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顾颉刚研读探讨《红楼梦》的往来书信与红学史上经典著作《红楼梦辨》的成书关系密切，从初版《红楼梦辨》到改版修订的《红楼梦研究》，书中内容、观点乃至举证、论证的过程都经过了俞平伯不同程度的修订，这些学术判断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是，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时究竟如何选取、组织这些“前期文献”撰成《红楼梦辨》的?在使用书信时又进行了哪些文字修订或观点修正?不经过细致地文本比对，恐怕很难厘清。同时，《红楼梦辨》与其修订本《红楼梦研究》存在哪些文字差异，内中反映着俞平伯对《红楼梦》相关问题的何种认识变化?同样需要经过细致地文本对照研究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进而还原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历程中的许多真实细节。

一、文本生成: 从应用文体到学术文体的转变

顾颉刚在《红楼梦辨》中多次提及俞平伯撰作此书的细节，“平伯做这部书，取材于我的通信很多”[1]，“平伯这部书，大部分是根据于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们通信……平伯的了解高鹗续书的地位，差不多都出于我们的驳辨”[2]。对此，俞平伯也不曾讳言:“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我给颉刚的信，都承他为我保存，使我草这书的时候，可以参看。”[3]1922 年2 月至7 月间，俞平伯陆续把来往信札中的材料整理写出，共得17篇，次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题名《红楼梦辨》。可见，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书信不仅是俞平伯撰作《红楼梦辨》的重要缘起，还为他谋篇布局、引证论证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素材。[4]这些被俞平伯摘引入《红楼梦辨》中的书信内容，主要承担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1)用于自述对相关人物、问题的评价和态度，比如在“论续书底不可能”的末尾，俞氏自引了1921 年6 月30 日寄至顾颉刚信札中的话，“但续作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也很不敢责备前人。若让我们现在来续《红楼梦》，或远逊于兰墅也说不定”，对高鹗续书“作较宽厚的批评”[5]。(2)用于提出和论证学术观点，比如他在“高鹗续书底依据”中，引用了顾颉刚1921年5月17 日来信中对高鹗续书的评价，“我觉得高鹗续作《红楼梦》，他对于本文曾经细细地用过一番功夫，要他的原文恰如雪芹底原意。所以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6]。(3)或用于说明撰作相关篇目的目的，比如“高鹗续书底依据”一篇即俞平伯所说，只为证实顾颉刚的一句话———“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7]。通过俞平伯与顾颉刚之间的往来书信，以及这些书信与《红楼梦辨》上下文的关联，我们可以观察到顾颉刚的观点、论断对俞平伯产生了不少有益的启发。书信中的文字被摘录、聚合成为《红楼梦辨》中的有机组成，这一过程不仅是书信文字的平面迁移，还意味着这些文字从书信这一日常应用文体进入《红楼梦辨》这一学术著作后必然面临着语体变化与内容改易。一方面，书信作为日常应用文体并不一定追求语言的凝练和内容的完全独创，因此俞平伯摘录书信文字用于学术论述时，需要对书信语言进行书面化改造，以达到更精确的意义传达。比如《红楼梦辨》上卷第四篇“后四十回底批评”中摘引了1921 年6月9日自己写给顾颉刚的信，原信中的文字如下:

雪芹是个寒士，是痛恶科名禄利的人，所以写宝玉也如此。兰墅是个热中的人，是进士，是御史(据适之考出) ，所以非让宝玉中了举人，他心里总有点不痛快……所以不知道在那里看见了一点线索，如你上回所说的“蟾宫折桂”之类，便以为雪芹原意如此，便毫无愧色的写了下去。[8]

我们将书中的文字与原信作一比较，可知两者间的差异。原信中说曹雪芹是“寒士”“潦倒不堪的”，但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证，所以在《红楼梦辨》中对曹雪芹的评价只说是“名士”，不再聚焦于曹氏的生活境遇，而是侧重表现他的风骨。俞平伯在书信中说高鹗是“热中的人，是进士，是御史”，所以不让宝玉中举心中总有点儿不痛快，高鹗究竟热衷什么?高鹗中进士与宝玉中举似乎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因此俞氏在《红楼梦辨》中改了说法，“兰墅是热中名利的人，是举人(将来还中进士，做御史)，所以非让宝玉也和他一样的中个举人，心里总不很痛快”[9]，既指出了高鹗热衷名利，又说明高鹗补续《红楼梦》时还只是举人，因此他写宝玉中举就有一种自我生活的比附了。显然，修订后的文字比原信中的语句更精准。一封书信的文字可以重复表意，多封书信之间也可以就同一件事、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申说，但学术著作却要求作者的行文简净，尽量减少冗余、重复的论述。因此，俞平伯在摘录书信文字时，会将重复内容不加说明地删节掉。比如，《红楼梦辨》中卷第九篇“《红楼梦》底地点问题”，摘引了顾颉刚于1921年6月14日和同月24日撰写的两封信中的信息:

大观园即随园之说也就打破了。———本来我在《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及《上元县志》上查，都没有说小仓山是曹家旧业。[10]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但他的“大观园即随园”一语，虽是不确，颇能于无意中兴起读者“宝玉即雪芹”一个观念，这也是他的功劳。我前次告兄大观园不在南京几个证据，数日以来，又续得几桩……[11]

信中原有的若干文字在《红楼梦辨》中均被删去了，原因是俞氏在上文中已经交代了顾颉刚写信“直接地证实随园决非大观园”的观点，此处就没有再次摘录相关表述的必要了。另一方面，书信作为日常交流的形式并不追求信息表述的完全准确和面面俱到，而学术著作则要求作者以相对严谨的态度和相对周全的举证去从事学术探讨。因此，俞平伯摘录书信内容时会进行“改订式引用”，必要时还会纠正书信中的讹误和模棱两可之处。比如1921 年6月5日，顾颉刚在致俞平伯的信中说了一段关涉“自传说”的话，其中不乏基于《红楼梦》情节的推测。俞平伯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一篇中摘引了这段话，并作了一番删改:

雪芹是曹寅的孙，我们又确相信雪芹即宝玉，而《红楼梦》是写实事的书，那么书中贾母即曹寅之妻，贾母入书时已近八十了。曹寅死时，年五十一岁，夫妇即算是同年……[12]

从俞平伯改订后的文字看，他与顾颉刚都坚持“自传说”的基本立场，但删去了《红楼梦》写曹家事“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贾政即曹颙或曹頫等几句，表明俞氏对“自传说”中以小说人物比附历史人物的做法尚有疑虑。俞平伯撰写《红楼梦辨》时还会对书信中交代不全、不清的内容进行补充论述，推动了学术话题的延伸拓展与知识密度的提升。比如，顾颉刚在1921年5月17日致俞平伯的信中，以《红楼梦》第五回中荣、宁二公所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和第十三回王熙凤梦秦可卿所说“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这祭祖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两条例证，论证“贾家的抄家”与前80 回中的内在勾连，俞平伯在“高鹗续书底依据”除了依照顾氏的论证思路，还列出了第一回《好了歌注》“陋室空床”一段，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中惜春所说“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一段话，第七十五回的“异兆发悲音”和甄家被抄等作为例证，认为“高鹗补抄家一节文字，本此。他写宁府全抄了，也本此”[13]。与顾颉刚信中所论相比，俞平伯的举证、论证无疑更为绵密。从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往来书信，到《红楼梦辨》的最终撰成，俞氏的红学观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提炼与升华。表面上看，这一文本的生成，是俞平伯多年来研读《红楼梦》所积累的学术思考不断更新与沉淀的结果; 但从深层而言，当他的红学观点从日常书信的表达形式转向专业的学术论述时，学术文体自身的写作范式便深刻地规约着学术话语的生成，进而影响到学术观点的呈现与文本内容的最终确定。

二、著述再版: 学术调适与新观点申说

1923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红楼梦辨》，1929 年又以原版再次刊印，两种刊印本的文字无差异，此后“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这书并未再版”，连俞平伯也感慨道: “现在有些人偶尔要找这书，很不容易，连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了。”[14]1950 年，俞平伯得到友人文怀沙的鼓励，又借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以资研究，棠棣出版社也同意《红楼梦辨》修正后重新付刊，《红楼梦辨》终于有机会再版了，即我们今日所见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与《红楼梦研究》的章节差异非常明显。俞平伯对《红楼梦辨》原有的三卷17篇进行了细致增删改订，“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篇名虽同旧书，却完全改写过，所以也算他新篇。共得三卷十六篇。原名《红楼梦辨》，辨者辨伪之意，现改名《红楼梦研究》，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15]。根据俞平伯的自述，我们查对《红楼梦辨》与《红楼梦研究》，可知: (1)被删除的章节，是《红楼梦辨》中卷的“《红楼梦》底年表”与下卷的“《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唐六如与林黛玉(附录)”“记《红楼复梦》(附录)”“札记十则(附录)”等5 篇。(2)新增补的章节，是《红楼梦研究》“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等4篇。( 3)经过大篇幅修改的章节，是《红楼梦辨》上卷的“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和中卷的“《红楼梦》底地点问题”两篇，在《红楼梦研究》中被改为“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和“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通过对读《红楼梦辨》与《红楼梦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俞平伯所描述的“有的全删，有的略改”[16]那么简单。他对原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修订和润色，即便是在题名相同的篇章中，文字上也常常展现出许多显著的差异。一方面，俞平伯在修订《红楼梦辨》时对原有语句进行文字改订和润色，使其表意更加准确和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比如，上卷第三篇“高鹗续书底依据”中原有“最初，颉刚是极赏识高鹗的……他底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大体上，也是很确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子细，不敢胡来”[17]的话，改订为“最初，颉刚是很赏识高鹗的……他底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大体上也是对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细致，不敢胡来”[18]。另一方面，俞平伯在修订《红楼梦辨》时，还删减了若干无助于问题探讨和举证论证的“闲话”，使得论述节奏更加明快。比如“论续书底不可能”一篇，有一段介绍《红楼梦》各类续书的话。俞平伯在修订时，明显觉察到这段话的“反复纠扯”，既说没有列举《红楼圆梦》《绮楼重梦》等续书的必要，却又花费笔墨加以讨论，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因此，俞平伯在修订过程中，将这些话全部删去不用。诸如此类的修改，在书中不乏其例。俞平伯在1925年1月26日《语丝》第11 期上发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一文结尾处说，“我常听见人评我的文章太缴绕……又曾听见人批评《红楼梦辨》一书太不断”[19]，从后来再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我们能够明显感知到他的确接受了时人的批评，秉持“明白和干脆是考证文字的两种美德”[20]的原则对书稿加以精简。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章节的调整与具体行文的增删改订，折射出俞平伯对《红楼梦辨》的强烈修订诉求。早在《红楼梦辨》初版印行后不久，俞平伯就发觉其中有若干错误，将其归纳为:“(一)本来的错误;(二)因发见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21]但因为“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22] 和“没机会去修改”[23]等原因，《红楼梦辨》在当时未能及时修订再版。如果说修订原书中的错误是书籍再版时的规定动作，那么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初版至再版的二十余年间的学术精进，便是推动他展开修订的内在动力。《红楼梦研究》不仅是《红楼梦辨》的再版，更是俞氏进行学术调适和新观点申说的载体。一方面，俞平伯跳出“文史互证”的逻辑框架，不将《红楼梦》简单等同于曹家生活的再现，反对以小说文本的叙事内容去比附曹家历史。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自我检讨，“曹雪芹底生卒年月必须改正不成问题，但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24]。言下之意，过去以《红楼梦》的叙事时间作为准绳来推算曹雪芹生卒年及曹家生活时间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一个学术观点的调整，必然导致通篇的修正。在《红楼梦辨》中的其他篇目，如“《红楼梦》底风格”一篇也提及“想做曹雪芹先生年表”[25]的话，在《红楼梦研究》中被改成“这曹雪芹先生年表，正不大好做哩”[26]。这些文字的修订虽不起眼，但彰示出俞平伯学术观点的调适已深刻触及对“自传说”的反思。另一方面，随着俞平伯对《红楼梦》文本和版本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高鹗续书说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1)对《红楼梦》后40回来历的看法有所调整。俞平伯起初认为后40 回的回目可疑，并非曹雪芹原意。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本文未成，回目先具，不合作文时底程序”[27]，他在《红楼梦辨》上卷第二篇“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中摘引了1921 年5 月4 日致顾颉刚信中的话，认为曹雪芹未有后40回正文就绝不会有后40 回的回目，戚序本80 回后无回目、无正文，正是原书的样子。可见俞平伯当时坚持《红楼梦》后40 回非原有，后40 回的回目亦非原有的判断。但是，我们翻开《红楼梦研究》去对照阅读，就会发现《红楼梦辨》中这一大段论述都被删去了，连同本节标题也从“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改成了“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从提出论据到删除论据，再到修改本节标题，一系列的文字修订折射出俞平伯对《红楼梦》后40回之来历的看法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不在执着于认定《红楼梦》原有的回目只有80回，而是认为曹雪芹曾构思过包括后40 回在内的全书回目，但程高本上的后40回并非全然出自曹雪芹之手。他在《红楼梦研究》中重新撰写了“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篇，其间提到“八十回书雪芹虽未整理得十分完全(见另文)，但他的确写了后半部，所谓后三十回是也。这件事我在当初没有料到，误认原作为他人所续”[28]，俞平伯的观点之所以发生转变，得益于他对脂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通过对脂砚斋评语的研读，从中搜检出一些有关《红楼梦》后40回的信息，由此改变了过去以后40回全为高鹗续补的观点。同时，随着俞氏对脂砚斋评语及后40回的理解不断深入，他愈发明确地认为后40 回的回目并非曹雪芹的原笔。(2)对高鹗续书的批判态度有所缓和。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对高鹗续书的批判是极为有力的，这些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高鹗续书底依据”一节中，比如他对“失玉”情节的批评:

“失玉”是不是好的方法，是另一件事。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方法之一。而且，想用这个方法的人，也不止高氏一人。在三十回本的佚本里，我曾考出有“甄宝玉送玉”这一回事。看事情底空气，大约和高作是差不多的。既然“玉”烦人送，当然是丢了;不然，玉在身边，何劳甄宝玉先生来送呢?至于那本上写玉是怎样遗失的?我们不知道。像高本写失玉，却实在是个奇谈。[29]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俞平伯认为后40回中的“失玉”情节有些荒诞，这段情节出自续书者的手笔，而非原作者的意图，而且“想用这个方法的人，也不止高氏一人”，言下之意是“失玉”虽然不是很好的处理方式，但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修订再版《红楼梦研究》时，俞平伯的观点有了明确变化，他认为“《红楼梦》原作者似乎也想用这方法”[30]，默认“失玉”在前80回中是有文本依据的，并不一定是续书者的狗尾续貂。因为，俞平伯对高鹗续书的批判态度有所缓和，《红楼梦辨》中原本极力批判高鹗的话———“高氏是平淡无奇这样一个人，却喜欢弄笔头，做那些离奇光怪的文字; 于是无往而不失败……但我始终不敢轻易赞成高鹗底补笔。我以为高氏如以续书为甚难，则大可以搁笔，不必拿狗尾来续貂”[31]等，在《红楼梦研究》中都被删汰了，只保留了“我也明知道，要把‘失玉’‘送玉’，写得十分的入情入理，是很困难的”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下意识里为高鹗续书作了辩护。再一方面，随着俞平伯红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理论的深化，尤其是通过对脂砚斋评本的研读以及对诸版本的对校，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更加深入。(1)依靠版本对校，指出前80回原稿中的残缺情形。在甲戌本、庚辰本被发现之前，胡适、俞平伯等人依靠程高本、戚序本开展的《红楼梦》文本研究，主要着力点是对后40 回的辨伪。甲戌本、庚辰本等脂砚斋评本的发现和学术利用，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红楼梦》前80回。《红楼梦研究》中的“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等章节和附录中的“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都是俞平伯在《红楼梦》版本校勘上所下之苦功夫的结晶，体现着俞平伯从20 世纪20年代撰写《红楼梦辨》时的文本细读与分析研究，转向了立足版本校勘与文本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俞氏通过诸版本校勘对前80回原貌做出的考察———《红楼梦》的本文存在缺失，每回的起止并不完整，诸个版本的回目有异且都有不妥之处，回目存在缺失的情况，诸个版本分回不定———这些论断虽然大多非常简要，却为后来的脂评本研究指明了方向。

(2)提出“红楼梦”为本书正名的观点。提到《红楼梦》的书名，研究者大多以早期抄本的题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证，多认为“《石头记》是此书本名原名毫无问题的了”[32]。但俞平伯在“红楼梦正名”这篇短文中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程高本回目、脂评本回目及评语、甲戌本“凡例”中频繁出现的“红楼梦”一词，说明“红楼梦”一词的重要性。“红楼梦”这个名词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首先是书中第五回的曲子名，其次是不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非正式书名并列的“人人口头的、真实的书名”[33]，再次“红楼梦”是包括“石头记”的“全书之总称”[34]。因此，俞平伯最后说，“‘红楼梦’才是包括一切的大名，是人世间、社会上流传的称呼。我们现时人叫这部书为《红楼梦》，乾隆时候的人，乾隆以后的人皆已呼它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本人也叫它《红楼梦》呵。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35]，这篇短文可谓深启人心，展现了俞平伯基于文献研究和文本细致解读之上对《红楼梦》深入而周密的研究与思考。要言之，俞平伯在对校脂砚斋评本与程高本的过程中，修正了对前80 回文字的看法，并通过撰文申说达到辨伪存真的学术目的。文怀沙在为《红楼梦研究》所作跋语中说，《红楼梦辨》的目的大体是“辨伪”和“存真”，而“我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仅是《红楼梦辨》的改版，而是把辨伪存真的工作更推进了一步;非但高程续补迥异原作，已成铁案;而曹雪芹未写完的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亦可以窥见大体”[36]。这段评价可以说切中肯綮，很好地总结了修订《红楼梦辨》的必要性和新文献发现之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价值，充分肯定了《红楼梦辨》及修订版《红楼梦研究》作为红学史上经典的地位。

三、《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思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37]，“《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38]，上述观点是胡适在翻检曹雪芹家世生平相关资料后，基于史料研究得出的实证判断。“自传说”是新红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术判断之一，一经提出就在红学圈内引起极大震动，俞平伯在1921年阅读《红楼梦考证》后，不免受到胡适、顾颉刚“考据名癖”风气的熏陶，显然胡适“《红楼梦》是自叙传”之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俞平伯产生了影响。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并未专设章节讨论“自传说”的话题，但于行文中却常常流露着对这一观点的笃信和坚持，比如他在“《读红楼梦杂记》选粹”中对江顺怡“竟敢断定《红楼梦》不是影射，指斥，只是明明白白一部作者底自传”，大加赞扬，认为江氏“在举世附会的‘红学’盛行之时，他能独树一帜，开正当研究《红楼梦》底先路”[39]; 又如，俞平伯在“《红楼梦》底年表”一篇将曹家经历与《红楼梦》中贾家作比附，也是受“自传说”规约而撰写的篇目。可以说，“自传说”是他撰作《红楼梦辨》时最主要的立论依据之一。通览全书，在不少章节中都可以看到“自传说”的痕迹。比如“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中引1921年6月9日致顾颉刚的信:“我们很相信雪芹即宝玉，无论宝玉或出家，或穷困潦倒，总没有做举业，登黄甲，这是无可疑的; 因为既可以找雪芹实事做傍证，又可以把本书原文做直证。”[40]俞平伯在“作者底态度”一篇中旗帜鲜明地鼓吹“自传说”，“书原名《石头记》，正是自传底一个铁证。既晓得书中以作者———即宝玉———为主体”[41]。在“《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底地点问题”等篇目中也有不少“自传说”的痕迹，比如“《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42]等。剖析“自传说”的内在逻辑时，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期间，确实是将《红楼梦》视作一个家族的生活史写照来加以认识的。其实，将《红楼梦》比附为某一段历史、家事的做法，早在清乾嘉以降评红者的笔记中就已出现了。梁恭辰《北东园笔录》、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中提到《红楼梦》相传演说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金陵十二钗为纳兰御侍座上客; 《谭瀛室笔记》则称《红楼梦》乃演绎和珅家事; 清人笔记中更有说《红楼梦》写傅恒家事、写金陵张侯家事、写顺治帝与董小宛事等。[43] 这些被当今学界批判为索隐的观点，当然是缺乏实证的荒诞之说，不过这些索隐之论与“自传说”的共通之处，都在于努力探寻《红楼梦》的本事，只是具体路径、探究方法和切入点不同。因此，当胡适举起“实证”的大旗去攻讦索隐派的观点时，蔡元培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胡适的“自传说”进行了批驳。我们细读《红楼梦辨》，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思，只是当时的他沉浸在“自传说”的语境中不曾产生根本的动摇。比如，俞平伯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一篇中摘引1921 年6 月18 日致顾颉刚信中的话，“我们历史眼光太浓厚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添饰点缀处是有的”[44]，进而认为不能将《红楼梦》视为一部信史。不仅如此，俞平伯对“自传说”的质疑有时甚至导致他在不同部分的论述中出现矛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曹雪芹的生平与贾宝玉出家的讨论。他在书中有两次论及，但说法有所不同。一次是“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俞平伯说: “我从前以为宝玉应终于贫穷，不见有出家之事，所举的证据是:(1)雪芹即是宝玉，雪芹无出家之事。”[45]另一次是“八十回后底《红楼梦》”一篇中的说法，直接否定了曹雪芹未曾出家则贾宝玉就不应出家的逻辑: “但我们始终以为行文不必凿方眼，雪芹虽没有真做和尚，安见得他潦倒之后不动这个心思?又安见得他不会在书中将自己底影子———贾宝玉———以遁入空门为他底结局?”[46]这句话展现了俞平伯对“自传说”的辩护，不仅映射出他对曹雪芹未选择出家而贾宝玉却出家的矛盾现象的困惑，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他对“自传说”的理论及其在实际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缺陷，有了一定的认识。因为“自传说”的逻辑要求他将曹雪芹的生平与贾宝玉一一对应，但历史事实和现实经验都告诉他这是难以达成的，这段辩护之辞，本质上是对“自传说”的质疑。俞平伯第一次对“自传说”进行系统批评是在《红楼梦辨》问世不久的1925年，他在1月16日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楼梦辨》需要修正之处很多，而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47]。修正这一观点并非全然推翻，而是给予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48]。俞氏提出“自叙生平的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的问题，明确“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49]，这一发问触及如何看待历史与历史小说之关系的宏观议题。随后，俞平伯对早年视《红楼梦》为自叙传的观念误区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些批判的话语中，“文学”“小说”成为了关键词，“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50]，进而俞平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 “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51] 这句话无异于将“自传说”以贾家为曹家的实证研究结果约等于索隐派的“猜谜”，但俞平伯此说并非否定史料考证与版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是认识到《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即使是写实的，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的本然。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发表后两日，俞平伯在回复读者王南岳的信中郑重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52]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句常识性的表述，但在当时，这句话不仅反映出俞平伯对“自传说”的批评立场已相当坚定，而且意味着俞氏的红学研究路径发生了明显的转折———让红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位。20 世纪20年代初，在“新红学”与索隐派就“自传说”与“他传说”彼此攻讦的时候，还有一批学者倡导《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比如陈独秀《红楼梦新叙》中就始终强调小说的阅读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把《红楼梦》“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而不是“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53]来加以认识。吴俊升在《我读红楼梦的见解》一文中的说法更加直白: “《红楼梦》所以为世所重，我们所以爱读他表显事物，刻画呈露，有文学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影射史事，有历史的，或其他的价值。”[54] 这些论述的根本意图在于使《红楼梦》研究从索隐和考证的路径中跳脱出来，以免“丢了《红楼梦》的本题”而入了“魔道”[55]。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显然与上述诸家之说桴鼓相应。对此，有研究者批评说，俞氏反思“自传说”的做法给人一种错觉，使人误以为他要回归文学性立场; 俞氏对“自传说”有误解，对待文献考证的态度是矫枉过正的。[56]其实，俞平伯不断修正“自传说”，调整研究方法并尝试进行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否定文献考证的意义，而是要将《红楼梦》的文献考证从外围的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转向与文学本身相关的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层面。这一点从修订后的《红楼梦研究》所收章节可以得到印证，“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论秦可卿之死”“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等都是俞氏结合版本考证与文本研究的成果。因此，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为了否定文献考证之于红学研究的意义，而是在缺乏足够文献佐证，无法厘清《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曹家与书中贾家的关系时的学术调适。上述认识自《〈红楼梦辨〉的修正》发表之后，便一直萦绕在俞平伯的心头。1978 年，他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的说法可谓是又一次集中阐述，一方面，他认为“自传说”存在明显的学理漏洞，考证派与索隐派的争论时至今日难分秋色; 另一方面，他指出红学研究之所以聚讼纷纭，原因在于“此书之本身，初起即带着问题来”[57]，现有的文献材料不足以和《红楼梦》文本情节形成逻辑闭环，因此“愈研究愈糊涂”[58]“使读者目眩神迷矣”[59]。由此观之，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否定文献考证的价值，而是认为作为一部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学本位而转向完全的文献考证和历史探究。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俞平伯的学术反思，为今人提供了不仅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还有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论借鉴。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清代《红楼梦》文献与文学研究”( 项目编号: 2024QQJH018) 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顾序第1页。

[2]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顾序第7页。

[3]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引论第9页。

[4]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上卷“论续书底不可能”“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底依据”“后四十回底批评”，中卷“《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八十回后底《红楼梦》”“论秦可卿之死(附录)”，下卷“后三十回的《红楼梦》”“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等十个章节里，摘引了他与顾颉刚的来往信札，至少涉及1921年4月27日、5月4日、5月13日、5月21日、5月22日、5月30日、6月9日、6月18日、6月30日、7月23日的10封俞平伯致顾颉刚的信，以及1921年5月10日、5月17日、5月26日、6月5日、6月10日、6月14日、6月24日、7月20日的8封顾颉刚致俞平伯的信。

[5]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页。

[6]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页。

[7]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页。

[8]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

[9]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5页。

[10]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页。

[11]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页。

[12]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7页。

[13]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2页。

[14]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1页。

[15]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3—4页。

[16]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3页。

[17]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页。

[18]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19页。

[19]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20]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2页。

[22]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2页。

[23]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3页。

[24]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自序第2页。

[25]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0页。

[26]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124页。

[27]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

[28]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04—205页。

[29]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页。

[30]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46页。

[31]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51页。

[32]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49页。

[33]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52页。

[34]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52页。

[35]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54页。

[36]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310页。

[37] 洪治纲主编《胡适文选》，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19页。

[38] 洪治纲主编《胡适文选》，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28页。

[39]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2页。

[40]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页。

[41]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6页。

[42]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5页。

[43] 参见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44]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6页。

[45]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页。

[46]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3页。

[47]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48]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49]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50]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51]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52] 《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53]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54]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55]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56] 参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57]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75页。

[58]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73页。

[59]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出版社2024年版，正文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