1772)的作品,在前往英国时阅读这些俳句,表明他是在试图保护自己不受威胁他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周围的西方人,他无法读懂随身携带的俳句。唐纳德·金推测,这并不是指那些实际上在他的船舱里的人,而是指以某种方式产生的、弥漫在整艘船上的陌生气氛。

  唐纳德·金认为,如果被只会说英语的人们包围,那些研究英国文学的年轻学者可能会感到兴奋,他可能试着去进行一些对话,直至他抵达英格兰,但很明显,漱石一看到身边有那么多外国人,他的感觉接近于物理厌恶。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从离开横滨以来,除了和我一起旅行的人,到处都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个日本人,我觉得可能会很有趣,就和他说了话,结果发现他是在香港出生的葡萄牙人。当另一个日本人在神户上船时,我很高兴,但谁会想到,他原来是个混血儿,是一个英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生的。我从现在起不得不特别小心,否则我会犯严重的错误。小心脚下![10]

  对于这一段话,唐纳德·金做了深入的剖析:这些话里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使人难以接受,而且这还是出自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之手。动词“番う”(つがう,意为交尾)的使用,通常只用于动物配对,在这里表示对另一个不值得关心的人的蔑视。不幸的是,这是他当时典型的态度。夏目漱石先生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外国人使用了“毛唐”(けとう,意为洋鬼子,是日本对欧美人的蔑称)这样的词语,他对上海和香港的中国人也同样没有好感,因为他们的噪音打扰了他。他在香港一上岸,就直奔一家日本客店,尽管那里对他来说太肮脏了。

  但是此时日本旅客绝不少见,当他抵达新加坡,一位说日语的本地人带他参观了植物园和博物馆(夏目漱石宣称这儿“不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然后到松岛吃午饭。漱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里好像是日本城。我在有妓女卖淫的街上闲逛。它给了我一种有趣的感觉。”

  在锡兰的科伦坡,他租了一辆马车,参观了一处有圣物的寺庙。这儿的观感并没有让他满意,他记载到,沿路的行人把鲜花扔进他的马车里,反过来向他讨钱,并对他喊道:“日本!日本!”夏目漱石对这样的景象深感厌恶,他认为:“一个破败国家的人民是可鄙的。”

  夏目漱石对欧洲的书写也充满了抑郁和厌恶之情。比如夏目漱石对伦敦大气污染的描写:当你穿行在伦敦的街道上,吐痰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会有漆黑的血块。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吸入烟尘,把自己的肺染成这种颜色。每当我擤鼻涕或吐痰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唐纳德·金指出,早些时候到达英国的日本游客就曾经评价过英国的肮脏空气,当他们到达法国时,他们表示这一情况会得到缓解,那里的工业化程度还没有进行到相同的地步。唐纳德·金指出,夏目漱石与他们不同,尽管他也显然很不喜欢被污染的空气。他有着与之前评论者不同的复杂的感情。他对于为什么生活在如此糟糕的空气中的人们的皮肤如此白皙感到困惑,并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污染物减弱了阳光的强度。这就引出了他日记中最著名的一段话:

  我以为我看到一个长得特别丑的矮个子沿街向我走来,却发现那是映在镜子里的我的形象。直到来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们真的是黄种人。[11]

  唐纳德·金不忘将夏目漱石与森鸥外进行比较,他指出,如果想要在森鸥外的日记中找到类似的段落,那将是徒劳的。夏目漱石对于种族差异的感受导致了他对“毛唐”进行了严厉的描写,但有些时候在描写中也流露出他对自己的轻视。唐纳德·金对此进一步指出,这种态度所隐含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过。即使在他富有诗意的作品《草枕》中,每当身为画家的主人公将欧洲的某物与东方的某物相比较时,后者总是略优于前者。与日式豆浆进行比较之后,他表达了对精致的欧洲点心的厌恶之情。他宣称自己更喜欢中国诗歌,而不是《哈姆雷特》或《浮士德》,并坚信欧洲诗歌永远无法摆脱商业交易的束缚。唐纳德·金还分析到,如果夏目漱石(或《草枕》中的主人公)完全遵循日本传统,就不会有上述的冲突。但金指出,夏目漱石写的小说很少借鉴日本物语,而更多地借鉴了英美小说的手法。在他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他的职业是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同样,《草枕》中的画家也擅长油画技法,而没有遵循日本的绘画传统。在夏目漱石生活的年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精神冲突在这些被许多日本人体验过的矛盾中被展示出来。这也许是夏目漱石声望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夏目漱石发现,在欧洲的时候,自己身边的英国人对于英国文学的了解并不比他多。这或许又能让他感到些许的优胜,但唐纳德·金分析道,这并不奇怪,他是一个英国文学学者,而他身边的人大部分受教育程度很低。唐纳德·金继续深入地分析了夏目漱石的心理;当他把自己和英国的英国文学专家比较时,他无疑感到自己没有优势。所以,将自己和大多数英国居民进行比较,可能是他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

  你不能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就认为他们的文学知识一定比你的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忙于自己的家族事业,以至于没有时间去阅读一本文学作品或任何有关文学作品的书籍。他们甚至连看一份体面的报纸的时间都没有。和别人交谈时,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人们不想承认他们的无知。他们要么说自己太忙没时间读书来保全面子,要么继续假装懂文学。这无疑是因为,在他们心里,他们因为比一个日本人知道的少而感到惭愧。就我而言,我没有必要去探讨一个没有结果、对对方没有任何影响的话题,所以我习惯在适当的时候转移话题。[12]

  唐纳德·金指出,夏目漱石不可动摇的抑郁情绪,比任何一种特别的不愉快经历都更让他在英国度过了几乎从未中断过的阴郁日子,只有当他能够与日本某个意气相投的熟人呆在一起时,他才会感到轻松。他对英语的愤怒弥漫在他的日记里。他每周向威廉·克雷格学习,每次要付五先令。在后来的几年里,夏目漱石对这位莎士比亚学者的评价更高,但在当时的日记中他对克雷格最生动的描述是:“我去了克雷格的学校。我请他修改我的作文。他想要额外收费。他是卑鄙的。”

  唐纳德·金也感慨于他对英国人的苛评,并评论到,他对自己曾经寄宿过的各种各样的英国人的评论从来不是奉承,比如:“家里的人都去看狗展了。天气不好,正在下雪。这里的人就像动物一样,不注意天气。”

  他有时会被一些英国女士邀请去喝茶,根据金的转述,这些女士或者同情这个离家太远的日本男人,或者希望让他皈依基督教。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他写道:“埃吉尔太太请我喝茶。我必须走了。我讨厌这种想法。”唐纳德·金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夏目漱石写信说他被邀请到达利奇的一所房子里去住。雪下得很大,但他觉得非去不可。一到那里,他就被领进一间小客厅,一群小姐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除了坐下来,夏目漱石别无他法。唐纳德·金引述到:

  我看了看右边,又看了看左边,但我没有认出我周围的女人。我甚至不认识这家的女主人。我想她一定是个很粗俗的女人,竟然邀请一个日本人来家里做客。我想她邀请我是出于责任感。我也是出于一种负责任的感觉。茶被端了上来,我们谈论了一会儿绝对是非常庸俗的话题。这完全是浪费时间。西方社会是多么愚蠢啊!我想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一个古板的社会。一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快乐呢?[13]

  唐纳德·金不无感慨地评析到,夏目漱石在英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自己和英国人之间的差距。他写道:“西方人喜欢令人生厌的东西。他们也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一点从他们的剧院就能看出来。从他们的食物、建筑、装饰上也都能看出来。甚至从丈夫和妻子拥抱和亲吻的方式也能看出这一点。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缺乏机智和洞察力的原因。笔者认为,唐纳德·金所分析的夏目漱石的这种“抑郁”甚至有些“狂躁”的情绪,与夏目漱石当时整个心理状态非常温和,研究者已经指出,夏目漱石一生中周期性地出现过三次以上的抑郁症严重期(第一次是1894年,第二次是1900年伦敦留学中,第三次是1912年……)[14]他在赴欧日记中流露出来的抑郁情绪即是他伦敦留学时期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

 

  

三  体验性研究与外位研究:唐纳德·金的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看,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的研究,是体验性研究与外位研究这两种姿态与立场的辩证统一。“体验”是唐纳德·金特殊的文化身份造就的他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积极的体会与验证。“外位”一词来自巴赫金,巴赫金指出:“我没有从外部观看自己的视点,我没有办法接近自己内心的形象。”[15]正是由于这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他才提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强大动力,是弥补主体视域缺陷的有效途径。唐纳德·金的“外位立场”其实就是美国立场。

  在唐纳德·金对森鸥外日记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的生活体验对他的影响。根据他的描述,从日本出发后,森鸥外航程经过的第一站是香港。那儿有一个日本领事馆,森鸥外在去其他地方之前先去了那里。在那里,他吃到了一顿日本大餐。关于这顿饭,唐纳德·金从日记中看到了它带给森鸥外的深刻的印象。唐纳德·金特别指出,他写到了生鱼片、蔬菜、米饭和泡菜,这些都让吃了十天西餐的森鸥外的味觉得到了调换。虽然这是生活琐记,但对于在美国长大、后来又长年居住在日本的唐纳德·金来说,西方食物和日本食物的鲜明差别对唐纳德·金而言肯定是感同身受。除此之外,影响唐纳德·金解读森鸥外日记的还有他的阅读体验。根据描述,让唐纳德·金感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森鸥外当晚没有留在香港岸上休息,而是回到了船上睡觉。唐纳德·金在日记中给出的解释是森鸥外害怕强盗,耐人寻味的是,他还由森鸥外的行动联想到了1872年,奉命出使的成岛柳北同样在日记中如此解释自己不敢在岸上过夜的原因。他认为,香港晚上的确很危险,但这只是森鸥外日记和成岛柳北日记中众多相似之处的第一个。因为成岛柳北是森鸥外之前的日本著名的诗人,唐纳德·金由此推测说,也许他喜欢过去的诗人,他们寻找前人在诗歌中提到的地方,并且有意识地追随成岛柳北的脚步。可以肯定的是,唐纳德·金对成岛柳北的日记也非常熟悉。他在《现代日本人日记》中也编选了他的日记,并进行了有趣的解读。也是在阅读体验的指引之下,唐纳德·金书写了森鸥外对人的特别关注。他指出,森鸥外与许多在欧洲的日本人不一样,他对风景或自然美不感兴趣,而是对人的面孔表现出不同的兴趣,他几乎总是在讲述他们谈话的主题之前对他遇到的人的外表做一个简短的描述。不仅对欧洲人这样,对他在德国遇到的日本人也是如此。他对陆军大臣尾山岩尾的描述是“身材高大,肤色黝黑,脸上有麻子。他的声音很温柔,几乎像女人的声音。”唐纳德·金指出,“不用说,这只是对第一印象的简略描述,但这样的描述在当时的其他日记中并不常见。它们表明,森鸥外在德国期间的主要兴趣是他遇到的人”[16]结合自己的细读体验,唐纳德·金也发现了夏目漱石笔下稍微有些亮色的地方,他指出,不管怎么说,夏目漱石抵达那不勒斯似乎让他感到高兴, 他赞扬了圣吉纳罗教堂,并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庞贝宏伟的考古博物馆里不计其数的雕塑和出土文物。他只字未提那不勒斯湾或维苏威火山的景色,尽管游客们通常会为它的美景所折服。总的来说,夏目漱石对风景是漠不关心的,他很少对建筑或艺术作品进行描述,就连自己喜欢的作品,他也是仅仅用“非常好”或者“令人赞叹”来形容。根据唐纳德·金的引述,有意思的是,他似乎因为喜欢那不勒斯而感到尴尬。他解释说:“我想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所以印象深刻。”唐纳德·金对这个细微之处的观察也说明了夏目漱石日记色调的高度一致性。

  唐纳德·金对两人的日记均保持着冷静的反思,这体现了他的“外位立场”。在解读森鸥外日记的过程中,他曾就森鸥外对女人的描写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虽然森鸥外对别的日本男人与欧洲女人的轶事进行了描述,但对自己这方面的事情却没有提及。对于此,唐纳德·金认为,在他的日记里,不仅没有公开提到他与一个德国女人有过身体上的接触,而且他还把房东17岁的侄女特鲁德尔不受欢迎的友好态度,作为他在柏林搬家的主要原因。他写道:“晚上她会来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上聊天,还会做其他一些烦人的事情。”特鲁德尔总是宣称她宁死也不愿过平静的生活。她表现出了对学者的蔑视。这引起了森鸥外的憎恶之情,并在日记中表示:“我恨她,并避开她。”唐纳德·金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即使从森鸥外的叙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爱玩的女孩对他很感兴趣,并试图把他的注意力从书本上转到她身上。但森鸥外不禁拒绝了诱惑,还搬到了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居住。行文至此,唐纳德·金并没有止步于森鸥外的叙述,他冷静地进行了自己的剖析: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只有森鸥外的日记作为我们的信息来源,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刻板的年轻人。但是(很多人甚至对森鸥外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当他回来的时候,一个德国女人跟随着他去了日本,只不过比他晚了几天。但是森鸥外拒绝见她,于是他的兄弟们说服她返回了德国。唐纳德·金指出,森鸥外的日记中留有足够的空白,尤其是在他离开柏林前往日本之前的那部分时间。这段时间足以容纳一段恋情,当然,唐纳德·金也指出,关于这一推测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他还进一步论述到,森鸥外肯定对这个女人有感情,但拒绝在日本见她这一事实却与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很不相符。这表明,在森鸥外的意识里,他们的男女关系只是一种消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跟随森鸥外回到日本的女孩就是他的小说《舞姬》中女主人公爱丽丝的人物原型,而森鸥外自己就是小说故事中那个抛弃了自己情人的日本留学生。但是唐纳德·金也没有武断地附和以上说法,他指出,也有不少森鸥外研究专家认为《舞姬》不是根据森鸥外自己的经历,它的现实原型是另外一位日本军医。德国女人随后到达东京这一事实,再联系《舞姬》的发表,这些都使得森鸥外没有出版自己的日记。他害怕人们会把这位跟随而来的德国女人与《舞姬》联系起来,日记一旦出版,也会证实他们的联想。唐纳德·金推测到,森鸥外最初的日记甚至可能公开提到了爱丽丝,这是不发表它们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但现在原稿已经遗失。现存的原稿在一个专业的抄写者手中,它大致体现了森鸥外在国外的想法。直到1937年,也就是森鸥外去世15年后,这本日记才出版。

  对于夏目漱石的日记,唐纳德·金同样也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与评论。例如,他指出,夏目漱石虽然不断地把欧洲人的口味与亚洲人的口味做对比,并表现出对亚洲人的偏爱。然而,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信念。如果是的话,他肯定会放弃对欧洲文学的研究,潜心于俳句和汉诗的创作。尽管他反对盲目接受一切西方的东西,但他意识到,这个过程走得还不够远。他写道:

  他们说,日本三十年前就醒了,更重要的是,他突然跳了起来,就像听到火警一样。但这种觉醒并不是真正的觉醒。它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西方的东西吸收得太快,来不及消化。这不仅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政治和商业。除非它真的睁开眼睛,否则一切都结束了。[17]

  唐纳德·金风趣地写道,尚不清楚夏目漱石是否相信自己已经睁开了眼睛,但从他在日记其余部分所写的内容中,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什么能够抚平他所遭受的可怕的抑郁。他还在日记中看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1901年7月1日,他还在伦敦,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我心烦意乱。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患有某种神经疾病。”他指出,夏目漱石的抑郁使他无法享受在英国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抑郁的经历,他可能就不会创作出他晚年的杰作。

  

    注释

  [1] 冯新华:《镜像与还原:论美国学者笔下的日本人航美日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2]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p.4.

  [3] 同上. p.191.

  [4]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192.

  [5]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196.

  [6]同上. p.199.

  [7] 同上. p.200.

  [8]. P同上

  [9]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215

  [10]同上. p.216

  [11]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 p.218.

  [12]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220。

  [13]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222。

  [14] 张蕾:《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6期。

  [15]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86页。

  [16]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196.

  [17]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 p.222。

 

本文原载于《文化研究辑刊》2021年第4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