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用人工智能与硅谷精英的伦理认知混乱

在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时代，“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和“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的生成，已展现为“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极速发展的21世纪，这一人道目标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人道伦理认知。

OpenAI发布的ChatGPT开启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研发的大模型时代，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AGI）进入社会生活的愿景正在接近实现。与此同时，硅谷精英圈却爆发了一系列事件，辛顿（Geoffrey Hinton）退出谷歌，千人在暂停大模型研发的公开信上签名，辛顿与本希奥（Yoshua Bengio）、DeepMind的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OpenAI的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等共同签署了简短声明：“减轻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灭绝风险应与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一起成为全球优先事项（Mitigating the risk of extinction from AI should be a global priority alongside othersocietal-scale risks such as pandemics and nuclear war）。”“灭绝”（extinction）一词把AI所带来的风险提到威胁人类物种存续的最高级。现有GPT-4等大模型的确存在侵犯隐私、版权以及欺诈等诸多风险，但尚未达到社会规模；而灭绝一词表明，AI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社会规模，而且可能是物种规模（species-scale）的风险。因此，维护人类的存续发展，应成为与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相匹配的伦理第一原则。但在硅谷精英佩奇（Lawrence Edward Page）看来，这是狭隘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而他的反物种主义（Anti-speciesism）则建立在貌似“科学”的智能物种进化论基础上，认为人类被超级AI取代乃至灭绝，是宇宙智能进化的必然——这种赤裸裸的反人道主义，暴露了硅谷精英的伦理认知混乱。

硅谷精英基于智能进化论的反物种主义，既是反人道主义的，也是唯心主义和反科学的。事实上，相较于通用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物种冲突，在垄断资本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AGI将引发的人类内部越来越剧烈的，进而威胁人类物种存续发展的社会冲突，才是真正的社会风险——ChatGPT发布以来，OpenAI、DeepMind的重大异动，就初步暴露出这种风险。作为硅谷两大标志性的AI创新团队，控制和规避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伦理风险是它们初创时的努力方向之一，其重要策略是坚持独立地位、不以营利为目的、与大资本保持一定距离。但在2023年，被收购后还保持相对独立性的DeepMind被完全合并到谷歌；与此同时，在代表营利性力量的大股东微软强势介入下，已被代表非营利性监督力量的董事会开除的奥尔特曼，又迅速复职OpenAI的CEO，两大资本巨头最终成为大赢家。辛顿已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真实风险：“我过去认为风险是遥不可及的，但现在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而且相当近”，“如果你要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你不能阻止谷歌与微软竞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或者在国家之间竞争的制度中，像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样，这种技术会被发展出来”。这种认识是清醒而科学的，但他似乎未能将这种科学认知贯彻到底：他似乎不相信AI进化论，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没有“原始人所具有的竞争性、攻击性”，但接着又说，也许人类可以赋予它们道德原则，“但目前，我只是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在智力差距很大时，更聪明的东西被更不聪明的东西控制的例子。我想举的例子是假设青蛙发明了人。你认为现在谁将负责，青蛙还是人民？”

关于物种主义，马斯克（Elon Musk）与佩奇曾有一场激烈辩论。马斯克认为，除非建立防火墙，“否则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让我们这个物种变成蝼蚁草芥，甚至走向灭绝”。佩奇反驳说，AI在智力乃至意识方面对人类的超越，只是进化的下一阶段罢了，“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机器中”。佩奇认为具有智力和意识的机器应该具有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和地位，指责马斯克是物种主义者，只偏袒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尽管马斯克与佩奇分歧很大，但立论基础都是智能进化论，不同之处在于：佩奇认为机器淘汰人类是智能物种进化的必然大势，而马斯克看上去则是坚定地偏袒人类的物种主义者。

哈萨比斯曾向马斯克指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AI可能进化为超级智能，甚至可能做出消灭人类的决定。马斯克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人类最大的生存威胁可能就是AI；他还认为，AI的未来不应该让拉里（佩奇）说了算。马斯克与奥尔特曼曾联合创办了以实现AGI为目标的OpenAI，并请原任职于谷歌的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担任首席科学家，试图以软件开源的方式对抗谷歌在这一领域日渐强大的主导地位；马斯克希望有一种类似于linux版本的人工智能，不受任何个人或公司控制，以提升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概率，使人类从中获益。但如前所述，2023年，DeepMind和OpenAI都受到了大资本的强势控制。

《马斯克传》概括了硅谷精英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人工智能系统中，人类可以设置哪些防火墙和自毁开关，让机器的行动与我们的利益保持一致？”马斯克与奥尔特曼讨论过“人工智能对齐”问题，旨在“让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关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二是“谁又有资格决定这些攸关人类的利益是什么？”即谁说了算，这关乎人的内部关系。马斯克希望人工智能不受任何个人或公司控制，但他创建的X.AI显然由他个人控制。攸关人类利益的通用人工智能如何研发、应用，恰恰由马斯克、佩奇等占有巨量金钱的少数个人和微软、谷歌等少数巨型公司说了算——这才是真实的问题所在，但硅谷精英不会把关注点聚焦在这种真实的问题和风险上。

苏茨克维似乎也信奉AI进化论，认为GPT-4可能已有意识，进而会威胁人类，希望通过创建“超级对齐”来化解风险。既然GPT-4等大模型会出现“幻觉”，那么，认为大模型已有意识，是不是苏茨克维等人的幻觉？苏茨克维重视人类外部的AI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但似乎没有看到人类内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价值观和利益的严重不对齐。GPT-4发布后，奥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创造并捕获无限价值的激励有些害怕。”暗示这种利润最大化和辛顿所说的过度竞争，才是AGI的真实风险点。采访者说：“我热衷于拟人化。当然，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他回应道：“我们应该努力向人们解释，教育人们这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生物。”“把生物性投射到工具上是危险的。”采访者认为AI越像生物，越能在情感上操控人，奥尔特曼说：“它实际上是不能做的。”采访者又提到了在科幻电影和现实中都存在的浪漫伴侣 AI，奥尔特曼则表示他对此并无兴趣。[6]采访者反复想把奥尔特曼带向超级AI像人的认知，而后者坚决反对把生物性投射到工具上，坚持认为AI只是工具，人才是目的。

“将人工智能，特别是拥有与人类相似心智系统的‘强人工智能’仍作为人类工具使用的观点遭到了‘反物种主义’（Anti-speciesism）的抨击。”这种反物种主义，一者要求硅基智能物种与碳基智能物种（人类）平等，一者要求动物与人类平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先驱者，本顿把马克思称作“物种主义者”，认为“完全发达的人文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一语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等同于物种主义。马克思的原话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强调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高度统一，是物种主义的基本理念。本顿等基于自然主义的反物种主义，割裂了与人道主义的有机联系，等同于反人道主义；而佩奇等鼓吹的反物种主义则是这种极端生态主义的倒转，反人道主义色彩更浓——在把人道主义作为人类伦理基本原则的当代社会，这些反人道主义论调却以激进生态主义、激进技术主义为幌子而大行其道！

康德把伦理“最高的实践原则”设定为：其一，“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这关乎人类内部关系，强调“任何一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二，“无理性的存在者”作为“手段”被“叫做事物”，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本性就已经使它们凸显为目的自身”，“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这关乎人类与物的关系，强调人是目的、物是手段。由以上两点可以概括、推导出第三点，即从伦理责任主体看，负责任的主体和被负责任的主体都是人——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伦理第一原则，是在批判中世纪把人当作神的手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佩奇等人要倒转这一伦理原则，把人重新当作手段，当然不再是神而是某种超级智能的手段，可谓中世纪神学加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翻版！

从人类内部关系看，“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像力”；“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批判家摆脱了一切人间的激情，他成了一个神人”，“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本顿、佩奇等都冒充某种非人类的精神或智能的代表而把自我神化，只不过本顿等主要取决于想象力，佩奇等资本精英则主要取决于地位，但他们在把自我神化、自视为“神圣家族”的“神人”而不关心人类其余群体的反人道主义上却是相通的，体现了狭隘的精英主义的傲慢，表征的不过是资本主义解体过程中精英的混乱伦理认知而已，而这其实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二、反物种主义平等观的伪善与物种主义伦理原则的建构

恩格斯“很能理解英国人对活体解剖的伪善的愤怒”，他指出：“资产阶级在牧师的领导下，掀起反活体解剖运动”，攻击医生约翰·西蒙并“干涉他的专业部门”，而西蒙是“枢密院的卫生视察员”“全不列颠卫生警察的首脑”，是“忠于自己的职责、态度认真的老官吏中的最后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是他履行自己职责时的主要障碍，他不得不经常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对资产阶级的本能的憎恨是很强烈的”；西蒙在国际医学会议上的发言，是“医学科学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起诉书”；面对攻击，西蒙“不象微耳和那样，用软弱无力的说教来回答，而是把矛头对准敌手，向他们进攻：他把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做大规模的商业性实验与医生对动物做一些科学实验相对比，他这就第一次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西蒙之所以“说到点子上”，是因为他把现实的人—人关系（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做大规模的商业性实验）与人—非人（动物）关系（医生对动物做一些科学实验）进行了对比：资产阶级和牧师对活体解剖愤怒的伪善体现在，只强调科学解剖实验对动物的伤害，而无视大规模商业性实验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西蒙说：“虽然我的公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即“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动物保护主义者只关注野兽而无视“最普通的人道”，这依然适用于批判当今西方知识精英的伦理认知混乱：极端生态主义者要赋予动物与人类平等的权利，人工智能领域反物种主义者要赋予“拥有与人类相似心智系统的‘强人工智能’”与人类平等的伦理主体地位，把这种论调与全世界依然有数亿基本生存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的饥饿人口的现状相对比，其伪善就暴露出来了。西蒙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但“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同样，要解决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大规模失业等问题，劳动者、科技专业精英、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监管力量的官吏都无能为力，只能依靠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这种空谈就是：“交换价值、货币，似乎总是外在目的；可是生产力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如此空谈者就“以词句为满足”而“不为隐藏在夸张词句后面的肮脏现实而烦恼”——这个现实就是：“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生产力就只是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这就是“人类天性的财富”。一方面，存在于人身上的作为天赋和才能的力量发挥出来，是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欲望，因而也可以成为人的生命创造活动的目的本身；另一方面，“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这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人的基本理解。而割裂跟自然主义的有机联系，人的天赋和才能就成为与人身、自然界无关的抽象力量——这正是精英主义对人及其力量的抽象唯心主义的理解。

康德强调不能把人当作手段，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本特征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活动——只是手段；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工人“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就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作为“人体的机能”的“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而共产主义将使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先验原则，就转化为经验原则：每个人生物性体力、智力的自由发展和运用是目的。而这已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后，人并不是不发挥体力，只不过不再把体力发挥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了，二战后广泛兴起的大众体育活动，大致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样，当作为智能自动化机器的通用人工智能代替人的智力后，人也不会不再发挥智力，只不过不再把智力发挥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而是将其当作目的本身——这也有经验事实比如人业余的智力游戏等方面的证明。因此，与通用人工智能相匹配的物种主义伦理原则就是：以每个人生物性智能自由发挥为目的，而AGI只是手段——这就是作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高度统一的物种主义伦理第一原则。

反物种主义主张人类与动物平等的“科学”依据是两者生物性差异不大（如强调人类与猿类的大脑差异不大），但这种判断似是而非。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不仅为体力劳动创造外在于身体的非生物性工具，而且也为智力劳动创造外在于身体的非生物性、社会性工具即文字等符号——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物种差异，绝非只是大脑的生物性差异，更是文字符号等社会性、非生物性差异，基于片面自然主义的反物种主义理念，并不符合人类发展史的基本经验事实。

从人—自然（物）关系看，“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是人发挥体力、智力的物的条件。从人—人关系看，私有财产使发挥自身体力、智力的劳动者丧失这些条件，体力、智力发挥活动反而成为生产资料这种物的手段。针对这种状况，“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如此，财产作为物就是手段，而人的体力、智力的发挥是目的，这就是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相互统一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人就不再是神的手段而成为目的，这就是康德等的“理论的人道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在实践上彻底贯彻人道主义，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

反物种主义还把人类在外部上与动物的不平等，与人类内部的种族、性别不平等相混淆，无视人类内部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不平等：“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在此意义上，作为人类物种“亚种”的“工人种族”与动物是平等的。生产资料不归劳动者所有，就形成了最大和最基本的不平等，即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不平等。

在资产者眼中，动物与劳动者是平等的：“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马力与人力平等，马与人类劳动者平等，如此就“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同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动物、机器就与人类劳动者平等，反物种主义者完全忽视这一点，他们要解放动物，但也被作为手段的人类劳动者难道不应该首先得到解放吗？“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奴隶制。”当今人工智能也充当创造财富的“力量”角色，反物种主义者无视这种经验现实：在当代资产者眼中，同为智能力量承担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劳动者也绝对平等，经过比较，如果作为生物智能体的人是低效的，那么，人类必然会被人工智能代替而导致失业——这正是当今社会所昭示的大势，而由此引发的剧烈冲突将威胁人类的存续发展。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与通用人工智能物种主义伦理原则的践行

以通用人工智能为工具或手段，在人类内部关系上以每个人生物性智能的自由发展为目的，在人类外部关系上以人类物种存续发展为目的——不使这种伦理第一原则停留在词句上，就要把人的智力发展置于现实的自然史、人类史、社会史中加以审视。

以每个人生物性智能自由发展为目的之原则，关乎人—自然（物）、人—人、个体—类等诸种关系，而出发点、归结点是人类个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从人类与动物关系看，“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而“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活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从人类内部关系看，“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社会联系和生产力被当作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每个人体力、智力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得以实现。

建立在以个人生产力、社会关系为手段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共同体，就是货币共同体，每个人“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所以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在前资本主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中，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既不独立，也不自由；在货币共同体中，个人凭借“物的东西”获得抽象独立，但这种抽象共同体也不从属于个人，个人虽独立但不自由；只有在取而代之的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共同体才从属于每个人，因而每个人既独立也自由。从力量上看，“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就表现为个人力量从属于抽象的社会力量，个人力量的发展就成为资本所代表的抽象社会力量发展的手段，而在取而代之的社会联系中，每个人力量的自由发展既是条件，也是目的。

“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利己主义的财产”只是“神化一切的幻想变了形的普通的或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已”——把发达生产力和资产阶级财产神化，乃是现代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但是“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唯心主义各类神话也会被戳破。外在于个人的非个人力量包括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人主要把尚未征服的自然力量神化和人格化——这是宗教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而在“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的状况下，被神化和人格化的就主要是社会力量，由此形成的就是崇拜代表抽象社会力量的金钱的拜物教，而这是今天把代表强大而具体的社会智力的通用人工智能人格化乃至神化的直接社会根源。

从自然史看，单凭体力，人类在物种进化中可能会被淘汰，当然也无法征服自然力；人是凭借智力获得优势地位的，但这种智力只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无法征服自然力；文字等符号在外在于个人身体的意义上具有非生物性，在作为人与人交流工具的意义上又具有社会性，人正是凭借这种非生物性的智能工具及其产生的社会智力，开始征服自然力的——这是生物学、人类学的基本经验现实。生物学实验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证明：即使在不发达原始部落中，人也已掌握语言能力；而再高级的猿类也无法真正掌握上述能力。正是语言能力使人类每个种族、民族、个体同属于一个物种，这是人类内部平等的科学依据。“狼孩”等现象亦表明：具有先天语言能力的孩童，如果在兽群中长大而丧失了学习语言的有效机会，其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也就是说即使具有人脑这种先天的智能基础，个人也并不必然获得掌握并使用语言尤其文字的能力。反物种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无视这种广泛而基本的经验事实，把智能只归功于人脑，忽视文字等符号工具和社会智力在人类及其个体智力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当人的思想脱离了自己本身和自己的经验关系以后，人就可以被理解为盛纳这些思想的简单容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间的容器”；“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个人身体成为非个人力量如永恒实体、绝对精神、宇宙智能等等的容器和体现者，这是身心二元论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强调意识、精神等与个人生物性身体的不可剥离性。“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人工智能领域的反物种主义实际上就把现实的人类个体视作自我意识、宇宙智能的容器，是“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的当代翻版。硅谷理论精英库兹韦尔说：“我同意椅子看起来没有意识，但是对于计算机未来可能会具有和人类相同的复杂性、深度和微妙的变化并具备人类的能力，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一个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系统是否存在意识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这个系统可能是对真正人脑的组织和因果动力的直接复制。”强调智能进化将使人类“从生物过渡到非生物”，“成为机器人”——反自然主义、反人道主义于此登峰造极！

赋予通用人工智能以“自我意识”，就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智力人格化乃至神化，于是认为AGI将与人类形成物种冲突的观点便大行其道，但这种观点是偏颇乃至虚幻的。事实上，真实的冲突恰恰存在于人类内部社会关系中：“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当社会智力还不够强大时，人类与其余动物之间存在动物式生存竞争；当社会智力足够强大时，人类就“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与其余动物之间也就不再存在动物式生存竞争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做到了这一点，但却把动物式生存竞争搬到人类物种内部社会关系中，由此就催生了强调过度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把动物式生存竞争搬到人类内部，人类个体与类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一种“亚种”即阶级：“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于是“资产阶级在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似乎“阶级是先存在的”。在私有制下，人类物种分化出了“亚种”，即“劳动阶级种族”和“非劳动阶级种族”，在非劳动阶级看来，他们的地位是“先存在的”，就像自然物种进化中所形成的人类物种和其余物种一样自然而然——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念。然而，随着阶级及其基础私有制的消亡，在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个体和类的本质就会在没有隔阂、障碍中得到同时全面实现；反过来说，阶级这种亚种恰恰是个体与类本质同时得以全面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主要障碍。

“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在未来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绝的前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在萨瑟兰郡，“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西区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和自由竞争使“工人种族”面临退化乃至灭绝威胁，当然也会使寄生于“工人种族”的人进而使人类物种面临灭种，这种灭绝风险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只是由于社会有意识的反作用：“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

在资本框架下，能量自动化机器不仅使工人体力退化，而且还造成智力荒废：“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而当今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也将人为地造成成年人的智力荒废，即被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取代后，成年人的智力也不能得到现实的发展而荒废。把人的智力比喻为“自然肥力”，突出了个人智力的自然性、生物性，而这种个人生物性智力的发展，乃是人类物种的目的本身。佩奇认为超级机器智能淘汰人类，是智能进化规律的必然，库兹韦尔认为生物性人类成为非生物性机器人也是智能进化规律的必然，而马斯克试图通过脑机接合等所谓智能增强技术使人类可与机器竞争——在他们看来出于竞争需要而使人类变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说，无视灭种和变种危害的荒谬认知，都无视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高度统一的物种主义伦理基本原则。

灭种论和变种论其实分享着相通的理论预设：个人生物性智力与外在于个人的非生物性的社会智力、符号智能、机器智能之间必然存在对立和竞争。但这并不符合经验事实：在个人使用社会性符号的智能活动中，个人大脑生物性智能通过社会性符号得以发挥或展现，由此形成的非生物性符号智能并不必然与个人对立。私有制、分工造成的后果是：失去生产资料的绝大多数个人终生从事体力劳动，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少数个人可以不从事体力劳动，并且同时也垄断了精神生产资料如文字符号等，从而使自身的大脑智能获得发展，没有时间也不掌握精神生产工具的绝大多数个人大脑智能的发展就受到限制——正是这些社会性因素，造成了少数个人与绝大多数个人之间的智力不平等。因此，基本的对立并非个人智力与社会智力的对立，而是少数个人智力得到发展与绝大多数个人智力得不到充分发展之间的对立，当每个人的生物性智力都得到自由发展时，个人智力与通用人工智能等强大的社会智力也就不再对立。

践行通用人工智能物种主义伦理原则，需要通过基于经验现实的科学辨析，破除各类宗教唯心主义神话：早期的宗教、神话把人类尚未征服的自然力量人格化，待到科学认识自然力量运作的规律，并通过累积发展起来的强大社会力量、社会智力征服自然力量后，这种人格化的神话就失去了存在基础。现在把通用人工智能物种化、人格化，其实就是把人类累积起来的强大社会力量、社会智力人格化，而这又与代表强大抽象的社会力量的资本的人格化密切相关，而资本的人格化只是表明：少数个人即资本家，经由对人类累积发展起来的强大社会力量的垄断而支配了绝大多数个人。这种科学揭示可以在理论上破除资本的神秘外观，进而也能破除把通用人工智能物种化、人格化的神秘外观；而在实践上，只有破除大资本对AGI等强大社会智力的支配和垄断，使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智力从属于人类物种的每个人，让每个人的生物性智力得到自由发展，通用人工智能才不再是异己力量而对人类形成威胁。

硅谷精英已经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像流行病、核武器一样，可能会造成人类物种灭绝。从技术上说，基因技术的滥用或武器化等有可能导致人类变种，从而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各国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建立起较强的限制性伦理规则；核武器的使用也受到了相关国际公约限制；然而针对AI尤其AGI的武器化，迄今还没有约束性的国际公约。AGI的武器化与基因、核技术武器化的结合，将增大人类的灭种风险，如果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依然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话，这些尖端技术的武器化和滥用很难真正受到有效限制——这才是真实的风险点。硅谷精英的反物种主义玄论，好莱坞科幻大片与基因技术相关的超级克隆人、与AI技术相关的超级机器人神话等，只会把全球大众的关注点从这些真实风险点上转移开来。硅谷代表着当今人类社会的发达生产力，是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重要力量，硅谷精英的伦理认知混乱，加上基于利润最大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固有的使人类退化乃至灭种的倾向，使人类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在此极端情形下，维持人类存续发展，应成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第一也是底线的伦理原则，而以每个人生物性智能自由发展为远景伦理目标，有助于澄清相关认知混乱。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现状看，DeepMind的AlphaFold对蛋白质、晶体结构的成功预测，展现着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力量的前景，OpenAI的ChatGPT、GPT-4等则初步展现出每个人生物性智能自由发展的可能；但是，少数资本巨头对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垄断所造成的失业等社会风险，也已初步显现出来了。针对这种现状和趋势，坚持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高度统一的通用人工智能物种主义原则，将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发展和合理应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