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开始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此后一年时间里每天见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家通过小说写作，讨论了关于华人命运的深层伦理问题：那么多炎黄子孙寄身外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乡故国的感情是怎样的？这种深层的忧患意识，使得她的写作上升到了叙事伦理的层面。正是在叙事伦理的意义上，《我们的歌》堪称海外华人的“青春之歌”。

赵淑侠触及了海外华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置身于文化夹缝之间的华人，如何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叙事伦理的追问，成为赵淑侠小说写作的原动力。在《我们的歌》中，展现了海外留学和移民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如海外民族主义的自觉、西方梦的破灭和华人主体的重建等。以此为原点，她在《春江》《塞纳河畔》等小说中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多面向的展开。这里要探究的是，赵淑侠通过小说伦理建构了何种海外民族主义的诗学形态。

赵淑侠的小说伦理，关注的焦点在于华人生命的开启。由此，打开了海外华人的生存、情感和思想的全幅世界。海外民族主义的自觉，则是其小说叙事的最初动机。

对于自己思想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赵淑侠作了解释：

世界大同，自近代以来曾一度被视为理想的观念，在赵淑侠这里受到了质疑。她看到了世界大同的虚幻之处，宁愿选择更为坚实的民族主义之路。当然，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两极。恰恰相反，一方面，民族主义有着自身的内涵，保有自身的性格和特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其他民族相互尊重，可视作达成世界主义的途径。由此，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构成了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

吊诡的是，在世界大同观念盛行的年代，民族主义反而成了新奇的事物。二者的冲撞，为赵淑侠的写作带来了灵感。《我们的歌》的思想内涵，是建立在这种张力基础上的。

赵淑侠小说的思想性，在于直面华人世俗世界的取向，并给予讽喻性的描述。这一动念，来自生活本身带来的震撼和感触：“我真正不间断地专业写作，是自1973年起始。那年2月，我初次回到离开了十几年的台湾，发现景物人物均已全非，几乎连原来的自己也找不到了，震撼之大，感触之深，引我很自然地深思起一个问题。”

这一段话，涉及三个关键点：一是时间，即1973年——这一年份对于台湾具有何种意义？二是震撼——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返乡的赵淑侠受到如此大的震撼和感触？三是深思——赵淑侠由此生发的思考，给她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动力和质素？

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于台湾及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一是保钓运动。1970年8月，美国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准备在一年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此一消息在华人世界引发震荡，保卫钓鱼岛的呼声响彻海外。这一运动的兴起，触发了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也要求他们面对由此带来的后果。其二是中美破冰。1971年7月，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道访华；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在此期间，在1971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退出联合国。这些事件，引发了台湾知识界的震荡，并波及文学领域，呼唤对现实的关注。1972年关于现代诗的论争、1977年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表露出台湾文学趣味的转变。

赵淑侠回台湾探亲的时间段，正好处于这一历史的震荡期。她所看到的台湾，是在历史巨浪冲击之下的景象。这一活跃的景象，与她生活的瑞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这种反差，她的作家妹妹赵淑敏作了记述：“久别的姐姐只叹息着载不动的乡愁，也感喟世人的错误认知。瑞士这个国家虽不主张女人缠小脚遮面纱，却强调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都该是同一类动物，谁的蛋糕烘得好，谁家的窗口鲜花茂盛，谁家的门廊地板擦得亮，才能成为某太太的勋章。性灵、文学、创作不能当忌司养命，可有可无，有了比没有更糟，所以淑侠的心灵枯寂到极点，精神生命也恹恹不振。”当时的台湾，公共领域非常活跃，各报刊求才若渴，没有门户之见。妹妹赵淑敏在创作上小有成就，对于从小怀有文学梦的赵淑侠来说，也是一种鞭策。而赵淑侠的海外生活经验和人生感怀，恰恰为她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对于赵淑侠来说，并未满足于她妹妹所说的通过写作“给自己一点最低的愉悦”。她的思考，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华人何以离乡。这一提问，从一开始就成为其小说写作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在现实中失去原乡的赵淑侠，试图通过小说的想象来营造一个心灵的故乡。这种精神上的拯救，构成了赵淑侠海外民族主义诗学形态的灵魂。

这里的焦点，是赵淑侠海外视野下的民族主义的觉醒。问题在于，这一民族主义意识来自何处？与保钓运动有什么关联？她的深层忧患又在哪里？

赵淑侠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海外生活的经验中生发出来的。面对台湾世俗社会的西方拜物教趋向，她以反媚俗的姿态发出挑战。在保钓运动的声浪中，她给予了极大支持，同时保持着反教条的冷静态度。对于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色彩和现实之路，她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和追踪。在她的笔下，对“我们的歌”的追求，作为小说的一条主线，一方面展现出内在的精神驱动力，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与现实的对撞中唱出一曲理想的悲歌。

在小说中，江啸风是一个灵魂人物，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在台湾求学的热潮中，江啸风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世俗风潮的逆行者。江啸风的逆潮上行，在与世俗风潮的冲撞中，表现出三重矛盾：

首先是与媚外者的矛盾。在留学生群体中，媚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汤保罗的不堪在于把这一趋向推向了极端。本来江啸风与之不是一路人，但由于汤保罗太太邱华月的托付，不得不与之发生交涉。二人的往还，更加反衬出汤保罗的卑俗、江啸风的高洁。不管在日常交往中江啸风遭受了汤保罗多少无谓的猜疑，在汤保罗因被判驱逐出境而自杀之后，江啸风还是尽可能地为他妥善处理好了后事。这一重矛盾的出现，表达了作者对突破底线的献媚心态的厌弃。

其次是与保钓人士的矛盾。在海外华人世界，保钓运动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按照常理，江啸风或应归属于这一抗议运动的群体。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处理这一问题，独特的视角使之把江啸风与保钓人士有所区隔，形成了关于民族主义路向的对话关系。在作者笔下，江啸风并不认同保钓人士的政治宣讲，而是选择了回归母土，以更为坚实的方式践行创造自己文化的诺言。

再次是与女友的矛盾。如果说前两重矛盾只是强化了江啸风的思想，并未构成有力挑战的话，那么，与女友余织云的矛盾则使得这一看似美好的理想出现了裂纹。二人背负着不同的责任，分道扬镳不可避免。江啸风创造民族音乐的理想，从爱情的羁绊之中挣扎出来，略显疲惫，悲剧的因子也在此际埋下。江啸风的回归，从一开始就潜藏着与世俗抗争的特性，之后的创造之路也必定需要经受艰辛困顿的考验。

在逆行的路上，江啸风并不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作者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与江啸风形成思想上的勾连和互动。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思想的自主自立，及对于弱小民族发展之路的探求。这些思想上的同路人，有凌云、英格和东南亚华人等。

凌云，余织云的弟弟，一个纯真勇敢、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在母亲的计划中，出国留学是给他设定好的道路。但是，凌云拒绝了母亲和姐姐的安排，选择了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杂志，期望以文学和文字唤回民族的自尊、自觉和自信。在他的身上，延续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社会使命感。

英格，余织云的租屋好友，以色列人。在小说中，英格作为余织云的参照，既有个人的层面，也有民族的层面。与余织云的初出茅庐不同，英格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成熟的思想。英格弟弟的死，把她的去西方化思想推向了极端。

从历史来看，民族意识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在小说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仍然显得如此可贵。它携带着新生的气质，充满了勃勃生机，令人为之动容。其奥妙之处在于，在20世纪70年代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思想找到了新的对手，那就是媚俗的社会心理。可以说，赵淑侠之所以能够重新激活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于她深微地描述了覆盖台湾社会的西方拜物教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了华人主体的自我成长历程。

针对台湾世俗的西方拜物教趋向，赵淑侠致力于对西方崇拜的消解。

关于“西方梦的破碎”的抒写，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堪称典范。该篇小说把梦想的破碎与人的生命依据联系在一起，在精神深处终结了主人公吴汉魂的生命。“吴汉魂”的名字，预示了缺乏民族灵魂的人，终究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那么，与白先勇小说相比，赵淑侠在同一主题上有哪些新的开掘呢？

赵淑侠的独特性，在于从科学无国界、世俗等级秩序两个层面，剖解了西方梦的虚幻之处。她与白先勇的不同之处，是跳出生命根源的追问，进入日常生活的世界。在减弱悲剧性的同时，带有了更多的嘲讽和戏谑色彩。

赵淑侠的笔触，对准了留学群体中的成功人士。科学家何绍祥，不幸成为她无情解剖的对象。如果说媚外者汤保罗的死，只是对他自身不堪行径的宣判；那么，科学家何绍祥的困顿，则是对于科学无国界说法的解构。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无国界的科学背后，仍然隐藏着种族的、文化的壁垒。赵淑侠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说法的不周延之处，把描写的重心落在科学家在西方的处境，揭示了华人科学家面临的种种困扰。

赵淑侠的丈夫是一个科学家，给她提供了直观的素材。在早先完成的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中，她已经触及这一素材，对华人科学家的境况作了剖析。小说主人公王博士，在瑞士发展，在国际上是有点名望的科学家。当他面对来自台湾的召唤时，产生了心理上的动摇。作者把握到了华人科学家的生存常态，但并未深入挖掘科学背后隐藏的文化伦理。

在《我们的歌》中，科学家何绍祥的身上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内涵，经受了更多的精神拷问。有些读者对此感到迷惑：“像何绍祥那样优秀的学者，在人格上曾有那样大的缺陷，岂不令人遗憾！”但恰恰是这种人格的追问，使得何绍祥的人物塑造有了深度，成为文学形象的一种典型。

何绍祥是欧洲华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但在何绍祥表面的光鲜和深层的困扰之间，充斥着文化伦理上的张力，叙事由此产生了微妙的紧张感。作者透视的目光，穿过何绍祥貌似亮丽的表层荣耀，聚焦于他的理性人格和人生困境。他的可笑之处，在于不能通达人情世故；他的可悲之处，则在于难以逾越文化的鸿沟。对于小说伦理来说，前者只是一些小的插曲，真正的难题是文化的壁垒。应该说，在克服文化壁垒问题上，科学具有较多的优先权。但在特定时代，科学也有自身的限度。何绍祥的形象塑造，揭示了科学无国界的幻象。

余织云既然选择了何绍祥，就需面对由此带来的困扰。她所面临的最大困扰，是歧视。

赵淑侠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剖，聚焦于西方世俗世界和知识界的等级秩序。当余织云试图摆脱江啸风的理想主义影响的时候，便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琐碎。由此，她感受到了渗透于生活之中、似乎无处不在的种族鸿沟。

赵淑侠让余织云以妻子的视角，敏锐地体察她的知名科学家丈夫所遭遇的种种难堪。借此揭示华人科学家在西方世界的真实处境。小说在科学无国界与世俗等级秩序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这一张力，成为余织云所遭遇的第二重难题，也为小说叙事的推进带来了动力。

这种等级秩序，体现在科学无国界背后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何绍祥来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更愿意淡化这种精神的处境。当他以科学为目的的时候，忽视恼人的生活烦扰是一种看似明智、实则无奈的选择。但是，小说家却对他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那就是新婚妻子余织云。科学家编织起的幻象，需要经受另一重考验。在小说的意义上，作家把科学家的理性拉回了生存的本源层面。显然，文学的视野更为宽阔、思考更为深刻。这里触及的是华人的处境和出路问题。

余织云是如何把何绍祥的所谓科学理性，拉回到日常的世俗世界的呢？小说并未触碰宏大的构想，只是通过租房、宴请、升职这样一些生活的琐事，揭示了科学无国界的幻象。

在小说中，租房、宴请、升职之所以成为具有内涵的琐事，是因为它们触及了西方世界中的世俗等级秩序的问题。小说家巧妙地设置了一系列的场景，揭开这种等级秩序在世俗观念中的状况。

在租房的片段中，房东巴克曼太太成为西方恶俗心态的表征。在她的头脑中，预设了人种的等级：西方人、高级中国人、一般中国人。她的房子，在这里竟然成了一个衡量等级差异的符号。问题在于，余织云虽然恼怒于巴克曼太太的偏见，最终却不得不忍受后者的优越感，以高租金租下了这套隐藏着屈辱的房子。对此，她的内心十分难受。何绍祥却满足于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自我定位，以能够租到房子自鸣得意。

小说家对所谓“高级中国人”形象的勾勒，在随后的宴请环节中作了无情的嘲弄。何绍祥以有身份的科学家自居，对身份的强调表现在家具的档次、衣服的品位等选择上。问题在于，这些选择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量入为出的结果，而是出于一种被意识中的所谓“高级中国人”建构起来的虚假身份。因此，在种种日常的购物细节的背后，可以觉察到叙述者的嘲讽眼光。余织云与之意见不合，也听从了他的选择。

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虚假身份，建立在虚假意识的基础上。何绍祥的意识虚幻性，症结在于处处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失去了自我立足的根据。在小说家的笔下，何绍祥的生活飘浮在空中，成了一种奇异的想象。这位所谓科学的追逐者，不只在真理的追求上充斥着功利色彩，而且在生活的体验中也延续了这种功利性。因此，他的生活才显得既可笑又可悲。

小说家对这种想象的真相的揭露，既是残酷的，也是合理的。何绍祥并不是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恰恰相反，他的失败正是来自事业上的所谓成功。他在建构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虚假身份的同时，已经挖空了自己的生存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何绍祥成了房东巴克曼太太的共谋。他们共同营构了虚假的“高级中国人”身份，成为歧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当何绍祥自鸣得意于能够租到巴克曼太太房子的时候，他已经陷身于西方恶俗心态的圈套。当然这种恶俗心态下的等级秩序，并不只是存在于巴克曼太太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作为一种具典型意义的现象，时隐时现于西方的世俗文化之中。

小说家的思路非常明晰，通过宴请、升职等一系列生活琐事，对于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虚假营构作了无情的嘲弄。何绍祥的内心，是真切地把自己视作上等人的。但真相在于，这种想法越真切，想象的破碎就越残酷。对于这一真相的揭示，则是拆解横亘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歧视心理的第一步。那就是首先从中国人自己的意识结构着手，进行自我的剖析和重构，以建立自尊自信的文化人格。

余织云目睹了何绍祥所营构的上等人身份的崩塌，体会到江啸风所说的“心灵上的孤单，才是真正的寂寞”的深意。如何探寻华人的出路，对她来说可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江啸风对她说过：“织云，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你不是陈玲玲那种现实的人，也不是廖静慧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更不是苏菲亚刘那种没思想的人。你有思想、重感情、也知道什么是价值。你不是一个真能放得下、能忘记‘根’的那种人，做一辈子外国人，你会和我一样的不快乐。”余织云的困惑，在于处于中国和外国的夹缝之中，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根。何绍祥同样置身于中西之间，却以身份的定位宣告了失败。那么，最初依附于何绍祥的余织云，能否跳出歧视的精神结构呢？

余织云只有摆脱对何绍祥的依附，才能找回自己的身份定位。因此，何绍祥的虚假意识的崩塌，反倒是余织云浴火重生的开始。在科学无国界的幻象破灭之际，不只意味着科学理性的回归，也意味着人文精神的重建。其中的关键，在于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虚假意识的拆解。当问题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地面的时候，解决问题的途径也逐渐敞开。

有意味的是，余织云所找到的出路竟然是中文。最初她是背负着沉重的中文的负担，踏上留学之路的。没想到最终给她引导的，反倒是这一文化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经受了这一精神的冲撞过程，内涵发生了变化。它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心灵的归宿，在异域环境中更承担着自我意识拯救的功能。

赵淑侠在小说写作中，追问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华人主体意识的重建。她把人物置于各种境遇和矛盾之中，目的在于通过日常生活、生存问题和终极思考的对话，逼显出他们身上的生命特性。从《我们的歌》开始就显露了这一写作的特质，之后的小说如《春江》《塞纳河畔》等延续了对主体问题的思考。

如何重建主体？在主体问题上，赵淑侠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叙事伦理的思考。在她的小说系列中，《我们的歌》堪称中轴性的作品。它打开的是一个全幅的世界，凝聚了作者关于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华人命运的整体性观察。这部小说从生活本身出发，对华人留学的心态和生存作了全方位的呈现。它之所以能够引发台湾各阶层读者的共鸣，就是因为触及了社会的软肋，展示了台湾世俗社会的期许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汇聚点，是余织云的主体意识。

余织云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点上。小说家把她置于求学与家庭、文艺与科学、理想与世俗的诸多冲突之中，让她来面对不同的难题。在各种关系之中，余织云更多地充当了倾听者的角色。她吸纳来自母亲、弟弟、恋人、朋友的不同信息，并作出适当的反馈。她的困难，在于如何回应这些不同的倾诉和要求，以求得圆满的解决。当矛盾不能解决之际，也就到了作出抉择的时刻。

这一主体，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余织云一方面追求个人的事业、爱情和幸福，同时也承担着家庭的责任、社会的义务。作为一个华人留学生，她的更大的困惑在于自我的定位。小说从一开始就把她放置在一个令她不适的位置，让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踏上了留学之路。这一富有张力的设置，成为小说故事展开的动力。它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潜藏在余织云内心之中，既为她寻得了知音，也使她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选择以婚嫁的方式继续留居在异域。

如何理解余织云的留居异域呢？与其说是来自母亲的指令，不如说是她自己的主体意识的体现。与江啸风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同，余织云着眼生活的视角指向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现实感。在她的生活世界中，除来自台湾家人的期盼之外，还需要给自己的海外留学一个起码的解释。在回归问题上，江啸风建构了主体自我实现的闭环，余织云则仍处于主体成长的最初阶段。她需要以亲身的体验，走出一条在海外自我实现的道路。

在精神层面，留居异域的余织云与回归台湾的江啸风是一体的两面。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寻求主体价值的实现，探索民族文化的发展之路。在余织云的心中，虽然无数次地想驱除江啸风的影子，但她的主体精神的自我成长却无处不在接受着来自远方的召唤。其中的奥秘，在于江啸风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的精神，一种心灵的归宿。每当余织云在异域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便如期而至。这是来自江啸风的理想主义的召唤，也可以说是余织云自己内心的文化意识的蠢动。她需要通过文化的诉说来完成自我的实现，也需要诉诸自身的传统为异国的漂泊建立一个牢固的根。

余织云的主体意识，在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双重体验之后，以回归自我的方式完成了意识的建构。这一建构的过程或许是不完满的，但对于小说家来说，赵淑侠却通过余织云的体验，呈现了海外留学群体的全景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回答了最初提出的问题，即华人为何漂泊在海外。

在伴随着余织云经历了这一切的煎熬、挫折和痛苦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小说家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一句未曾说出的话：我就是余织云。在余织云的身上，明显能够感受到赵淑侠的影子。

小说家通过余织云的视角，思考了异域求学过程中碰到的种种现象和思潮。小说叙事的关键之处，在于背负着文化传统的余织云，以何种方式找到安置文化传统的途径。小说开启的思路有积极的内涵，具有可拓展的空间。

这一思路，在赵淑侠此后的小说《春江》《塞纳河畔》中作了深一层的发挥。关于离散主体性的问题，有许多种答案。但离散的主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如何面对历史的包袱。如果说余织云把历史的包袱转化成了精神依托的话，那么，《春江》中的刘慰祖则成了历史重压下的苦恼者。与余织云守护传统的取向不同，刘慰祖的形象展示了传统教育的失败。《春江》出版于1983年，与早先两年修改完成的《落第》一脉相承，可视作《我们的歌》之后的另一种写作的尝试。在这部刻绘“愤怒的青年”的作品中，赵淑侠对于华人主体人格的形成怀着深重的忧心。从人物的序列来看，刘慰祖可能更接近于何绍祥，属于具有严重性格缺陷的类型。他们在圆满世界的教育下长大，一旦睁开眼看世界，心理遭受到了重创，只能以放逐自己寻求精神上的解救。刘慰祖的浪子形象，寄托着作者对青春的另一面的沉思。不过，这部小说更多着眼于人物性格的畸变，对于文化价值的挖掘相对有所忽视。

在经历了《春江》的反思性顿挫之后，1985年出版的《塞纳河畔》再次把思考的焦点汇聚到华人在异域的文化探寻之上。与前两部作品相比，这部作品的男女主角阅历更为丰富，对文化的理解浸润着人生沧桑的感悟。问题在于，这样的主体如何打开生命的出路？

正如赵淑侠自己所言，《塞纳河畔》是一部比《我们的歌》更为成熟、客观的小说。她无法按捺内心的忧患意识，讨论了许多问题，比如人民遭受的厄运、民族的前途。也剖析了三代人的不同精神状况：上一代的遭遇战乱流离，捐躯成仁而毫无悔意；中年一代的精神被切割为二，自我放逐的茫然和无奈；下一代走出了象牙之塔，惊见真实世界引起的震撼。这些问题，把《我们的歌》所描绘的相对平面化的异域求学图景，作了纵深上的开掘。

《塞纳河畔》的成熟，固然减少了青春的激情，却在平和的外表下涌动着历史文化的潮汐。小说中的主角柳少征，在巴黎的偏僻街道上经营着一家“古今书屋”。他的特殊身份，则是一个创作者。用笔来倾诉，成了他厘清过往、安身立命的方式。不过，他真正的期盼，在于寻找灵魂上的知音。小说一开始，他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希望找到一个分享喜悦的对象。直到小说的终了，在昏迷的倾吐对象夏慧兰面前，他才终于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这难道只是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塞纳河畔的迷人韵味会失掉大半。小说的篇名，本身预示着一种生活的态度。如小说中所言，什么都会变，只有塞纳河的忠诚是永远不变的。柳少征感喟于塞纳河的悠然流淌，不分昼夜，他这个孤独的失乡人，则比涓滴更渺小，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河水里。对于柳少征来说，自己的创作获得认可固然可喜，但更为紧要的是内心的倾诉。那么，他需要一吐衷肠的是什么言语？他的小说的叙写难道不能实现这个心愿吗？

在静静流淌的塞纳河畔，柳少征的内心仍然为往事烦扰。自我放逐在塞纳河畔，舔舐过往的伤痛，在清风霁月下抚平心境，成了他的人生常态。但他终究不能真正地放下过往。只有碰到了夏慧兰，他的心结才被看透。原因在于，夏慧兰不仅是生活中的知音，更是文化的理疗师。她的儒家文化宣讲，深入了历史的深处。对儒家精神的疏通，并不只是学理上的解释，实则是为历史诊脉。在文化精神的引领下，历史的创伤才能得到疗救和超越。

这是一个华人主体获得历史文化内蕴的过程。在平静的塞纳河畔，为两岸创伤焦虑的柳少征，寻觅着华夏古老文化的倩影。这一文化回归的过程，寄托在人格化的夏慧兰身上，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当柳少征终于决心向夏慧兰表白的时候，意味着现实历史向古老文化敞开了心灵之门。在这里，赵淑侠再次表达了她的忧患，象征古老文化的夏慧兰正处于昏迷之中。古老的文化何时真正觉醒，是小说留下的一个悬念。

如同“古今书屋”的店名一样，赵淑侠对于华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作了深度的思考。柳少征、夏慧兰的象征性内涵，代表了中年一代对于现代历史、古老文化的理解和融会。他们的探求，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为下一代的台湾和大陆青年开启新生活做了铺垫。在小说中，柳少征在大陆的侄子柳正明和台湾女孩谢幸美之间的爱情，预示了小说家对两岸愿景的期盼。

综上所述，赵淑侠建构了海外民族主义诗学的独特形态。她试图通过小说的想象来营造一个心灵的原乡。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以异域背景为参照，小说家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叙事伦理的思考。她所描绘的一系列人物，致力于探求世界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道路。其中，既有高扬的理想主义，也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既有历史的沉思，也有未来的畅想。理想主义者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则更能开掘文化的深度。贯穿始终的红线，是对海外华人的离散主体性的反思。在海外，华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成长和深化，既是华族文化得以存在的灵魂，也是赵淑侠小说写作的要津。小说家以此为叙事的精神内核，对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进行剖析，赞美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嘲讽所谓“高级中国人”的虚假意识，探索海外华人的自我拯救之路。她还力图从海外的视角，对两岸的历史进行文学性的疗救，在文化更生的基础上，开启一个全新的华族世界。以上种种，源于赵淑侠身在海外、心在故国的忧患情怀。这种精神的元素，为她的小说写作带来了原初的动力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