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初唐文士的政治、文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仕进的演进，从而影响有唐一代精英政治群体的构成与更替。首先，李世民、李泰集团相继以文学才名从事储争活动，这种政争形态引领了文学仕进的特殊宦路。其次，以贵戚朝官为中心的文学社群寄托着京中文士的仕进期待，其复杂面相折射出朝官内部对国家人事政策的异见冲突。最后，文权更迭的运行机制表现为文学与仕进的双向联动，两者的兼容互成是文学仕进的理想境界。从储位之争到后位之争乃至武周革命，初唐频繁政争的背后潜藏着文士与勋旧争权仕进的持久斗争，双方矛盾的激化导致文士阶层的政治跃升，这不仅开拓了文学仕进的空间，更为唐代的文学繁荣和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石。
关键词：初唐；文士；文学仕进；文学社群；文学权力
陈寅恪认为武则天破坏所谓关中本位政策，改变东汉以来门阀士族“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的传统宦路，转而拔擢文学之士入朝为官，造成精英政治群体的更替，从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然而对于这个重大转型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文士阶层自身发挥的能动作用，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再看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其对初唐文学的评价亦多倾向消极。基于对研究缺环及偏颇的反思，本文以“文学仕进”为核心视角，循着初唐几代文士的更迭轨迹，在政局、文场交织复合的语境下，在词臣嬗代的流动群像中，对文士的境遇与心态予以深描，复盘上层文学集团的结构秩序与演变情况，从而重新审视初唐文士之于唐代文学史整体脉络的意义。
一、 登瀛与汰斥：储争视域下的文学仕进
唐朝肇建，一批文士因文学才具而进用中枢。唐高宗年间，卢照邻为来济文集作《南阳公集序》，追忆前朝旧事：
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戚于两阶，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
所谓“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体现出时人对由文学以仕进的仕宦路径的认知，而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显然是其观念中的成功典范。毛汉光指出：“六朝重视文章，在选举时的实质意义不大……但是以文章为贤能的观念正在强烈地酝酿成熟。”这种政治文化的惯性在初唐进一步强化，以许敬宗为例，同僚袁思古言其“位以才升”，史家称其“进身以笔”，这与陈寅恪提出的经学致仕宦路殊途，是时代与个人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特殊际遇，且与储位之争密切相关。
卢序言“内兴文事”乃在贞观年中，唐廷对于“文”的讨论与建设直到太宗朝才集中展开。就武德年间的文学生态而论，朝廷以武统为工作中心，文学的意义及其建设未被予以充分的重视，然而诸王为了争夺储位，在武德时期即已热衷于争揽文士，据《新唐书·袁朗传》载：“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其中李世民个人的文化心态与人才观念影响尤深，《旧唐书·邓世隆传》载：“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武德四年（621），李世民以秦王府人员为班底，甄选十八人守本官兼秦府文学馆学士，虞世南、于志宁、许敬宗等均与列其中。南朝士人往往在诸王身边充当记室参军一类的僚佐，北朝后期以来也出现了贵族化、文雅化的倾向，隋炀帝对此多有承袭，李世民则进一步调整了这种传统，在朝廷体制之外构建出以自己为核心的私邸学士群体，以为储争张本，同时又强化规制，予诸学士以殊遇，一时士林艳羡，称文学馆学士为“登瀛洲”。
许敬宗是秦府文学馆学士中典型的文学仕进者。较之其他学士，许敬宗既非德高望隆的前朝重臣，又未久随太宗征战立功，显得有些资浅望轻。许敬宗出身士族，经学固然是其基本的素养，但他尤以文学知名，这也是秦王拔擢他的重要原因。许敬宗以高阳许氏为族望，然其族随晋室南渡以来主要居于江左，其六世祖许询为东晋名士，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祖亨在陈领大著作，祖母范氏博学有高节，考善心十五解属文，作品获得徐陵、隋文帝等盛赞，不仅长于撰述，并且藏书甚富，在当时颇有名望。易代之际的许敬宗流转于诸政权的文职中枢。史载许敬宗少时即善属文，在隋“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宇文化及杀善心之后，敬宗流转投奔李密帐下为元帅府记室。武德初，他又随李密归降唐朝，并获得与李世民密切往来的机会，文学馆的经历又对他的仕进产生深久影响。
魏王试图复刻秦府文学馆的成功经验，置文学馆以招揽文学之士。据《旧唐书·濮王泰传》载：“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余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魏王不仅擅长文学，也善于结交文学之士，这可以在新出《大唐赠太尉雍州牧故濮恭王墓志铭》中得到印证：“夙著聪敏，轶北海之流声；早擅文章，掩东阿之远誉。于是括词林而游刃，总儒肆以操矛。鸾文凤艳之奇，回翔于玄翰；玉策金縢之秘，昭晰于灵府。……该众妙于玄旨，综多能于群艺。加以情深□士，敬爱忘疲。类西河之拥彗，同南荆之置醴。”其中“拥彗”“置醴”的典故都着重颂扬魏王敬贤爱士。传世文献中，褚亮《奉和望月应魏王教》、虞世南《奉和咏风应魏王教》等均体现出魏王以文学为媒介联络朝臣的做法。
秦府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成功先例，为后继的文学仕进者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量。太宗支持魏王仿效秦府建文学馆，颇具怀旧色彩。秦府文学馆曾经是秦王争储的核心智囊团队，故朝臣自然会联想到武德末年的储位之争，太宗以这种方式支持魏王，其偏爱与纵容几乎不加遮掩。而魏王借机结交文士，“自和当年李世民、李元吉之分别开文学馆置学士同样有政治意图，除邀誉外还在培植私党羽翼”。于是朝中文士揣度政治风向，纷纷选边党附，其对于储争结果的心理预期，大体上也是以“登瀛洲”为对照的。旧文学馆成员亦参与其中，《旧唐书·濮王泰传》载：“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又《资治通鉴》载：“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都长于撰述，萧德言、谢偃都是弘文馆学士，特别是谢偃文学知名，当时与李百药并称“李诗谢赋”。由于修撰《括地志》，李泰不仅有了与朝中时俊密切往来的正当理由，还获得太宗的高度嘉奖，史载“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苏勖侄女是李承乾妃，其家族与李承乾集团似更亲近，然勖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亲历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血腥储争，对于太宗诏令李泰置文学馆之举措不可能不敏感，其动机或是确保家族与李承乾、李泰集团都维系一定的关系，避免孤注一掷导致没有回旋的余地。
对比李世民、李泰父子在储争中集聚文士的组织方式，有助于廓清相关文士以文学才名从事政治活动的储争形态。秦王、魏王对于文士的招揽，除本人用心搜求之外，均有关键人物充当为王纳士的中间人角色，这也是深入探究政治集团内部构成的突破口。
秦府文学馆方面，这一角色主要由房玄龄担任。《旧唐书·房玄龄传》载：“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史载房玄龄为秦王推荐者有薛收、杜如晦，他们成为文学馆最核心的成员。《旧唐书·薛收传》载薛收“与房玄龄、杜如晦特蒙殊礼，受心腹之寄”。薛收、杜如晦随太宗行军征战，出谋划策，立功颇多，杜如晦更被认为是十八学士之冠。除此之外，房玄龄与薛收是世交，又薛收是薛元敬的从父，故薛元敬入天策府署学士，与房玄龄、薛收大概都有关联；另有李玄道，房玄龄是其从甥，在李世民平王世充后入幕；另有杜如晦叔父杜淹，不在十八学士之列，由房玄龄推荐太宗收入幕府，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房玄龄、薛收、杜如晦、杜淹，以及引荐房玄龄给李世民的温彦博，都曾受教于隋代的思想家王通，这不仅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暗示了彼此共同的学统渊源。其他学士如于志宁引荐褚亮给秦王；颜相时兄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相时弟勤礼从敦煌公李世民平定京城，又师古子思鲁为秦府记室参军，可见其家族与太宗关系十分密切；虞世南与蔡允恭在隋同朝为臣，颇相交好，而许敬宗父又曾是他们的同僚。秦府文学馆学士群体的内部层次由此可见一斑。
魏王集团方面，这一角色相继由摄魏王府事的韦挺和杜楚客担任。据《旧唐书·濮王泰传》载：“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杜楚客墓志》已经出土，其志载：“迁授魏王长史，兼雍州别驾。雄风始赋，而梦田聊赏，屏星方驾，而桴鼓辍音。誉满四关，惠流三市。已而司会任重，文昌望隆。以君历职忠勤，超登礼闼。优诏褒美，擢拜工部尚书。”可见其声望及影响力。魏王集团成员包括李泰亲自出马争取的朝中力量，以柴令武、房遗爱为代表，他们或是勋旧之后，或与宗室联姻，另有韦挺、杜楚客要结贿赂的朝臣，所谓“文武群官”，则不少朝官文士参与其中。
岑文本、刘洎、崔仁师等是魏王在唐廷中枢的重要支持者，也是向太宗奏请立魏王为储君的重要人物。《资治通鉴》载：“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又崔仁师“密请魏王为太子”。牟润孙认为太宗、刘洎、岑文本与长孙无忌对魏王泰的态度差异“似当从魏王泰之接近南人喜好文学解释之”。其实岑文本并非一开始就坚定支持李泰，据《旧唐书·岑文本传》载：“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为侈不可长，上疏盛陈节俭之义，言泰宜有抑损。太宗并嘉之，赐帛三百段。”此事约在贞观十一年（637）之后。然而李泰不仅未对岑文本生起嫌隙，还积极争取到他的支持。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洛阳龙门所立岑文本撰《龙门山三龛记》盛赞李泰的学识与慈孝，碑中“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摛三赋，备万物于词林”的颂扬更显示出岑文本对李泰文学才能的欣赏。
武德、贞观朝的两次储位之争最终造成文士群体“登瀛”与“汰斥”的不同命运。秦王的文学偏好以及人才需求使文士获得了文学仕进的机会，而魏王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同样是其获得文学之士支持的关键因素。储位之争与文学馆的再现激发了文士群体对于“登瀛洲”的憧憬与热情，然而李泰党、李承乾党在储争之中两败俱伤，不仅粉碎了相关文士借势高升的期待，还招致沉痛的打击。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幽禁李泰，废魏王府，“泰府僚属为泰所亲狎者，皆迁岭表”。谢偃出为湘潭县令，同年病逝；杜楚客被废于家，授以虔化县令，不久去世；韦挺在贞观十九年（645）贬象州刺史。唐廷中枢的魏王支持者则遭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李治支持者的打击。贞观末年，刘洎遭褚遂良构陷致死，崔仁师遭褚遂良构陷而流放并州，岑文本则因劳累过度而卒于行军途中。除上述文士之外，永徽三年（652）十二月，李泰薨，次年初房遗爱、柴令武即因谋反伏诛，审理者正是反对拥立魏王的长孙无忌。至此，在贞观、永徽之际，随着李泰的失势与薨逝，魏王党核心成员接连遭到来自太宗与李治党的打压。
魏王集团的落败导致了相关成员对文学仕进身份的焦虑，其所标榜的文学亦被自我消解。岑文本虽然是病卒的，但是他对于可能到来的政治打击有一定的预判和警惕。据《旧唐书·岑文本传》载：“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其见待如此。”如果岑文本真心认为自己“久逾涯分”或“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就不会在储争中高调选边站位。岑文本因自己“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而感到不安，在新立储君的时间节点，又以“庸才”自我消解入仕所仰赖的文学才能的价值，足见其身份焦虑与储争覆败及其身陷的政治危机有莫大的关联。
二、 同僚与朋党：文学社群的双重面相
较之于储争这种异常而激烈的仕进路径，文学社群同样充当了由文学通往仕进的渠道。唐太宗、魏王等对文学的重视唤起了文学仕进的热情，京中文士以宫廷、王府、大臣府邸等为场域，形成了多样化、多层级的文学社群，繁复的文学社群和兴盛的文学活动为文士群体提供了文学仕进的社交平台，其中蕴含对人事问题的高度关切。
作为贞观朝京中文会的两个中心，于志宁府、杨师道府寄托着文学仕进的热切期待。雅好文学的贵戚朝官在宫廷外率先引领文会之风，《旧唐书·于志宁传》载：“志宁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后进文笔之士，无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荐达，议者以此少之。”又《旧唐书·杨师道传》载：“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转吏部尚书。师道贵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贵势及其亲党，以避嫌疑，时论讥之。”在这些文会场域中，文学不仅是社交纽带，也是毛遂自荐的依凭。而“后进文笔之士”“当时英俊”通过“影附”和“文会”，展现才能，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希望得到贵戚朝官的“荐达”“委练”，体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并非所有文士都有机会得到皇子的赏识，故亲附有影响力的朝臣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替代项，然而于志宁、杨师道似乎都对引荐行为较为保守甚至忌讳，因此这些文士也多未能如愿，而所谓“议者”“时论”的存在，正体现了相关文士寄予的厚望。
在野文士希望融入朝官的文学社群以求仕进，而朝官文士欲凭文学以图升进，其现实难度亦非寻常，面对那些高不可攀的阀阅勋望，文学之士往往徒然歆羡而已。在于志宁府的一次文会中，宴主与令狐德棻、封行高、杜正伦、岑文本、刘孝孙、许敬宗等分韵赋诗，这些诗作以颂扬宴主为主基调，其中许敬宗诗云：
倦游嗟落拓，短翮暮追飞。周醪忽同醉，牙弦乃共挥。油云澹寒色，落景霭霜霏。累日方投分，兹夕谅无归。
此诗首联表达了作者对于志宁的仰慕之情，所谓“短翮暮追飞”是其自谦以颂宴主的客套，却也符合二人身份悬殊的实际。根据彭庆生的考证，这次筵宴大致发生在贞观五年（631）至十年（636）冬，或贞观十二年（638）至十三年（639）冬。许、于二人曾经同为秦府文学馆学士，于志宁比许敬宗只年长约四岁，然而于志宁在贞观三年（629）即担任中书侍郎，又成为太子左庶子，教导储君，而许敬宗直到贞观八年（634）才任著作郎、兼修国史，还因此喜谓所亲云：“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却又在贞观十年贬洪州司马。造成这种宦路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于志宁自晋阳起兵之初即已响应义军，在李世民初开幕府时即为其僚佐，无论是与太宗的交情还是立下的勋功都远超许敬宗；另一方面，于志宁出身河南于氏，祖上于谨为西魏八柱国，其族乃关陇集团中顶级的阀阅，而许敬宗出身江左，在唐又进身以笔，“乃属俘虏家臣性质”，故二人的政治境遇殊为不同。
作为严肃政治生活的补充，这种文会是朝官文士建立和巩固私谊的重要平台。贞观十五年（641），令狐德棻转太子右庶子，后来李承乾被废，令狐德棻随例除名，久未收叙，敬宗上表陈言为其说情，故令狐德棻在贞观十八年（644）起为雅州刺史。这说明他们私交不错，而同僚文会正是他们建立和巩固社交关系的生动案例。反倒是许敬宗此时艳羡的宴主人于志宁，由于政治形势和身份立场的变化，在高宗朝“废王立武”事件后，被许敬宗构陷为长孙无忌党羽而左迁，这也体现出社群关系的复杂性。
安德山池宴集的文学社群折射出贞观末年的储争余波，社群成员在身份关系上表现为同僚与朋党的双重面相，在应酬唱和中抒发出仕进与隐逸的矛盾心态。贞观十八年春，安德郡公杨师道在其私人园林设宴，岑文本、刘洎、褚遂良、杨绩、许敬宗、上官仪、李百药等与宴，规格颇高。有学者认为这次宴集赋诗充分展现出初唐以隐逸为雅言的士林风尚，倘若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则这次游宴文会其实是暗潮汹涌的。贞观十七年（643），太宗立晋王李治为新太子，宣告了魏王党储位之争的失败，而在次年的这场文会中，原魏王党岑文本、刘洎与新太子党褚遂良同宴赋诗。在这场由第三方主办的宴赏文会中，双方搁藏政治矛盾，吟咏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岑文本赋诗云：
甲第多清赏，芳辰命羽卮。书帷通竹迳，琴台枕槿篱。池疑夜壑徙，山似郁洲移。雕楹网萝薜，激濑合埙篪。鸟戏番新叶，鱼跃动清漪。自得淹留趣，宁劳攀桂枝。
刘洎赋诗云：
平阳擅歌舞，金谷盛招携。何如兼往烈，命赏叶幽栖。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春晚花方落，兰深径渐迷。蒲新节尚短，荷小盖犹低。无劳拂长袖，自待夜乌啼。
褚遂良赋诗云：
伏槛丹霞外，遮园焕景舒。行云泛曾阜，蔽月下清渠。亭中奏赵瑟，席上舞燕裾。花落春莺晚，风光夏叶初。良朋比兰蕙，雕藻迈琼琚。独有狂歌客，来承欢宴余。
三人均表达了对宴主人吏隐形象的颂扬，在储位之争尘埃落定之后，凭借山池与诗酒，各方似乎都获得了短暂的放松。纵向而论，安德山池宴集诸公固然承袭了晋宋以来的诗学传统和审美理想，但横向来看，险恶的政治现状也是刺激他们憧憬和讴歌隐逸生活的重要触发点。《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八年秋八月“丁卯，散骑常侍清苑男刘洎为侍中，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中书侍郎马周并为中书令。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预朝政”。太宗这一人事安排照顾到了矛盾的双方，对刘洎、岑文本等储争中落败的一方，尤其有息事宁人的安抚意味。但这次文会是当年春天举办的，其时这些人事变动都尚未公布，三人的职位基本维持储争时的局面。贞观十七年五月，黄门侍郎刘洎上言：“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又强调了太子增加文学修养的必要性：
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综宝思于天文，则长河韬映；摛玉字于仙札，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谕二也。
太宗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参与储争的各方朝官又有了同一的目标，即辅佐储君。然而储争背后的矛盾只是被暂时压制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调和，两年之后，褚遂良即诬奏刘洎致其伏诛，无论这次事件是太宗授意还是褚遂良主谋，其杀意都是积蓄已久的。
双方矛盾的关键在于人事问题，这不仅涉及各方的身份立场，更体现出其对国家用人政策的异见冲突。贞观十一年（637），刘洎即上疏云：
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至于懿戚元勋，但优其礼秩，或年高耄及，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致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
又《旧唐书·岑文本传》载：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㧑挹。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又《旧唐书·韦挺传》载：
太宗尝谓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独朕意耳，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陈谢曰：“臣驽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勋非旧，而超处籓邸故僚之上，臣愿后之，以劝立功者。”太宗不许。
刘洎对懿戚元勋“久妨贤路”的不满直言不讳，并积极进言以求改变；岑文本虽然久在枢揆，但是仍然为自己“出自书生”“南方一布衣”“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而感到忧惧；韦挺少时与李建成相友善，因此也非太宗勋旧，但他本人出身显赫，故对于这种秩序并无强烈不满，而是希望在这种秩序中攀登至更高的势位。三人对于“勋旧”问题的看法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自我的身份意识也未必一致，但是殊途同归。而从其反对方看，长孙无忌自是勋旧势力的领袖，褚遂良虽然是南方文士褚亮之子，但是其父为秦府故僚，且从征立功，在武德时期就已颇受倚重。尽管太宗在即位之初即作出“朕于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的表态，但他亦难以贯彻这种说法，最终造成“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的局面。魏王集团多文学之士，驱动他们参与储争的重要动力即是文学仕进的愿景，以及由仕进困难而积蓄的不满。尽管储争已经结束，但是这一人事关切显然未能得到化解，而是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通过对太宗朝李泰党与高宗朝则天党社群关系的梳理，可以揭示出唐初政争频繁的背后勋旧势力与文士新兴势力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在高宗朝的后位之争中激化，以“废王立武”为标志性事件，实现了文士阶层对于勋旧势力的一次关键反扑。汪篯先生提出一种重要猜想：“刘洎为贞观十九年时无忌、遂良之敌对党，刘洎之余党李义府复是永徽六年时无忌之敌对党，贞观十九年时拥戴魏王泰者如岑文本、刘洎俱是知名之文人，而永徽六年翊赞武后者如许敬宗、李义府又多属此辈，然则刘洎所领导者与李义府所领导者，或有更多的渊源，似不无蛛丝马迹可寻。”李义府和许敬宗是后位之争中武则天的重要支持者。李义府也是文学仕进之士，他因善属文而被李大亮表荐，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都称荐他，故他与魏王党确有渊源。马周亦多次就勋旧问题向太宗进言：
臣又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虽其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
又言：
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
马周出身寒门，对朝廷重出身而轻才具的政治现状更有切身的体会。《旧唐书·韦挺传》载：“初，挺为大夫时，马周为监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礼之。至是，周为中书令，太宗尝复欲用挺在门下，周密陈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寝。”如上文所述，韦挺对勋旧所主导的政治秩序并无不满，故对出身远逊于己者颇不待见。在贞观十八年（644）秋的高层人事调动中，马周与岑文本同时成为中书令，承担诣东宫的任务，则马周可能也和储争有密切的关联。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也曾上言劝谏太宗不可专宠李泰，但并不能排除他和岑文本一样转变态度的可能，更何况他与刘洎对于用人政策显然持相近的见解。而马周、刘洎对李义府的称荐，正是源自共同的政见，这种支持与庇护对于李义府而言意义重大。作为刘洎、马周余党的李义府联合许敬宗，在高宗朝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党再兴后位之争，并赢得胜利，随后武后拔擢寒俊，网罗词臣，广泛任用文学之士，与此深有渊源。
三、 文柄与政柄：文权更迭的运行机制
文学仕进得以常态化的理论前提，是确立文学作为政治精英核心素质的地位。在历时视域下考察初唐词臣的文学权力的更迭序列，可以对其嬗递脉络有更清晰的认知。唐初“文治”建设对于文学的关注，首先即在于新朝的“文”要对接“治”的价值和规范，也即文学意识形态与庙堂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于攸关死生的朋党斗争，文场意识形态的角逐同样干系重大，国朝该如何认识旧文学，又该倡导和建设怎样的本朝文学，成为唐初君臣共同面对的难题，共识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表现为文柄与政柄的纠缠互动，并由此呈现出观念的分化和流变。
从实践层面来看，贞观朝中枢词臣的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可能实现相辅相成的。如《旧唐书·岑文本传》载：
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礼，文本上《藉田颂》。及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其辞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初，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至是，文本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时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免职，顷之，温彦博奏曰：“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冀蒙复用。”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
麦大维认为：“宫廷对文学的重视并不是孤立的，整个官僚与选官体系中，写作技能都极富名望，为皇帝撰写公文地位尤其崇高。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唐初担任此职的几位学者均被后世奉为楷模：高祖朝的颜师古、陈叔达；太宗朝岑文本（595—645，谥‘献’）。其中岑文本的作品直到九世纪末还广受称颂。”岑文本通过文学仕进，运用文学才能增强政治权力，受到太宗拔擢，负责书写“诏诰及军国大事”，并且“专典机密”，由此融会文学和政治二权。在史家的叙事框架中，岑文本的政治生涯成为文学与仕进相联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在唐初儒学复振的背景下，文学的意义及其影响又是被警惕和鉴戒的。贞观君臣试图挖掘旧的文学遗产同列朝覆亡之间的内在因果，相较于对“治”的追求，“文”的意义是可以按照需求而被随时消解、鄙薄乃至污名化的。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公开宣称其所好者唯有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六月，太宗、杜淹、魏徵讨论礼乐之作与治之兴替的关系，聚焦于《玉树后庭花》《伴侣曲》的定性问题，太宗持见异于杜淹，否定了“亡国之音”的说法，魏徵附议，多年后却又在其所撰《隋书·文学传序》中重提“亡国之音”。同月，太宗与魏徵等侍臣讨论隋炀帝文辞与行事的反差及其恶果。又太宗就扬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等作品与房玄龄谈“词理”与“政理”的问题。又十二年（638）三月，著作佐郎邓世基表请集太宗文章，太宗却指出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却无德政。贞观君臣围绕“文”“治”关系讨论的频繁出现，以及君臣观念的难以自洽，体现出这一阶段唐廷文学观念的反复与徘徊。这种游移不定对一般文人的仕途命运造成了负面影响，如卢照邻《释疾文》忆起贞观时期的政治情势：“文臣鼠窜，猛士鹰扬。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从梁。”当时文士的政治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朝官文士内部又因话语权的争夺而形成分化，君臣关于“文”“治”的讨论衍生出“南”“北”话语权的角逐。文学要“化成天下”，这是南北史家达成的共识，但在对列朝文学的脉络梳理中，他们却搭建出褒贬不同的两种文学史架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要符合儒学的精神和规束，这是贞观朝“文”“治”论争的基点。祖籍南方的史家姚思廉对江左文学尚无微词，而北籍的魏徵、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史家则纷纷谴责南朝文学背离了儒家的雅道和典则，过分追求形式上的绮艳靡丽，在思想情感上却变得流俗浅薄。一种貌似折中却并不符合实际的话语由此应运而生，“《隋书·文学传序》对南北文学的论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南北融合’论的基础。……南北双向融合的审美理想，掩盖了北方效法南方文学这一单向的历史进程”，北人将文学与政治的伦理进行捆绑，建构并强调所谓河朔文学的“理”“义”之长，以对垒南方的“词”“文”之长，从而贬低南方文学，并示意本朝文学应以所谓北方传统为内核，这种文学史观占据了舆论的主流。
这体现出北人对庙堂话语权的高度掌控，无论是对文学本身的警惕，还是对南方文学的批评，其目的不完全在于检讨文学本身，而是为了获得对本朝文学的主动与主导，进而提升其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唐承隋统，而隋出北周，其统治集团在军政上占据优势，在文学上却逊于南方。不过北朝后期以来，已逐渐显出文雅化的趋势，据《文镜秘府论·四声论》载：“及肃宗御历，文雅大盛……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则材料描述了北魏、北齐的文学成绩。又《隋书·文学传序》云：“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亦颂北魏、北齐文盛。周灭北齐之后，杨隋篡周，继承、整合周齐文化，旧北齐系文人卢思道、薛道衡等在隋朝文重一时，而炀帝好文，又多留意招引才学之士。这股重文的士风起自北朝后期，隋唐因袭，与南方的文学传统一起，塑就了初唐朝廷基本的文化氛围，至于唐初诸王招士开馆，亦与此脉络相关。北人作为军政方面的征服者，之所以要在文学史上大做文章，正是为了避免沦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关系到新朝的正朔与北士的体面，其文学史观正是这种心理作用之下的产物。不过北人在话语权上的强势并不能改变南北文人、文学的实际格局，故不免造成实践与理论的割裂，即南方文学之士及其文学风格在文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太宗、魏徵等北人自身的创作也带有强烈的南方色彩，但是在庙堂话语权的实际争夺中，南方的文士、文学又难以获得充分的认可。这一矛盾带来的影响不仅作用于文场，也导致了南方文士在政坛的尴尬处境，即形成所谓“东南儒生在太宗时多备顾问，鲜有大用者”的人事格局。
作为南朝遗老中的文学耆宿，虞世南的因应策略颇具示范意义。《旧唐书·虞世南传》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虞世南曾经嗜慕徐、庾，雕文绝世，然而他很早就洞悉了贞观朝政治与文学的形势，因此在诸史文传序之前，他即已积极响应贞观君臣的讨论，以及北人倡导的文学伦理。虞世南积极谏阻唐太宗创作宫体诗：“圣作虽工，体非雅制，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又云：“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这体现出虞世南主动去南朝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他又锐意鼎革，将诗风调整落到实处。论家对此颇有觉察，“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在唐则藻思萦纡，不乏雅道。殆所谓圆融整丽，四德具存，治世之音，先人而兴者也。”“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这不仅反映了虞世南的创作转向，更蕴含着他颇为不凡的政治洞见。
多年之后，同为南方文学精英的许敬宗对这种困境作出了更为强硬的回应。许敬宗通过《芳林要览序》盛赞南方系的文学传统及其成就：“宋、齐已降，迄于梁、隋，世出凤雏之客，代有骊龙之宝。莫不言成黼绣，家积缣缃，盈委石渠之阁，充牣蓬山之府。”同时激烈批判北方文士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重浊为气质，以鄙直为形似，以冗长为繁富，以夸诞为情理。激浪长堤之表，扬镳深埒之外。词多流宕，罕持风检。庸生末学者慕之，若夕鸟之赴荒林；采奇好异者溺之，似秋蛾之落孤焰。奔激潢潦，汩荡泥波，波澜浸盛，有年载矣。”杜晓勤指出此序批评唐初魏徵等人用北朝诗风纠南朝之弊的做法，是因之与许敬宗等人“颂体诗”的审美标准不侔。刘顺则认为许敬宗以“文质”意涵的重新理解，尝试完成文学近体化或南方化的合法性证明。许敬宗也从“化成天下”的基点出发，通过文学脉络的梳理与价值序列的重构，在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了贞观朝北人主导构建的体系，主动确立起南方系文学的地位。然其意义又不止于此，如果将《芳林要览序》放置于贞观以来唐廷“文”“治”及其衍生的“南”“北”论争的演变脉络之中，则《芳林要览序》不仅是许敬宗对颂体诗审美价值或文学南方化合法性的自我论证，更是对贞观以来遭受话语压制甚至污名的政治反拨。
文学与仕进的终极指向分别是“文柄”与“政柄”，而两者的兼容互成则是最理想的状态。“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作为后位之争的胜方，以许敬宗为代表的朝官文士成为高宗朝的政坛权臣，而政治权力的扩大也提升了他们的文场地位。许敬宗在贞观后期渐蒙重用。贞观十七年（643），许敬宗因修武德、贞观实录功成，封高阳县男，权检校黄门侍郎。这一时期，刘洎、崔仁师、韦挺等均为门下省要员，许敬宗身陷储位之争的风波中心。储争结束，许敬宗成为太子右庶子，“在东宫，职拟中书令”。又《旧唐书·许敬宗传》载：“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由于这次突发的调动，许敬宗成为继颜师古、岑文本之后唐廷又一位撰作王言的大手笔，其后又因后位之争成为高宗、武后的心腹重臣。随着政治势位的上升，许敬宗也获得了更大的文学权力，同时他又积极运用和发挥这种权力，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政坛与文场中的地位。在高宗朝，许敬宗编纂总集类书《东殿新书》《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等，“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上官仪、李义府也参与其中，他们都是当时的文场宗主。李义府、许敬宗自是立武派的核心成员，孟宪实据《上官婉儿墓志》推测上官仪亦持同一立场。许敬宗、李义府、上官仪又是所谓“龙朔变体”的核心人物，杨炯为王勃作集序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时任崇文馆学士。随着李义府被罢相流放，上官仪也被许敬宗构陷致死，许敬宗一人独揽文权，带来政治与文学风气的变化甚至争议，客观上也推动了朝野文学的激荡。“随着高宗、武后政治分歧的强化，许敬宗被符号化为一种政治立场的表征……王勃‘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判断提出于‘去许敬宗化’的特定时期应存有相应的政治考量。而四杰‘当时体’与许氏文风的相近，亦可佐证文学观念表达中策略选择的不可忽视。”而崔融、李峤、张说等都重视王杨卢骆的文学，则属于这种激荡的反响。
伴随着武周革命深入开展，更多的文学之士得以进用参政，依附于武后的威权，这一时期柄文与柄政之权的互动也表现得更为密切与激烈。举例而言，《旧唐书·刘祎之传》载：“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刘祎之“词藻精博，独冠当时”。郭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在武后废中宗的事件中，刘祎之与裴炎、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则天临朝，刘祎之“甚见亲委。……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高宗疾笃、太子监国之时，郭正一曾受命与裴炎、刘齐贤并于东宫平章事，而未见其亲附武后参与废帝之事，这也解释了他在则天临朝后被降职左迁，流配岭南而死，家口籍没，文集遗失的悲惨结局。刘祎之最终亦坐罪，他为开国元勋李宽撰写碑文，而此碑在武则天掌权时未立，即与刘祎之触怒武后而被赐死有关，直至开元十六年（728）此碑方得树立。当刘祎之受到政治清算，其文权亦被连带剥夺，甚至其作品都成为一种忌讳。
朝臣的政治权力终究是皇帝授予的行政之权，其柄文之权同样高度依附于皇权。据《通典·选举》载：“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武则天的文学观、人才观对唐代文人命运与文学发展产生了深久的影响，对此学界已有详论。葛晓音指出：“人们常将唐代文学的繁荣归因于太宗实行的科举制，但实际上真正使取士标准转向文史，通过选拔人才以壮大文人队伍，大力提高文学地位的还是武则天。”武则天以周代唐，有意抑制关陇勋旧势力，大量起用山东、河北、东南等地方文士，较之贞观朝，士人南、北身份标识在选人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淡化，重视文学身份则成为其时朝廷用人的一股新风。不过这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政治影响，被擢用的文士因势利导，积极发挥文学才能以侍奉取悦武三思、张昌宗等外戚幸臣，从而博得武则天更多的欢心。据《旧唐书·武崇训传》载：“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其时张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贵盛，时假词于人，皆有新句。”又《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载：“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武则天甚至诏令张昌宗引二十六位文学之士编撰《三教珠英集》，希望以此美事来掩饰张昌宗的丑闻。这固然给文官群体带来了一时的仕进机遇，然而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对文学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并不一定带来文人主体意志的强化，文人群体趋炎附势的做法也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作为珠英学士中的一员力将，张说也曾借势仕进，他参修《三教珠英集》出力甚多，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时临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面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威逼利诱，张说选择了坚持政治道德底线，拒绝诬陷魏元忠，因此仕途受挫，流放岭南。然而在神龙革命之后，崔融等数十朝官皆坐二张窜逐，而张说则受召回朝，重新开启了政治生命。
继许敬宗之后，张说成为唐朝文学仕进的又一节点性人物。张九龄《张说墓志》云：“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议，摈落文人，肤引雕虫，沮我胜气，丘明有耻，子云不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仰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又《旧唐书·张说传》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脽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指出张说“秉大政”与“掌文学”的双重身份，及其延纳后进文士的贡献。而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则需要放在建唐以来文学仕进的演进趋势下考察，同样作为文坛宗主式的人物，张说不再有岑文本式的身份焦虑，也无须忌惮许敬宗曾遭遇的人格质疑，从唐初秦、魏二府文士借由政争仕进，到武周革命许敬宗、崔融等仰赖武后威权，从文学与勋旧的矛盾，到文学与吏治之争，张说成为7世纪以来唐朝文学仕进的一个集大成者，他将儒术与事功融贯于文学创作之中，为后进文学之士树立了很高的典范，并极大拓宽了文学仕进的仕途通道。
四、 结 语
初唐文士的政治、文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仕进的演进。首先，武德、贞观年间的储位之争带来了由文学以仕进的特殊宦路，李世民、李泰集团以文学才名而开展政治活动的储争形态反映出建唐之初文士与政局的密切互动；其次，贞观以来逐渐兴盛的文学社群充当了连接文学与仕进的中间渠道，长安城中的文学社群与文会活动蕴含对人事政策的高度关切；最后，唐廷文权更迭的运行机制呈现为文学与仕进的双向联动，而柄文与柄政之权的兼容互成则逐渐定型为文学仕进的理想境界。从建唐之初到武周革命，朝官文士借由政坛与文场的历次斗争，完成了自身从俘虏家臣到柄文柄政的身份转型，更推动了文学意识形态从北方系到南方系、文化语境从经学化到文学化的转型。
初唐文士的文学仕进将文学与权力对接，不仅改善了文人群体的政治境遇，更为唐代文学的繁盛乃至唐代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武后主持中央政权之后使不预关中团体而工于为文者上升朝列，这一重大转型的出现绝非其突发奇想，而是长期的酝酿与实践所导向的一个结果。初唐文学仕进的整体趋势由政争而逐步显彰，从武德、贞观两朝的储位之争，到高宗朝的后位之争，乃至武周代李唐的社会政治革命，政争不断的背后，是建唐以来文学之士不断谋求政治势位、强化政治权力的历程。此历程又与同勋旧势力的斗争紧密纠缠，并屡遭挫败与压制，而矛盾的激化与爆发最终导向了文士阶层的政治跃升。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武后才最终确立了诗赋取士的选拔制度，大量拔擢并重用文士。伴随着一代代文士文学仕进的努力，文学日益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素质，这种风气由朝及野，辐射全国，随之而来的则是吏治派与文学派政治碰撞的加剧，旋又引出唐玄宗朝的吏治与文学之争，而陈寅恪所谓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实亦由此脉络而展开。
（注释请参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