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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敬吾故事学思想——以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研究为例

  

 

 

 

  [摘要] 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通过对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文本的深入研究,深刻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决定婚姻的诸形式、婚前难题考验和婚姻习俗。关敬吾把民间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其体现的婚姻习俗,超越柳田国男的日本民间故事母题研究思想,建构了他的民间故事理论体系。他的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与婚姻习俗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日本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和方法,对日本民间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而且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关敬吾;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婚姻;研究

 

  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1899-1990)在日本民间故事搜集、分类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细致、深入分析日本民间故事文本,深刻探究其中蕴含的婚姻制度、婚姻民俗和成年仪式等社会性。他认为,民间故事的事件经过与通过礼仪的诸过程一致。如果不仅把民间故事看作母题,而是作为整体来分析,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涯的过程是一致的。
  关敬吾以婚姻为中心把婚姻类民间故事分以下三个种类:
  第一是异类婚故事。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具有浓厚的神话和巫术信仰色彩。异类婚故事基本都是悲剧性结局,两者生育孩子,孩子成为某一氏族或部落的始祖或英雄。关敬吾关于日本异类婚故事研究,笔者以后专门梳理和评述。
  第二类的民间故事是以第一类的民间故事作为前提,事件从诞生开始。无子女的老夫妇神奇怀孕和生孩子。孩子迅速成长。年少的主人公的冒险行为最终几乎以几种形式与婚姻结合。此类民间故事通常反映成年仪式。民间故事的主要内容在于婚姻。成年仪式和成女仪式是婚姻的前提条件和程序。故事主人公通过这个成年仪式,开始成为社会真正的成员,获得被社会认可的婚姻资格。这个形式的民间故事是讲述成年仪式和成女仪式的经过。
  第三类的民间故事特征是主人公主要靠自身的意志行动。第二类的民间故事的主人公背后通常有着父母,以某种形式指导其行为。为到达婚姻的冒险行为在第二类的民间故事中,通常是反复着生与死。第三类的民间故事中事件本身或内容极其现实,尤其是反映了现实的婚姻。[[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京都:同朋舍,1980年,第162-163页。]
  关敬吾从决定婚姻的诸形式、婚前难题考验和婚姻习俗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日本婚姻类故事与婚姻的关系。
  一.日本婚姻类故事中决定婚姻的诸形式
  日本婚姻类故事中包括自由恋爱婚姻、双亲包办婚姻和单方决定的婚姻三种形式。
  (1)自由恋爱婚姻
  关敬吾通过对广泛流传于日本的民间故事文本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指出,眼睛、梦、神讬、声音、画、衣服和毛发等在日本民间故事中经常成为自由恋爱婚姻的契机。
  关敬吾认为,反映成年仪式的日本民间故事《米福粟福》、《灰坊》和《姥皮》都是通过一见钟情成立恋爱关系结婚的典型例子。《烧炭的富翁》、《梦见小僧》是通过梦这一契机结婚的民间故事。《田螺入赘》中传闻成了缔结婚姻的契机。《产神问答》中神讬成了婚姻的媒介。《吹笛子的女婿》中声音成了天女与人间男子结婚的契机。《天人妻子》中天女的羽衣成了天女与人间男子成婚的契机。另外,有的民间故事中头发成了婚姻的媒介。《天人妻子》的冲绳异文中,农夫在井旁发现头发,知道天女把羽衣挂在松树上沐浴,取走羽衣娶其为妻。[[日]関敬吾编:《日本昔话大成》第二卷,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转引自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64-167页。]关敬吾认为,通过获得头发,与那个姑娘结婚的母题极为古老。民间故事中通过获得衣服或头发,可以自由地支配其所有者的想法基于巫术信仰。这是接触巫术原理在民间故事中的运用。民间故事中出现的这些母题是以这样的现实的巫术信仰为背景的。[[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67页。 ]
  (2)双亲包办
  此类婚姻形式实际属于父母包办婚姻。关敬吾归纳双亲决定孩子婚姻的日本民间故事有以下两种形式:
  (a)双亲有着亲密关系,孩子出生前约定婚约。《产神问答》和《烧炭的富翁》是属于这一类的民间故事。婚姻主题的蒙古史诗中通常是少年英雄问父母亲有婚约的姑娘在何方。英雄的父亲告诉他有婚约的姑娘在遥远的他乡。英雄去遥远的他乡的途中,克服种种危险的考验,例如驯服疯狂的公驼、公牛、野马或通过摔跤、赛马、射箭好汉三项比赛,娶妻返回家乡。这显然体现了英雄未出生之前父母亲已经给他约定了婚约,即双亲包办婚姻。
  (b)父亲接受动物或超自然物的援助,作为其补偿把姑娘嫁给动物。《蛇入赘》、《鬼入赘》、《猴子入赘》和《狗入赘》等都属于这个形式的民间故事。[[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68页。]关敬吾举例的此类民间故事属于异类婚故事发生变异的形态。这些民间故事反映了在婚姻问题上女性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父母决定的对象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这类故事中通常是两个姐姐拒绝父亲的要求,幼女答应父亲不合理的要求。这个形式的异类婚故事中随父亲的意志结婚的姑娘逃离动物的支配,并获得幸福的婚姻。拒绝父亲要求的两个姑娘通常是不幸的。
  (3)单方的决定
  通过一方的强制婚姻成立。关敬吾归纳此类婚姻类故事大概有两种型式:一种是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妻子型的民间故事。动物遇到死的危险被人类救助,为报恩动物变成女人与救命恩人结婚。婚姻的基础是单方的道德要求。《蛇妻》、《仙鹤妻》和《青蛙妻》等一系列的民间故事都属于这一型式。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专门探讨关敬吾异类婚故事学思想。第二种是通过人类单方的强制婚姻成立。《天人妻子》中,男人抢夺天女的衣服,与其结婚。单方决定形式的民间故事中的婚姻几乎都以悲剧结束。前者的型式中,丈夫怀疑妻子,发现妻子的本性,导致婚姻破裂。后者是妻子本身不喜欢婚姻,拿到羽衣飞回天上。[[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69页。]
  二.难题考验婚姻
  如前所述,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个人生涯,最终的到达点是婚姻。求婚者通过克服姑娘及其父母提出的难题考验,获得结婚的资格。在未开化社会不允许离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不能离婚。因此选择配偶也是非常慎重。求婚者必须经过各种严格的考验。民间故事中对求婚者提出各种难题,考验对方能力的情节反映了这种社会习俗。民间故事中对求婚者提出各种难题,只有解决这些难题的人,才能到达最终的婚姻这件事情反映了在原始和未开化的文化阶段的道德观和社会习俗。关敬吾把婚姻类民间故事中对求婚者的考验归纳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主人公通过解救被动物、怪物和超自然物掠夺或落入不喜欢的男人手里的姑娘,并与她结婚的形式。
  1.从动物或怪物手中解救
  求婚者通过武力和英雄行为,解放落入超自然物或动物魔掌中的姑娘,并与姑娘结婚的形式。代表性文本有《猿神退治》和《八岐大蛇》,其共通的情节是神灵定期要求供物,国王的女儿成为供物后被人解救,并与解救者结婚。《猿神退治》的前半部分,尽管反映了供奉人的原始习俗,但把这个民间故事作为整体分析时,婚姻是主题。从姑娘的立场解释,姑娘被放入箱子里供奉给神灵,又被侍从救出这个情节意味着死与再生,这个过程象征着通过礼仪中的死与再生。从侍从的立场阐释,救出姑娘的情节意味着结婚前的武力和胆量的考验,互相有着关联。[ [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84页。]
  《八岐大蛇》神话中,主人公向姑娘的父母求婚,救出姑娘,并和她结婚。这个神话中主人公从蛇的魔掌中解放姑娘,不是姑娘或父母直接提出难题。但从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是对求婚者提出的难题考验。从姑娘的立场解释,作为牺牲被供奉给蛇,被救象征着死与再生,从男人的角度看,给姑娘及其父母显示了婚姻中必须具备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有专门研究《八岐大蛇》的论文。曹雪娇的硕士论文《古代日本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再研究》用普罗普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魔法故事的母题与仪式的理论分析《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提出就神话本身内容而言,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是对古代丰产仪式的重解和反用;将关于素盏鸣尊的神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并利用范热内普和维克多﹒特纳的过渡仪式理论分析素盏鸣尊的神格和他在出云神话中的地位。将该神话作为日本王权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是主人公经历的过渡仪式的一个部分。[ 曹雪娇硕士论文:《古代日本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再研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第1页。]曹雪娇和关敬吾都用仪式的视角研究了《素盏鸣尊斩杀八岐大蛇》神话。关敬吾用难题考验仪式阐释斩杀大蛇的母题的同时,指出主人公必须经过这难题考验仪式才能获得结婚的资格,难题考验仪式的最终目的是婚姻。换言之,他把斩杀大蛇母题与婚姻联系起来分析。
  《八岐大蛇》神话与世界性民间故事AT300类型“屠龙者”的故事相似。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这类故事以“屠龙者”的名字被编入AT300类型;在金荣华著《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以“屠龙救人牲”的名称被编入AT300类型,并概述该故事类型的情节为:“毒龙要居民每年献祭一名少女,这一年抽到公主为人牲。一个青年途径其地,救出公主,嘱其先回,然后杀了毒龙,并割取龙舌后离去。有人在他离去后割下龙头冒功,要娶公主,威胁公主不得说出真相。幸好青年及时出现,以龙舌为证,杀死冒功者,娶了公主”。[ 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册),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105页。]
  研究屠龙者故事的中国学者很多,笔者以我国著名史诗学家郎樱《东西方屠龙故事比较研究》,李永平和樊文《中国少数民族屠龙故事文本与禳灾传统》两篇论文为例,评述中国学者对屠龙者故事的研究概况。据郎樱研究,我国屠龙者故事的流传比较集中于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当中。除此之外,在东乡族、撒拉族和汉族民间也有流传。她归纳新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屠龙者故事文本,提炼出其共同的叙事模式:英雄外出——到某地得知有条龙肆虐作恶,人民定期向龙献少女和羊只——英雄决心斩龙为民除害——手持宝剑被吸入龙腹——将龙劈成两半——以割龙皮等物作为斩龙的凭证——救出祭龙少女——出现冒充斩龙者——英雄出示斩龙凭证揭穿冒充者的阴谋——汗王让出汗位,并把女儿嫁予斩龙英雄——英雄把汗位和公主转让给大哥或结义伙伴。[ 郎樱:《东西方屠龙故事比较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郎樱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比较研究广泛流传于欧洲多国的屠龙者故事与新疆突厥语民族的屠龙者故事文本,提出两者的叙事模式基本相同的观点。她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角度阐释西方屠龙者故事和新疆突厥语民族屠龙者故事的共性特征。郎樱认为:“新疆突厥语民族的先民过着游牧生活,驰骋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上。定居于天山南北后,又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他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带到东方。”[ 郎樱:《东西方屠龙故事比较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李永平和樊文选择27个少数民族的44则屠龙者故事,依据屠龙的原因划分为以下三种亚型:龙引致灾祸被屠杀;龙残害人、吃人,引起人类复仇而屠龙;为完成考验屠龙。他们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屠龙者故事文本以及禳灾文化传统,指出:各民族早期民间故事、神话叙述中,把各种危害其生存而被剪除的动物形象,汇聚为一种想象的怪物“龙”,并作为禳解各种灾异的“公共的替罪羊”,危机解除后,龙翻转成为沟通天地的神灵。“屠龙”和“龙王”是同一机制呈现的两种面相。[ 李永平,樊文:《中国少数民族屠龙故事文本与禳灾传统》,《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蒙古史诗中毒龙通常以巨蛇的形象出现。英雄斩杀巨蛇的蒙古史诗大概有两种亚型:第一种亚型是英雄遇见一个在唱歌,一个在笑,一个在哭泣的三个姑娘。英雄问其原因,她们说巨蛇要吞吃她们,今天被巨蛇吃掉的姑娘在哭泣,明天将被巨蛇吞吃的姑娘在笑,后天将被巨蛇吃的姑娘在唱歌。英雄斩杀巨蛇救了三位姑娘;第二种亚型是英雄因某种原因到地下,遇见一条巨蛇要吞吃大鹏金翅鸟或鹰幼雏,英雄斩杀巨蛇,救幼雏。大鹏金翅鸟或鹰报恩驮英雄飞回地上世界。英雄斩杀巨蛇的蒙古史诗通常与婚姻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通过与动物、怪物和超自然物的争斗,解放女人,并与她结婚的民间故事较多。《兄弟俩》也是属于这个形式的民间故事。故事中讲述,兄弟俩由于继母的缘故被赶出家门。弟弟在某家干活十年,获得有魔法的刀和有魔法的鞭子。哥哥遇到危险,弟弟去救助哥哥,用有魔法的鞭子使哥哥死而复生。兄弟俩征服怪物,解救姑娘,哥哥与姑娘结婚。弟弟也在其他场所救另一位姑娘,并与她结婚。《力太郎》中讲述,用夫妇身上的污垢制作的人形变成人。他十五岁时拿着大铁棒离家旅行,途中遇到两个大力士,经过较量战胜他们,并和他们携手解救落入怪物手里的三位姑娘,分别与她们成亲。《桃太郎》中虽然没有讲述结婚的情节。但桃太郎的征伐鬼岛情节暗示着成年仪式中举行的勇气的考验,是婚姻的前提。[ [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85-186页。]
  关敬吾认为,在未开化社会中,社会要求一个男人,参加共同劳动、共同的狩猎活动和战争的能力。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民间故事以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为根源成立。在狩猎民族中作为结婚的资格,有必要杀死一定动物、打倒敌人的力量和勇气,求婚者面对危险必须表现出牺牲自己、舍弃生命的勇气。这个形式的民间故事很可能反映了这样的社会民俗。[ [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86页。]该类型的民间故事中主人公与劫持公主、女孩的动物或怪物进行激烈的斗争,杀死它们解救公主或女孩,并娶公主或女孩为妻。这一类型的民间故事间接地反映了一个男人必须经过征服强大的对手的危险考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取得结婚的资格。该类型的民间故事中从动物或怪物手中解救公主或女孩的行为象征成年仪式中的难题考验,也是男人的婚前考验习俗。
  2.从竞争者手中解救
  主人公通过与姑娘或妻子不喜欢的求婚者争斗,战胜对手获得女人的形式。这个形式的民间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妻子被夺、与妻子再会和再结婚。典型的例子是《百合若大臣》。该故事主要分布于日本九州地区。主要情节是:百合若大臣被侍卫抛弃在荒岛上,侍卫欺骗其妻丈夫已死,试图与其妻结婚,并夺王位。主人公回家,战胜竞争者,夺回妻子。[ 关敬吾编:《日本民间故事选》,金道权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86-188页。]
  《画中女》也是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大致讲述某男娶美丽女子为妻,男人迷恋妻子,不愿出门劳动。妻子画自己的肖像交给丈夫,画像被风吹走,被国王捡到,妻子被国王夺去,男人夺回妻子再婚。这个民间故事的后半部分有两种形式。
  A 国王或官员找到画像的女人,并把她娶为妻,女人从不笑。男人按照与妻子的约定,装扮成卖桃子(卖酒、商人、卖鱼)的人,在国王或官员的宫殿周围叫卖,妻子见了丈夫露出笑脸。国王或官员为得到女人的欢心,把小贩叫进来,并与他换穿衣服。男人变成国王或官员,国王或官员变成小贩。男人命令门卫赶出国王或官员或杀死他,夺回妻子,并成为国王或官员。
  B国王或官员提出三道谜语,让男人回答。男人在妻子的援助下解答谜语,击败国王或官员夺走妻子的企图。[[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88页。 ]
  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画中女》故事在中国民间以“百鸟衣”、“羽毛衣”、“画中女”和“画上的媳妇”的名称广为流传。在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这类故事被编入AT465A型,名为“百鸟衣”;在艾伯华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以同名收入,被编为195号。我国故事学家江帆用比较故事学的视角比较研究中日“百鸟衣”故事。江帆主要以类型研究方法概述日本《画中女》故事的代表性的两个异文,并与中国的满族故事家李马氏讲述的“百鸟衣”故事情节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共性与异性。
  满族《百鸟衣》故事梗概是:一个青年猎人为了给母亲治病,跪求门前的大柳树救助。柳树仙子果然为其母治好了病,并与猎人结婚。猎人迷恋妻子,一刻也不愿离开美妻,柳树仙子就把自画像给丈夫带在身上去打猎。他在山上看画时,画被风吹走,被国王得到。国王按画找到柳树仙子,逼她进宫做娘娘。她临走时交给丈夫一包韭菜籽,让他种下这韭菜,百天后到王宫去卖;再每天打一只鸟,百天后用百鸟羽衣做成羽衣穿上进京。柳树仙子进宫百天后装病,说只有吃了三尺长、扁担宽的大韭菜才能治好。国王四处寻找此菜。这时,猎人正好担着大韭菜进京叫卖。国王手下将穿着百鸟衣叫卖大韭菜的猎人进宫中。柳树仙子看见丈夫笑了,国王问她为何笑,她说羽毛衣十分好看。国王为了讨好她的欢心,与猎人换了衣服,国王穿上了羽毛衣,猎人换上了龙袍。国王挑起菜担出宫门去卖菜。猎人坐在龙椅上,下令杀死卖菜人国王,当上了国王。[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8-629页.]
  另外,江帆在论文中探究“百鸟衣”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思想根基和心理基础。她说:“百鸟衣”故事之所以在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传承基础,在于这一故事畅快地表达了民众的精神意愿。故事中的两个要素十分符合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愿望:一是穷汉娶上美貌妻子。另一个要素是穷汉也能当上国王。[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4页。]关敬吾和江帆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类型的民间故事。关敬吾主要是以难题考验的角度分析了《画中女》故事中蕴含的婚姻习俗。江帆主要以比较故事学的方法比较了中日《画中女》故事的异同,并阐释了中国《画中女》故事广泛流传的思想基础。关敬吾的《画中女》故事的研究方法给中国故事学界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
  (二)姑娘或其父母向求婚者提出难题,并通过解决这个难题到达婚姻的形式。
  1.通过女方父母提出的考验
  求婚者通过姑娘父母提出的难题考验,获得姑娘的形式。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从父母的角度看存在两种原因。首先是父母不喜欢求婚者。因此提出抹杀求婚者的苛刻的难题。其次是为考验求婚者的能力而提出难题。处于这样的意图提出的难题常常与生产劳动有关。《天人妻子》是属于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如上所述,天女与人间的渔夫或猎人结婚生孩子。但后来天女穿上羽衣回到天上,丈夫登天寻妻。天女的父亲对他提出,一日之内开垦、耕种和收获一千町的山地的难题。这些难题都是与农业劳动有关。虽然天女自身是超自然的存在,但对求婚者提出的难题都是现实的问题。这个母题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现实习俗。日本民间故事中对求婚者提出智力性的难题的情节比较多,试图抹杀求婚者的难题比较少。《蜜蜂的援助》中讲述,富翁的三个姑娘寻找一个女婿。众多求婚者失败。一年轻人求婚,姑娘的父母亲对他提出三道难题。年轻人在蜜蜂的援助下,解决难题成为富翁女婿。[[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90-191页。 ]
  2.通过巫术治愈女孩,并与她结婚的形式
  年轻人通过治愈生病的姑娘或使死去的姑娘复生,并与她结婚的形式。关敬吾把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归纳为以下三种形式:
  (1)主人公通过有魔法的道具得知姑娘生病的原因,治愈她,并与她结婚的形式。
  (2)年轻人在其父母的委托下,把姑娘的病因告诉第三者,让他转告姑娘的父母,并与姑娘结婚的形式。
  (3) 用魔法道具使姑娘生病,通过治愈与其结婚的形式。这是后期变异的形式。[[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91页。 ]
  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神耳》中讲述,年轻人帮助动物,得到通晓动物语言的有魔法的道具。他听到鸟在说富翁姑娘的病因以及治疗法后,治愈姑娘,并与她结婚,获得财富。[关敬吾编《日本民间故事选》,金道权等译,第85-87页。]《生死鞭》中叙述,少年被赶出家门,使死去的姑娘复活或治愈她,并娶她为妻。《梦见小僧》中也是,小僧由于隐瞒梦,而被父母赶出家门,途中征服鬼,得到有魔法的宝物(生死棒),使两个姑娘复活,娶她们为妻,每月分别与一个妻子生活十五天。《山神与童子》中,某家委托小僧询问树不开花的理由。另外一家委托他询问姑娘的病因。小僧向山中的老人询问两家委托的事情,并告诉她们。小僧娶两家的姑娘为妻,每月分别与两个妻子生活十五天。这两则民间故事反映一夫多妻制。这些民间故事都是通过治好姑娘的病或使姑娘死而复生结婚的形式。[[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92页。]
  关敬吾指出,这些民间故事中治疗能力是结婚必备的条件之一。解放落入动物手中的姑娘,并与她结婚形式的民间故事中要求主人公具有超长的武力和体力。这一形式的民间故事中要求主人公拥有医术。古代治疗疾病,使人复活的人是巫医。在未开化社会巫医通常是医生、占卜师。民间故事中主人公通过听到鸟的语言得知病因的情节,说明主人公拥有占卜师的特异功能。这些民间故事中使姑娘死而复生的情节具有重要意义。对姑娘自身来说意味着借助年轻人的力量从死亡再生,与通过礼仪的信仰有关。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再生。[[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92-193页。]
  3.姑娘本身考验求婚者的形式
  关敬吾认为,父母提出难题考验求婚者时,姑娘成为求婚者的同伙。姑娘自己想对求婚者提出难题考验时,具有拒绝或排除求婚者的倾向。其内容可以分成考验勇气、胆量和考验智力的两个形式。日本民间故事中考验勇气和胆量的比较少。日本民间故事中姑娘直接考验或试探求婚者的难题多与智力有关。
  三.日本婚姻类故事中的婚姻习俗
  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反映了男方给女方送聘礼,女方给男方陪嫁金,男方代替聘礼去女方家劳动服役一段时间的劳动婚以及掠夺婚等婚姻习俗。
  (1)男方给女方聘礼的婚姻习俗
  在父系社会,女性婚后必须离开自己的家族,加入丈夫的家族共同体。因此,嫁姑娘对姑娘的家族来说意味着失去一个劳动力,削减经济效力。并损失养育姑娘所支出的费用。与此相反对于男方家族来说,增加劳动力,提高经济效力。所以男方理应补偿女方家族的这个损失。结婚意味着男方得到劳动力的补充,女方劳动力减少。因此形成了男方给女方补偿金的婚姻习俗。
  很多民族中男人娶妻时,必须给女方父母补偿金。这种补偿金叫聘礼。根据求婚者的贫富决定聘礼的多少。在民间故事中通常是作为代替新娘补偿金,女方父母向男方要求很难得到的礼物。女方的父母通过提出难题,威胁求婚者,阻碍姑娘的婚姻。但多数求婚者克服各种困难,解决难题结婚。婚后妻子不生育时,通常是还回聘礼。蒙古史诗中女方父母向求婚者提出驯服疯狂的公骆驼、公牛和未驯服的公马或取来大鹏鸡翅鸟的羽毛、蟒古思的心脏等难题考验。英雄通常凭着自身超凡的勇气和力量驯服凶猛的动物和蟒古思,通过危险的考验达到结婚的目的。
  (2)女方给女儿陪嫁金的婚姻习俗
  日本也有父母给女儿陪嫁金的婚俗。女方没有生育子女死时,陪嫁金必须还,有孩子时可以不还。有些地区与有无孩子无关必须还。由于妻子的原因离婚时不还,但由于丈夫的原因离婚时必须还陪嫁金。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民间故事中如何反映了陪嫁金制度。日本民间故事中有着反映陪嫁金制度的故事情节。在《烧炭的富翁》中讲述,富翁丑陋的姑娘听神灵的告诫,带着陪嫁金嫁给了贫穷的烧炭人。她给丈夫金子去买米,烧炭的人在途中把金子扔给池子里的鸭子。妻子告诉他金子是价值很高的东西。烧炭的人说,在烧炭的灶旁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于是两人去发现很多黄金,成为富翁。[[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4页。]《蛸富翁》也同样,贫穷的渔夫为了将成为有钱的人,给儿子娶富翁的女儿为妻。姑娘带来很多嫁妆,房子装不下,借房迎娶新娘。[[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4页。]
  (3)劳役婚习俗
  聘礼是指男方的家族支付给女方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买卖婚。很多民族中曾经有着,求婚者或丈夫在结婚前后,在未婚妻家住一段时间或直到生孩子,提供劳动,迎娶新娘,完成任务之后,带着妻子回到自己的家或家族里的婚姻习俗。把这个形式的婚姻叫做劳动婚或劳役婚。
  据某些学者的研究,母系家族社会中所有的婚姻都是劳役婚。在母系家族中,女性留在家里,男人作为女婿入赘。从母系家族过渡到父系家族的过渡期,男性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加入女性的家族内,之后带着妻子回到自己的家里。在文献资料中关于日本劳动婚的记录不明确。在日本的东部地区,曾有过男人在新娘家里劳动一定的时间之后,带着新娘回家的习俗。这个婚姻形态与劳动婚习俗并行。关敬吾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男方没有能力付给女方父母赔偿金时,提供劳动力,补充物质上的损失。第二是考验求婚者的劳动能力。即未婚妻或新娘的父母考验求婚者是否有能力持续将来的家庭生活。[[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5-176页。]
  日本民间故事中有着反映劳动婚习俗的情节。《猴子入赘》中,父亲由于耕田劳累,说如果有人帮助耕地,把三个姑娘中的一个嫁给他。猴子帮助姑娘的父亲耕地,并娶其幼女为妻。[[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6页。]《鸿蛋》中,某男在山上劳动时,得到年轻人的帮助。作为赔偿把姑娘嫁给他。[[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6页。 ]这个故事情节的外在形式与劳动婚平行。《天人妻子》中也存在反映劳动婚的情节。渔夫追寻穿羽衣飞上天的妻子,妻子的父亲提出一天之内开垦、种植和收获一千町的山地的难题。[[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6页。]这些难题都是与农业劳动有关。这个民间故事的结尾分为,丈夫完成岳父提出的难题复婚的形式和失败永久地分离的形式。
  (4)掠夺婚习俗
  民间故事中有着人类或动物抢夺女人,并娶其为妻的情节。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这个情节是否反映了原始时代的习俗。据观察和研究,民间故事中确实存在人类或超自然物抢夺妇女娶其为妻的形式。而且此类民间故事广为流传。从这些民间故事诱拐的动机看,有以结婚为目的的诱拐、掠夺新娘和单纯的妇女诱拐两种形式。从事件的经过看,可以分为诱拐、单纯的第三者的解放和诱拐、解放与解放者的结婚两个形式。在民间故事中诱拐者和被诱拐者的婚礼成立,尽管某个期间共同生活生育孩子,但两者之间不能成立永久的婚姻,多为与解放者之间成立婚姻。[[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7页。]
  在反映掠夺婚形式的日本民间故事中最典型的是《鬼之子小钢》。其故事情节可以归纳为:姑娘(妻)被鬼掠夺,成为其妻。父亲(丈夫)去寻找,在山中遇到一个孩子(孙子)。孩子带他到鬼的家,并把他藏起来。鬼回来。姑娘欺骗鬼,让他喝醉。父亲带着姑娘和孙子乘船逃走。鬼酒醒后,从后面追过来,喝干河水。姑娘做出可笑的动作,鬼笑得把水吐出来,她们再次逃离。[[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第177-178页。]
  据关敬吾的考察,日本没有抢婚的民俗志资料和文献记载。并且反映抢婚习俗的日本民间故事并不多。他只举了这一类型的一则民间故事。虽然日本民族没有关于抢婚习俗的文献记载,但有些民族曾经有过抢婚习俗。蒙古族中就曾经流行抢婚习俗。在蒙古族最早的历史文献《蒙古秘史》中就记载着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抢夺篾儿乞氏人也客赤列都的新婚妻子斡勒忽讷氏诃额仑为妻。诃额仑夫人就是成吉思汗的亲生母亲。[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19页。]但反映抢婚内容的蒙古史诗中通常是恶魔蟒古思趁英雄不在家,抢走英雄的妻子,强迫她嫁给自己。但笔者目前看到的蒙古史诗中蟒古思的抢婚不能成立永久的婚姻。此类蒙古史诗中都是英雄杀死蟒古思,夺回妻子,回到家乡幸福生活为结局。用普罗普的魔法故事的历史起源理论来分析,此类反映英雄杀死抢夺妻子的蟒古思的蒙古史诗起源于抢婚习俗被社会制度否定的历史时期。

 

  结语
  关敬吾以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为例,深入分析其中蕴藏的决定婚姻的诸形式、婚前难题考验和婚姻习俗等问题,提出严格意义上说婚姻是民间故事的中心问题之一,婚姻是民间故事的出发点也是终极点这一观点。他认为,民间故事不讲述恋爱,也不讲述心理纠葛。而是讲述主人公通过克服人类和超自然的妨碍或与竞争者的争斗,达到永久的婚姻的过程。民间故事讲述的主题不是祖先信仰和巫术信仰。民间故事中巫术信仰是完成最终目的婚姻的手段。[[日]関敬吾:《関敬吾著作集》1《昔話の社会性》,162页。]
  换言之,关敬吾认为,民间故事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婚姻,民间故事中体现的成年仪式和巫术信仰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婚姻这一目的。在民间故事主题方面,关敬吾和普罗普的观点相似。普罗普指出:“故事中保留着一些不同于现在的婚姻形式,主人公是去远方而不是在自己周围寻找未婚妻。很可能这反映的是外婚制的现象: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在自己周围的人中间找。因此,对故事中的婚姻形式应该进行考察,并应找到这些形式确实在其中存在过的那种制度、社会发展的那个阶段或时期。”[ [俄]弗·雅·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页。]普罗普早在1946年初版的专著中已充分强调考察和探讨民间故事中蕴含的婚姻形式的学术价值。普罗普主要通过俄罗斯魔法故事母题起源的分析,探究了魔法故事与仪式的关系。普罗普指出,魔法故事母题中许多是起源于各种社会制度法规,其中成年仪式占有特殊的位置。
  婚姻不仅是民间故事的中心主题之一,也是史诗的重要主题之一。蒙古史诗学界公认,征战和婚姻是蒙古史诗的两大主题,蒙古史诗反映了氏族外婚制度。民间故事和史诗与婚姻形式、婚姻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关于蒙古史诗与婚姻制度关系的论著较多,但探讨蒙古民间故事与婚姻制度的论著并不多。中国民俗学家陈岗龙最近发表的《灰姑娘的两次婚姻》是一篇典型的深入探讨蒙古民间故事与婚姻制度的论文。论文中通过考察世界各地蒙古族中流传的31个灰姑娘故事文本,发现蒙古民族灰姑娘故事的两种系统,并且两种系统的故事形成过程与相关的婚姻仪式有密切的联系。他把灰姑娘故事作为整体进行考量,窥见灰姑娘故事的复合型结构中存在两次婚姻的印迹。他提出第一次婚姻可能是普罗普所说的“小妹妹的婚姻”,第二次婚姻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观点。[ 陈岗龙:《灰姑娘的两次婚姻》,南宁:《民族艺术》,2021年第4期,第30页。]关敬吾通过对日本民间故事文本的细致分析,对日本民间故事中蕴含的自由恋爱婚姻、父母包办婚姻、劳动婚姻、抢婚和难题考验婚姻等诸多婚姻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关敬吾的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与婚姻习俗的研究论述了民间故事不仅具有文学审美价值,而且在探讨民俗文化特征和社会制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敬吾对日本民间故事社会性的研究在日本民间故事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日本民间文学界公认,在日本民间故事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首先是高木敏雄的《童话研究》(1916年),其次是柳田国男的《桃太郎的诞生》(1932年)和《口承文艺史考》(1947年),再次是关敬吾的《关于日本民间故事社会性的研究》(1961年)。日本婚姻类民间故事与婚姻习俗的探究是构成关敬吾故事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搜集、分类和研究日本民间故事的关敬吾,一方面吸纳柳田国男的民间文学理论,另一方面站在世界民间故事研究的理论高度上,对日本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整理、分类和理论研究。关敬吾对日本民间故事社会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证明他脱离柳田国男这棵大树的影子,树立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形成了自己的民间文学思想体系。梳理和评价关敬吾的民间故事研究思想不仅对了解日本民间故事理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