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资料学着重研究能够为民俗学学科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博物学、数字信息学等理论与方法，系统地进行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属性分类、保存利用等研究。在中国民俗学界，最早明确提出“民俗资料学”概念的是陶立璠。[①]他在专著《民俗学》中谈到：“根据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学者们所做的努力，关于理论框架的问题逐渐明确起来，它的理论框架似应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民俗学、民俗学史、民俗资料学四大部分……”[②]陶立璠以提出概念为起点，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实践，推动了建构民俗资料学的探索。
一、民俗资料学的丰富性
首先，民俗资料学具有广泛的研究内容。在2003年最初谈及民俗资料学时，陶立璠简单概括为“民俗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对于民俗资料学的具体内涵及研究方法，也尚未展开论述。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与沉淀，2021年5月，由学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陶立璠民俗学文存”，包括《民俗学》（修订本）、《民族民间文艺学》、《中国风俗发展简史》、《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论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集》和《田野民俗学采风录》六部著作，充分验证了民俗资料学的博大精深。
文献民俗资料，主要包括历史上以各种文体形式保留下来的古代民俗志。其存在形态不仅有文字文献，还有图像、遗迹和实物等史料。浩瀚古籍中的保存下来的民俗资料，不仅对于探讨民俗事象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可以通过对文献的研究，达到以古证今、以今溯古、古为今用的目的。陶立璠将这部分民俗资料概括为八种：历史书，政治书，地理书，各类地方志、野史笔记等，类书，语言学著作，先秦诸子著作，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田野民俗资料，主要包括近代以来的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所搜集和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往往辅助使用现代化的录音机、摄像机、电脑等。民俗学研究向来重视田野作业，这是民俗学学者必备的基本功。这类资料学的分析主要见于《民俗学·再版序言》中陶立璠对“描述与研究问题”的详细论述。“描述”即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观察和记录。民俗是一种时空文化，它的蕴涵是极其丰富的，既有物质的因素，也有精神的因素。民俗考查要注意兼顾物质（表层）与精神（深层）两个方面，并且将二者的联系精细地描述出来。目前存在的研究问题是不少描述只是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细节描述，尤其缺乏心理描述。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描述的科学性，也涉及到民俗考查、描述的技术和技巧问题。[③]日常民俗资料，主要包括当代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文本或实物资料。文本类资料有家谱、历书、医书、唱本、契约文书等；实物类资料有神像、农具、玩具、乐器、手工艺品、表演器材、占卜及祭祀用具等。其中有的是生产和生活中实用工具，有的则偏向于指导性或仪式性功能。综上，民俗资料的范围十分广泛，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和非文字资料都可以称之为民俗资料。面对如此历史悠久、数量庞杂、形式多样的民俗资料展开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分类、保存和利用的科学方法，正是民俗资料学所应关注的焦点。
其次，民俗资料学具有跨界的发展理念。在陶立璠看来，民俗资料学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直谋求与多学科共同发展。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博物学、数字信息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资料学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品质，大量人类、民族、社会、宗教、语言的材料在民俗资料中得到最直接而形象地反映，所以它往往具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民俗资料学的跨界特征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方法论是民俗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如田野作业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地理研究法等。任何方法都有相应的研究流程和调查技术。田野作业法，要求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深入社会实际，遵守操作流程，具备一定的调查技术。陶立璠认识到，目前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仍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即问题调查法，而忽视田野调查的独特技术和方法。这必然要影响到考察的效率和质量。历史地理研究法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民俗的传承和传播研究中。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创造了这种方法，将它应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它对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民间故事，按照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民俗资料和民间故事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类型。因此，民俗资料学的类型研究需要民俗学研究者去尝试和探讨。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某一民俗事象的原始形态及流传地域，爬梳它的历史脉络和总体发展；而且有助于横向比较研究各民族民俗之间的交流和传播。
最后，民俗资料学具有多元的开放趋势。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本国民俗资料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民俗学界开始联合考察，实现资料共享，互相借鉴研究成果与方法，因而民俗资料学成为世界性学问。
陶立璠是我国民俗学界开展国际交流较早的学者之一，他敏锐地发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国外民俗学者十分关心中国民俗学的现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学者，如日本、韩国的学者不仅关心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而且将本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延伸到中国，寻找本国民俗文化的源头。大批学者到中国各地进行民俗考察，国家之间的民俗联合考察也在频繁进行。与此同步，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和国际民俗学界进行对话，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本来民俗学被认为是“一国之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本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但在比较民俗学兴起之后，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民俗资料学从而也具有了多元开放的国际性。
二、民俗资料学的现在性
1984年，钟敬文在《民俗学入门·序》中说，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它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④]，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再是陈旧僵死的学问，而是新鲜活泼的学问。学科研究方向转轨，民俗资料学也随之更加关注现实生活。陶立璠充分肯定了钟敬文关于现在性的认识，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对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民俗具有传承性，不了解民俗的历史，就无法把握民俗的现实。所以我们在强调民俗资料学现在性的同时，对传统的民俗事象，尤其是对当下生活有影响的传统民俗事象要给予重视。民俗资料学的研究，需要从文献、传统和现实民俗事象三方面入手，将历史的与现实的民俗资料研究结合起来。
比较陶立璠《民俗学》（2003）与原来的《民俗学概论》（1987）二书，除了书名、个别章节进行文字修补外，还增加了教学实践和田野作业中获得的最新资料和大量图片，这种增补在理论著作中并不多见。为了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着意添设了“民俗学与现代化”一章，凸显了“现在性”。到了2021年出版的《民俗学》（修订本），陶立璠在后记中统计“2003年学苑出版社修订再版，更名为《民俗学》，至今[⑤]已第6次印刷。为满足读者需求，出版社嘱我再事修订后出版。”“回顾30多年来的学术生涯，一本书可以作证，倍觉释然。”一本学理性基础论著，三十年来多番修订，由此可见陶立璠积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研究理念。
根据“现在性”的特点，陶立璠在时代进程中发现民俗资料学的生长点，如都市民俗学。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是以农业民俗作为主体的话，而今天的农村民俗文化转而从都市民俗文化中吸取养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特别是宋代以后，关于都市民俗的记载颇多，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等，清代关于北京都市民俗的记述著作更多。此外，还有许多专门的关于某些都市民俗事象的著作，如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近人张江裁的《天津杨柳青小志》、闲园菊农的《燕市货声》、望云居士的《天津皇会考记》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都市民俗。这些为我们研究古代都市民俗，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在现代化都市里，原属于农业民族的民俗越来越少，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产业和商业民俗。它不仅改变了原来的都市文化，而且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民俗学已在强调它的“现在性”，这就不能忽视都市民俗文化对传统农业社会民俗文化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和影响。所以，都市民俗学的兴起，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面对崭新的学术领域，需要有相应崭新的研究方法。都市民俗学可借用社会学的社区调查方法，来完善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法。都市民俗通常率先在都市的中心地区形成和流行，然后向城乡结合部扩布，最后经过筛选，播布到村落社会。城乡结合部是都市民俗向乡镇、农村传布的桥梁，形成都市文化与乡镇文化的纽带，现代民俗与传统民俗，正是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冲突或达成一种新的妥协和融合。所以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既要展开对都市中心社区的调查，又要特别注意城乡结合部的民俗调查。此外，现代都市民俗的发展，往往和世界文化思潮紧密联系。吸取外来文化中优秀、合理的部分，这对建设都市新文明起着重要作用。
以都市民俗研究为基础，陶立璠进而倡导“民俗普查”。这使得民俗资料学的建构更为恢弘，并与社会现实更为紧密。民俗普查是抢救、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千姿百态，应该通过民俗普查的方式，将民间以语言和口头方式传承的民俗事象，用文字、录音、录像、摄影、制图、数字信息化等形式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形成民俗资料学的学术档案。2003年，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启动了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程，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的民俗普查。目前来看，比较行之有效的是进行地域和民族的民俗文化普查。陶立璠建议，这项调查可以与全国方志编写规划结合起来。风俗志在方志编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将它作为民俗文化的信史资料保存，使其成为了解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参考。除民俗普查外，还有民俗学专题研究及民俗调查，也需要和普查工作相协调，使民俗普查在时序上形成一个整体。
三、民俗资料学的主体性
民俗资料学的建构中，学者角色是不可忽视的主体。民俗学者记录和阐释的不只是“他者”——客观的民俗资料，而同样重要的是整理和反思“自我”——作为民俗资料的一部分。民俗学者在民俗传承中也创造新的传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仅构成研究该民俗资料的必要语境，也成为该民俗资料的传承机制。可以说，主体性是民俗资料学作为学科发展的真正动力。
著述颇丰，兼有多重学术身份的陶立璠，自我定位为“民俗文化大厦的‘一块砖’”。面对《中国民族报》记者的采访，他坦言：“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学问高低是水平问题，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把自己当权威。别人说我是专家，我说自己是‘砖头’，需要我时，我会当民俗文化大厦的一块砖。民俗文化的传承人才是专家，自己没有骄傲的资本。”[⑥]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的谦逊之辞，不如说这是以他为代表的民俗学者的普遍心声。 “砖头”精神是甘于平凡，泯与众人的“无我”；也是守住本心，胜任多个角色的“本我”。
众所周知，民俗资料学浩繁驳杂，致力于此的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倾尽心血矢志不渝。1983年，陶立璠动员学生，收集、抄录各民族民俗资料，亲自编辑并自费印刷《少数民族民俗资料》共五集，150多万字。陶立璠说：“作为一位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民俗情结必不可少。特别是从事少数民族民俗研究要看到有些少数民族虽然他们的居住地边远闭塞，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是那里同样保存着许多由各民族创造的有价值的民俗文化。他们的生活并不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失去快乐。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其他的民族，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⑦]陶立璠身体力行，为了研究少数民族神话，他的踏勘足迹遍及西藏、新疆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全身心地投入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抄写了200多万字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编辑了《少数民族神话资料汇编》共七集（印出三集）。这些资料对恢复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到了90年代，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陶立璠十年如一日，策划编纂《中国民俗大系》，形成31卷本丛书，在2003-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耄耋之年，这套大型丛书修订再版为34卷本，也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这样厚重的民俗志丛书，分省立卷，把全国的民俗文化资料汇集起来，可以说夯实了民俗资料学的基础。
同时，民俗资料学常变常新，学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和学习技能。世界进入网络时代，早在1999年，陶立璠便创办了中国民俗网（www.chinesefolklore.com），坚持学术性与公益性相结合的原则，利用网络普及民俗文化，交流民俗学研究的信息。当时他每天都要上网搜集各种学术信息，对网站进行维护更新。2008年以后，陶立璠开始使用博客“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taolifan）。设置了包括“民俗学论文”、“序说民俗”、“民俗知识”、“民俗史话”、“生活历程”、“老照片”、“时尚幽默”、“花边趣闻”等14个栏目。2021年07月22日为最近更新时间。在个人介绍中，陶立璠表述为“兴趣爱好: 电脑，网络，绘画，书法，阅读，汽车，摄影”。从这些信息中，我们不仅能够获取民俗资料学的大量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陶立璠作为民俗学者的个性与生活。后者也是民俗资料学的重要组成。
民俗学资料学的主体性除了学者个体之外，还要有研究集体。陶立璠一贯主张要加强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目前，我国从事民间文化工作的人员（包括民俗传承人）数以万计，但其中大部分只是民俗文化爱好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资料学队伍的研究素质还有待提高。中国民俗学会、地方民俗学会、高等院校、各地文化部门应该创办多种类型的培训班，邀请国内外民俗学者讲座、教学，提高受训人员的理论修养，掌握民俗学调查的技术，组织参与民俗考查实践。这样才能培养后备研究梯队，形成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人才网络。
陶立璠的书桌上方一直挂着鲁迅的素描像。他是以鲁迅为楷模，乐于作为历史中间人物，连接前辈与后辈的学术血脉，使民俗资料学研究薪火相传。
注释：
[①]王霄冰：《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第16页。
[②] 陶立璠：《民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③] 陶立璠：《民俗学》（修订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5月，第005页。
[④] 后滕兴善：《民俗学入门》，王汝澜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序言第7-8页。
[⑤] 《民俗学》（修订本）后记写于2018年5月。
[⑥] 张晓华：《陶立璠：我是民俗文化大厦的“一块砖”》，《中国民族报》，2007 年3 月30 日，第008 版。
[⑦] 张晓华：《陶立璠：我是民俗文化大厦的“一块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