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问世五年来，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好评不断，众多批评家都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在人们印象中，它正在迈向“名著”的行列。但如果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先不要急于给作品明确定位，而是拉开距离，谨慎的分析，尤其是从“以批评”来“看《北上》”的角度，来扩张其研究的内涵和空间，仍然是有必要的。而对内涵和空间的拓展，离不开各种批评的差异性，离不开对差异性的比较，当然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寻找到批评与作品之间的缝隙，从而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对话性效果。
关 键 词：文学批评/《北上》/地方志小说/时间和空间/身体认同
早已在文坛站牢脚跟的徐则臣，已经到了只要有作品问世，文学批评就会蜂拥而上的地步。①因为他有“名作在身”的声誉认证，当然也与文学批评的属性有关。文学批评，似乎具有裁定作家作品命运的权力，即使结论百奇也屡试不爽。“乘船的人们在海上遇着大雾，是一件最不畅快的事。呼吸不灵便，路程被耽搁，固不用说”，“但是换一个观点来看，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致。”假如你暂时不想耽搁的行程，不去想实际的不愉快和危险，这远远近近一幅轻烟似的薄纱，被笼罩着着平谧如镜的海水，不是像“梦境”一样“依稀隐约”么?这就叫“心理距离”。这种说法，也就是把作家写的作品当作“别人的东西”。不过很快，它又被回收，变为“自己的东西”。于是美学家说：“看古松看到聚精会神时，我一方面把自己心中清风亮节的气概移注到松，于是松俨然变成一个人；同时也把松的苍老劲拔的情趣吸收于我，于是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这种物我同一的现象就是近代德国美学家讨论最剧烈的‘移情作用。’”②我们看，文学批评一会儿说作品是“别人”的，一会儿又说这是“自己”的，这就是文学批评与作品的关系，也是“以批评”看《北上》的角度。
说是别人的，可以撇清与作家作品的麻烦，即，凡是不好的，都是作家的；说是自己的，是文学批评的自我确认，即他们所写出的东西，都毫无疑问具有艺术的再生性、创新性。于是作品摆脱了作家，变成社会的一件公共产品，谁都可以赋予它一种自己内心所需要、所认为、所确定的形象。在文学批评面前，作家作品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他的作品也在“结论百奇”的批评认定中，朝着疑窦丛生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为写这篇文章，笔者搜集了十余篇有关《北上》的文学评论文章、对话和访谈，梳理出几个问题来，以便让人们窥见批评界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初步看法。
一
对《北上》比较集中的看法，认为它是一部文学的“地方志”。
在现代中国，地方志、地方性和乡土性的书写，一向是批评者聚焦的主要题材领域。“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作者在叙述他人的故事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这是鲁迅所开启的乡土小说源流。③这种“文学史积淀”，自然会被移用到批评者对《北上》的题材指认上。
在他们看来，在徐则臣小说中裸露着“成长的故乡”与“漂泊的北京”两个地理地标。晚清的大事变，在他故乡的“运河”这个小地方上演，河上探险的外来者和船员正是它的亲历者。但批评者却指出，若把《北上》看作在“重现历史”，那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运河的故事”。④在不少研究者心目中，《北上》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志”书写事例。作品叙述的运河沿岸，给读者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地方风物痕迹：如无锡段的乡下，炊烟从家家户户瓦缝里慢慢飘出，有人走在路上，船舶行在水中，农家田舍，鸡鸣犬吠；又如船到淮安后，“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还有这一方的饮食、器物，细碎具体到每一个物件的形状、颜色和手感……无一不被作者细细把玩，和慢慢地托出，当然，它是通过洋人“小波罗”的视角展现在作品中的。⑤这种叙事，存在着故意展示博物馆学知识的疑点。而作者却反驳道，不能如此简单地评价作品，因为，这部长篇的“个人史”“家族史”和“民族史”是合二为一的，小说家是在掌握宏富庞杂的“运河书籍”的基础上，再结合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来叙述并重建自己所希望的“地方志”的。于是在这些人看来，由于三者的结合，地方志的范畴乃至叙述权就被放大了，它在一处又一处荒芜僻静的历史遗址上，找到了这个地方的“心灵史”。⑥这样的看法是全球化理论以来，在所谓东西方/中国和世界文明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下的“地方性”认识，所酿造的一个结论。他们认为，既然地方性早被现代性淹没，现代工业对乡村原野的严重挤压，对乡村土地、村落的侵占，在蚕食后者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消灭地方性和存在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北上》就是在以“地方志”来反驳现代性，以“记忆”抵抗“遗忘”，⑦它显然扭转了这一可怕的历史性趋势。“地方志”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此。
对与徐则臣进行“对话”和“访谈”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设计的对话和采访提纲，可能事先已有了“地方性”的话题安排——当然，也不排除徐则臣爱谈及此类话题。这使双方达成了一厢情愿的对话和访谈模式，这一模式，也在呼应前列各位批评者的观点。譬如樊迎春问徐则臣：“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您正在创作一部运河题材的作品，是吗?这可能就是您说的要用望远镜去处理的作品?”后者答：“上午我刚把这部作品定稿。有一部分大概10万字。”樊迎春又问：“为什么会对运河文化感兴趣?”后者答：“我很小就有对运河的兴趣，在好多年里，运河是我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之一。”这样一问一答，就把“地方性”的话题扯出来了。虽然徐则臣强调，这次要从里面“跳出去”。⑧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刘小草的访谈，遵循的也是上述思路。⑨不过这次，徐则臣不想再被访谈人“摆布”了，他要把“回到故乡”扩大到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于是双方关系有点紧张了。这种批评者与作者认识问题上的错落感，一方面是由作者的自信造成的，当然也与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有一定关系。不过很有可能，一般读者更相信文学批评的说辞。
就文学批评对作品文本的“改写”现象，有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她引用勒菲弗尔的话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改写者创造了某位作家、某部作品、某个时代、某种文体，有时甚至是整个文学的形象”。当然她是就“翻译”对“原作”的改写现象而言的。即使如此，我以为这种认识方式仍然有助于增进对批评改写作品现象的理解。“勒菲弗尔的所谓改写”，实际泛指、也包括对出于宣传传播目的而对文学原创作品的翻译、编选、批评，例如电影电视的改编等。因此，有学者也将“rewriting”译成“重写”。⑩当然，也有尚不成熟的研究者，对《北上》意蕴“改写的”幅度过大，比如称“焦虑”是他创作的“源动力”。(11)
二
《北上》的时间和空间，是批评者关注的另一个方面。
批评者给了作品的“时间”概念以明确定义：以往论者着重阐发了《北上》中的“时间性”或“空间性”，而对处于文本核心的“准时间性”着墨较少。所谓“准时间性”，是变动与稳固的综合，在文学作品中，则显现为叙述逻辑与主观意图之间的颉颃。《北上》的物象攫取与结构铺排，都被纳入时间与反时间的张力之中，呈现出悖反的秩序。准时间性与“外展”“共在”等思想观念形成共振，一同指向了文本背后的决定因素：书写的技术属性。起初理解这段话，感觉比较晦涩饶舌。但接着阅读其下面的分析，才慢慢悟出它的所指。该文指出，过去阐释《北上》的时间性，无非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它描写的运河和家庭的兴衰过程；另外指跨文化的民族和国家交往。但实际上，时间和空间在小说中“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河流—历史—时间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地势北高南低，普通河流自然应该由北向南流，沿着运河‘北上’本身就是一次反时间的溯源渴望，运河不仅是客观对象，更是人力开掘的造物，它处在客观与主观的交互关系中，蕴含着对原有状态的叛逆，因而成为‘准客体’”。(12)由此逻辑推演，是否可以把这种“反时间”等同于其所说的“准时间”?也未可知。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理解这是要将徐则臣作品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得更为复杂化、立体化。
有批评者对作品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做了辩证性的解释：空间是在与时间“互动”。它的关系图是——“以空间表现时间”“以空间改造时间”。为此，还发明了几种“结构”，即“橘瓣式结构”“圆圈式结构”“中国套盒”和“网状结构”等(不知徐则臣是否接受?)。不管怎样，研究者还是指出了这种分析的意义：作者把具体的空间视为小说叙事的起点，将时间浓缩在空间中。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特定空间的书写把读者带入到某个时间段，来展现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痕迹。(13)这是由于，与作品内容建立“有效”的连接，正是文学批评的使命之一。从《北上》看，它既然从江浙地区起始，横贯中国数个大省，成为沟通大江南北的水上大通道，那么，空间的移动，就自然是其固有的历史性格。不过，另有评家认为空间叙事在作品中，并非只是为了客观呈现，它也是对一条河流的“破译”。(14)这个破译者，显然是以小波罗为代表的那些洋人。在徐则臣小说系列中，还很少出现有关西方洋人的文学叙事。连作者都对这一叙事“秘密”三缄其言，大概是意识到了它已超出了“创作谈”范围。作品也为此写道：“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
显然，作者是要让这个高鼻子洋人充当中国地图的“观图者”。他既是作品主人公，其实也是作品的叙述者。人物与叙述者角色的不断互换，目的是为呈现多重空间，也包括它们之间的转换、变异，从而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也有批评者愿意将作品“时间”与“命运意识与文化镜像”勾连在一起。在他看来，没有这种勾连，“时间”在作品中是毫无意义的。(15)这是由于，作者是要把1900年开始的“中国命运”装到这部长篇小说里去，从而在中国/西方、古代/现代的对照讲述中，多层次立体感地呈现给读者。与其作品是作者情感世界的载体，不如说这是他所设定的一个“隐喻”。批评者更希望读者明白的是，“马福德则是作为列强的入侵者——不同的时空背景，赋予了外来者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符码。北上自启程始，就不仅仅是猎奇式的探险之旅了；北上之旅，更像是一场英雄赴死前的酬志之行”(16)。如果没有这么清楚的判断，我们会觉得，时间策略和命运、文化镜像等等是建立不了任何有效的思想联系的。也不认为作者花费数年精力，来完成这部作品究竟是否值得?不过需要说，作品叙事有时候看起来过于“客观”“平淡”了些，不太容易激起读者愤然的思想感情，他们更像在观看一部无声展放着的的历史旧影片，或是过于拖沓的记录性视频。这是否也是“隐喻”之罪?
三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地方、时间空间等题材和叙事要求，不算什么大事。对于徐则臣这种著有所成的作家，小说“复杂结构”才应该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谢有顺。在署名《在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的文章中，他一连引用了卢卡奇和米兰·昆德拉两位名人的理论，来对作品进行严格把关。比如他说，卢卡奇认为人类已从“史诗时代”进入了“小说时代”，在碎片化的现实中，整全性是不可靠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新情况中，小说只能为有限的个体寻找意义。米兰·昆德拉把小说看作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因为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因此，现代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它只提出疑问，小说只有写出零散、拼贴、混杂和无中心的生活，每个人被了解的权利才能被保证。在给《北上》划定一个范围后，他就对作家作品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作品不仅要创造艺术形象，还要敞露思想，有思考能力。为此，他举出了汪曾祺、阿城、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于坚、莫言、欧阳江河、张炜、铁凝、刘震云、叶兆言、阿来、韩东、余华、苏童、格非、麦家、东西、雷平阳、艾伟、李洱、邱华栋等一大堆作家的名字，称“他们的读书笔记、创作谈、访谈，都有不凡的境地”。而且，“这一方面表明，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了”。第二，不仅有思考，而且要应使之“变得宽阔”起来。因为，写作不单是回忆、感受、体验，“为自己辩解”，大部分作家都是对生活平庸琐碎的“摹写”，正表明了它的危险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变得宽阔”即是指出，创作不仅是对一种意义的肯定，而是不断地发现意义，不断地攀援新的精神高度。“让思想处在矛盾和冲突之中，让小说获得哲学高度”，他警告说，这不是让小说负载小说之外的重量，而是让“小说更像是现代小说”。(17)最后，他举出、并认为徐则臣的《北上》正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
在进行了一系列繁琐论证之后，批评者将自我和世界的“双重确证”命题提了出来。他指出，问题意识和小说意蕴的建构，首先得自我确证。由于国内外的书大家都能读到，而且对翻译家都熟悉，读的书也大多类似，大家又掌握了一套“通行”写作技术和叙事方法，所以，“很多作品更像是统一生产的产品”。为此，他举出郁达夫“五四”时期“个人的发现”理论，对这一现象给予提醒、劝导。他说，找寻、识别自己的声音，这是作家最为艰难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把自己与其他作者“区隔”开来。在此之后，该文把重点放在对“世界”的论析上面，“由个体关怀而到清理一代人的生活，由用望远镜看事物到用显微镜放大事物”，认为这是迈进的门槛。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平衡自我，扩大自我”。(18)不过有意思的是，批评者没有对“世界”做出明确的定义，只提出“双重确证”，但没有对确证的步骤、途径、方法做出深入的阐释和探讨——也许因为凡问题提出，它就自行解决了——统观全文，批评者的愿望是，借助分析徐则臣的作品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
在此，可以参照谢文提到的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看他是怎么论证的。熟悉卢卡奇著作的人都知道，他虽然说人类已从“史诗时代”进入了“小说时代”，但又认为它并未滑向这个小说时代；相反，他反复和着重强调了“史诗时代”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对“现代小说”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此他讥讽说：“对史诗来说，平庸就是艰难，正如对悲剧来说，平庸曾是轻松一样”，这是由于，“忘记奴役绝不可能写出伟大的史诗”。(19)他的意思是，“历史”可以从这个时代进入那个时代，但是文学标准，却没有进入和如何进入的问题。因此，他无可避免地触及到自我与世界“双重确证”的问题，“史诗中的个人，小说中的英雄，产生于对外部世界的陌生”，进而是由于，“严格地说，史诗中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看作为史诗的本质标志，以致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20)笔者认为，卢卡奇的理论恐怕不含有要与当代中国文学“区隔”的意思，因为中国作家同样对这一问题心领神会，比如王安忆。她引述余华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对这一观点的新鲜注解：
“余华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个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他就讲到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好像是一个银行，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再生的，不断地不断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只是一笔贷款。他说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21)
实际上不止这些，有关如何重建“自我”和“世界”的“双重确证”的问题，近年来持续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谢文即是其中一例。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难以自制地滑向了“自我”，尽管也意识到，但他们的人生、经历、经验，以及文坛某种误导性的风气，已不足以克服这一难题。谢文对徐则臣小说“借题发挥”，可以视作这位有识批评者对当代小说的忧虑，以及提出的如何“破冰”的方法。
通过阅读有关《北上》的数篇批评文章，可以感觉文学批评对这位作家的爱护有加。在前面谢文基础上，有作者还为这部长篇小说(也包括另一部《耶路撒冷》)，加固上了博尔赫斯庞大复杂的“阿莱夫”理论脚手架。在这篇理论色彩较浓厚的文章里，“阿莱夫”镜鉴理论被陈述如下：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理论。即“我”与“世界”，在“阿莱夫”的镜子和在被“我”所见的双重镜映下，实现统一。“我”既是阿莱夫的见证，也是被阿莱夫照亮的总体世界的一部分，“我”与“阿莱夫”在互证互构过程中显现了彼此，“我”的生命体验则成为神奇景象的见证者与构建者，“阿莱夫”也成为大千世界的创造源泉。(22)不管用该理论评论《北上》的结构方式是否合适，但至少我们可以看作是对这部作品较为大胆的“建构性理解”。
与谢文一样，该文作者认为作家小说有对“复杂结构”的自觉探索意识，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北上》中“繁复的线索和人物”。为串连中国历史变迁和不同家族人物的命运，整部小说分为三大部分，“从一份具有现实与历史双重意义的考古报告开始，继而展开两条并行发展且相互交错的叙述线索”。而且众多人物不仅与运河的历史穿插，他们彼此也相互穿插，以致运用了“历史穿越”等适合于当下读者口味的结构形式，这种艺术实验，为今后类似题材的宏大场面展现提供了有意的借鉴。不过，他也批评道：不同的人物循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各自生活，因历史的偶然契机而彼此发生交集，他们之间的关联更像是不同的织网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的并行与交合。然而这种叙事安排，在故事逻辑上，也容易滑入彼此关系似乎并不特别紧密，甚至有的故事完全可以从小说文本中离析出来，作为单独成立的小故事“泥坑”之中。(23)
当然得承认，不是作家做得不好，批评者确实有一种先提出严格理论要求，之后又说作品“未达到”此项要求的问题。也就是说，“理论”存在着某种“脱离”作品实际的风险，但对于批评者来说，这项惩罚却终究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作家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和私下抱怨，也因此在这里萌生，不过没有公开化而已。如果我们暂时离开文学批评对《北上》的“批评现场”，退回到当代文学史此前曾有的多种类似事例之中，不难发现这种“事故”，在路遥批评、贾平凹批评、莫言批评等领域里，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换一个角度，这种脱离、脱节性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下一步的文学发展走向，并非没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为，它可以抑制“作者的傲慢”，令其更为谨言慎行，增强对自身必要和清醒的认识能力，从而把作品写得更好。
四
最后，有关《北上》的文学批评，还有作家比较和身体认同的说法。
比较文学和身份认同理论盛行于1980-1990年代，像新时期以来所有外来理论一样，一旦引进，便会风靡一时。譬如，比较文学是这样定义自身概念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复合型的学科。其研究立足于吸收传统世界文学研究的成果，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把世界文学、欧美文学纳入全球整体格局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该专业要求考生具有较为扎实的中外文学功底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阅读外文文献”(24)。在《北上》文学批评中，也呈露出这些理论的身影。例如一个批评者在比较中强调了徐则臣《北上》与葛亮《北鸢》的不同：“葛亮的《北鸢》试图在民国历史风云的变幻中探寻一段个人的被藏匿的历史，徐则臣的《北上》则以运河勾连起时间与历史，探求长埋地下被隐藏着的历史。”(25)她试图找出两部作品的“异同”，目的是在共性之中发现“差异性”；但同时认为，正是这一差异性，推动了人们对两部作品的新理解。但即使如此，她仍认为《北上》比《北鸢》更具有“史诗性”“反思意识”和“现实意义”，而《北鸢》却能让读者产生亲切感，一个个消失多年的历史陈迹，仿佛就在小说中醒来，而且栩栩如生的亮相在眼前。不过，“比较”在对作品的真实评价中也会显得有些勉强，因为即使没有比较，作品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姿态而存在，好像也毫发无损。
在另一篇对《北上》等作品身份认同的分析文章中，作者和作品显然自己生成出某种不为人知的“意图”。就是说，正因为有某种“意图”，作者和作品的身份辨别、身体叙事乃至家国认同，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该文强调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探究徐则臣小说中身份认同书写的艺术策略。笔者通过分析空白情节、‘失语’症候、复调结构、典型意象这四类艺术表现手法，借助伊瑟尔‘召唤结构’、拉康主体性理论等理论概念，详陈徐则臣身份认同书写的独到艺术策略”(26)。当然，按照这种理论设计，很容易在作品中找到相应的“证据”，例如借助小波罗，船上的中国人可以从身份差异中认识到自己当下的命运，相反也会让读者由此对宏伟的大运河，产生某种民族自豪感等。尽管，由于研究者经验的缺乏，这种“按图索骥”的批评性研究存在着固有弱点，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思维，“理论”的加入毕竟比过去的感性批评有了更多底气，叙述分析也变得相对准确清晰。然而如果，批评者把理论意图再隐藏深一点，由此展现的新效果，也许会不一样。但总体来看，该文的分析深度仍嫌不足，这不是理论之错，而是作者自身的欠缺。在一部同样研究“身份政治”的学术名著中，所做的宏富扎实研究不仅没因这种理论显得“牵强”，反而如虎添翼，可以说深入骨髓，阅读者在其中均获益甚多。(27)
前一位批评者试图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徐则臣小说定型在自己所认定的范畴；在当代小说批评中，这种主观意图过于明显的分析较为常见。后一位批评者则认为，从作者到作品都有主动自觉的身份认同意识，她没有借助第一手材料，而且直接相信就是这种样貌。尽管在态度严谨的治学者看来，文章的轻率鲁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每当想到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像这种不经过思考，更不利用材料而直接与作者过招的文章，是普遍存在并通行无阻的，又会感到释然。然而，必须指出，当一个作家的“新作”刚刚问世，追踪式的文学批评，是第一轮文学史筛选过程中被鼓励的对象；因为，这种“时评”往往带着批评者鲜活的气息、敏锐度、细读能力及其他一些素质，是其艺术才华在评论实践中最生动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没有这种“第一波”批评做铺垫，之后深思熟悉的分析，在材料基础上开展的文学史研究，一开始就失去了必要的参照，而参照性，对于分析论述和严谨的学术研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以上分析可以来看，在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面世以来的五年间，积累了丰富的文学批评文章的材料，充分显示出批评界对这部作品的一致认可。但是这种认可，又是以千姿百态、莫衷一是的批评观点来呈现的。以上梳理的这几个方面，并未概括它的文学批评全貌，只是抓住了其中最亮眼的几个侧面。这些批评，显然不是这部作品的最后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徐则臣还有漫长的创作生命，在未来还将会有什么作品问世，一时难以预知；另一方面，尽管“运河”是他目前的主打题材，但若干年后，他是否还会取材于此，也不好说。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70后”作家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之中的文学现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远未“定型”(尽管有些文学批评已开始用定型的口气来论断他们)，甚至还不能真正确认他们中的“代表作家”(当然，所谓“代表作家”的称呼，在不少文学批评中已不鲜见)。
因此这篇文章的探讨色彩，要远大于它的研究色彩。只是这一探讨方法，用的是“以批评”来”“看作家”的观察角度，这种观察的好处之一是，暂时摒除了主观化的态度，而还原为一种较为客观、平实的认识方式。自然，这种取角方式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弊病，没有瑕疵。但可以这么说，对于接近一个更真实的《北上》文本的人来说，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也许会比较为强势的直接介入更为理智。
注释：
①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部分批评者缺乏个人稳定审美判断力，竞相追逐时尚话题的风气。
②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9页。
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④薛蒙：《历史、记忆、认同——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与〈北上〉》，《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1期。
⑤陈诗晴：《论徐则臣〈北上〉的地方志书写》，《南腔北调》2023年第6期。
⑥王冰：《徐则臣小说的历史书写》，辽宁师范大学2023年度硕士论文，未刊。
⑦〔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回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这部关于记忆理论的著作中，研究者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二战幸存者如何借助记忆反抗历史的现象。
⑧樊迎春、徐则臣：《信和爱的乌托邦——徐则臣访谈录》，《写作》2021年第5期。
⑨刘小草：《徐则臣：“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2022年6月10日第015版。
⑩李今：《鲁滨逊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4、13页。
(11)邱奇豪：《徐则臣焦虑书写研究》，扬州大学2023年度硕士论文，未刊。
(12)杜怡：《共在与外展——论徐则臣〈北上〉的“准时间性”》，《写作》2021年第5期。
(13)陈倩：《论徐则臣小说的空间叙事》，西南大学2023年度硕士论文，未刊。
(14)王朝军：《破译一条河流——徐则臣与〈北上〉》，《新作文》2023年第12期。
(15)(16)李东若：《时间策略、命运意识与文化镜像——解读徐则臣〈北上〉的三种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17)(18)谢有顺：《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论徐则臣的写作观》，《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
(19)(20)〔匈牙利〕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0页，第51页。
(21)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22)(23)张龙云：《“阿莱夫”镜鉴：徐则臣小说艺术中的繁复及困境》，《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
(24)参见百度百科上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词条。
(25)罗欣怡：《葛亮的〈北鸢〉与徐则臣〈北上〉的历史书写比较》，《南腔北调》2022年12期。
(26)李梦涵：《徐则臣小说创作中的身份认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21年度硕士论文，未刊。
(27)〔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