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之外，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图像、电子记录时代之前）的系统了解基本上是依靠口传和文字记录，前者不稳定，故以后者为主。文字记录的主体是文献，文献中最重者为典籍，尤其是与传统社会发生过剧烈互动的“经典”。文字的出现和应用是革命性的，经典的形成也是一样，它们都是塑造传统的利器。文字系统的出现对于人类记忆方式的革命，已太过久远而难以具体言说。经典的诞生，与之相应的传统之形成、变化、延续，以及传统对于经典之回塑，却是可以去描写、重现的。同时，经典与传统中国互动背后的动力系统亦可藉此揭橥。《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作为经典的《尚书》同古代传统有着长期深度的互动，在传统经典中极具代表性。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凸显交叉学科研究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于2024年11月1日在北京举办第七期古代文学青年学术沙龙，主题为“《尚书》内外：经典与传统的历史互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同济大学、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青年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
开幕式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代表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向各位与会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她表示，《尚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包孕丰富，影响深远。《尚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建院之初即为《尚书》和《尚书》学研究的重镇，顾颉刚、陈梦家、刘起釪诸先生都是《尚书》学大家，文学所的前辈大家，如钱锺书、余冠英等，都对《尚书》有研究，我们要珍视、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的传统。如今，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成员文学所赵培副研究员正在积极从事《尚书》研究，其新著《书经之成立》有许多前沿思考。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学术新知的不断涌现，《尚书》研究不断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举办此次《尚书》学研讨会，希望能够为推动《尚书》学研究的新发展尽一份力。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愿积极响应学术发展的时代要求，不断加强学科建设，聚焦前沿问题，推进学术探索。
作为引言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赵培副研究员简单介绍了本次沙龙的筹备与组织过程，对各位参会师友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他高度赞扬了参会学者所提交的高水平论文，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活后续更多关于《尚书》学的讨论，共同推进《尚书》学的优势复兴、古代文学和古典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沙龙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秀臣研究员主持，他强调，在文学所的发展历史当中，《尚书》学是极为重要的传统学科，是中国古典学研究“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尚书》学，今天的古典学也就无从谈起。伴随着新材料的出土、研究方法的更新，《尚书》学也获得了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随后是学者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禹谟〉异本初探》，他指出“枣纸简”中大概为墨家材料的《羽讦》篇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史价值，在内容上与《大禹谟》有高度相似，初看为《大禹谟》异本，且从《羽讦》篇名来看，“羽”可释为“益”，“讦”读为“训”，故《羽讦》可读为《益训》，且《尚书》中有《伊训》篇，似可证《大禹谟》早有古文来源，故有人欲以证《大禹谟》不伪，但不可忽视的是，《大禹谟》伪名早著，自阎若璩以来就有学者指出其与众多伪古文《尚书》一样，其中多有古文篇章字句的缀合，其伪也多有在内容上张冠李戴等旁证，故其为伪书无疑。评议人同济大学中文系赵成杰教授认为李老师关注到了《羽讦》和《大禹谟》之间联系的非必然性，提出的各种可能性很有价值，但是文中有些声训内容似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李锐老师随后作了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杂志社常达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尧舜禅让”中的“空言”与“行事”》，她指出《尧典》从价值标准上标举尧为圣王之首，示为天下轨范，如此，既为更早的历史事实保留了发生的可能空间，令其以“空言”的状态被简单描述，也明确了自其记载之后的尧舜时期历史——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禅让行为——其描述更加详细、更加具有价值意义，是其“价值之始”，具有“行事”的性质。这种“行事”的细节记载也成为了其被不断细化、产生不同陈述版本的文献基础，具有了奠基性的政教价值。对此，从后人对禅让的不同理解中可以抽绎出从文献条件推导结果和从禅让结果推导原因两种理解模式，既可以从尧舜相关记载留存情况的客观背景的理解这一现象，也可以从后人对尧舜主观的、有意识地判断和倾向来进行思考。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刘力耘副研究员认为常老师的研究非常重要，富有启发性。她从“空言”和“行事”的角度，提出“尧舜禅让”之所以成为“禅让”的代表性政治符号，在于其具有“行事”方面的情节，见载于《尚书》。与之相似的是尧能成为历史上儒家道统序列的开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尚书》载有关于尧政教内容和尧舜禅让情节的记述。此外，“尧舜禅让”作为政治符号在后代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各种应用，以及运用中表现出的与原型的出入，亦值得深入讨论。
沙龙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京臣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刘光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由篇目到组合、系统：早期〈书〉类文献成书规律的新探索》，他指出在如今高度关注古代文本篇章细化流传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古书同样有成组流传的情况。在长期以来侧重研究《尚书》的单篇传本、整体系统两个文本级别之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组”这一层次文本的存在和价值。在此基础上，基于对《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的研究，刘老师提出“续《书》”的概念，即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超出了传统认识中孔子编定《尚书》的秦穆公时代下限，而与之相类的《书》类文献，尤其是组文献，便可以被视作“续《书》”，而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图书分类因为时代改变、思想变化而被重新调整，并且影响了后世的判断。我们应当回归文献诞生之时的本来面目，从《书》类组文献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些“续《书》”文献。评议人王秀臣老师认为刘光胜老师从篇章和系统之中提出了新的层级，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层级体系的存在形式，我们除了在自身判断之外，还应当进一步证明其是文本编写时便被认可的原始的、自然的结构层次。关于新提出的“续《书》”概念，论述颇有说服力。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陈民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书〉类文献篇题的构成与晚书真伪问题》，针对从《书》类文献篇题提炼出文体称名的做法，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尚书》篇题中的“典”“谟”“训”“诰”“誓”“命”是否确是文体之名？“六体”之中，相对可靠、并对后世产生后续影响的文体称名有“训”“诰”“誓”“命”。他认为《书》类文献的篇题不可一概而论，其中的“诰”“誓”“命”最初应表示行为方式，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从《书》类文献的篇题出发，他进一步讨论了伪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评议人刘光胜老师认为陈民镇老师归纳分析讨论作伪的手法十分吸引人，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晚书作伪的明确时间、作伪者的思考，这将会是在新出土文献等重要材料基础上，对《尚书》辨伪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林甸甸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转录与传习：西周诰类文献生成机制研究》，她认为作为非常重要的典型文本，《尚书》的语体研究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深入思考：早期的权力结构如何孕育出特定的表达方式、形塑人们的语言结构？她指出，殷商时期“告”与“诰”字形尚未分化，金文中的字形是作器者对“王告”的尊称，在构形上体现出对王告恭谨接受之姿态。因此看待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中的“诰”时，应当代入方伯和臣属等受诰者向上受诰的被动视角，乃至史官等文献传承者对待职业文献的间接视角。由于下位者参与了“诰”类文献的整理写作，受诰者在话语权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反而被表达出来，呈现在仪式话语转变为经典文本的传习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即体现为“某人曰+直接引语”这一结构重复、平行地出现，其在文本结构上的功能是将“告”的直接训诫，转换为“诰”的间接传习；其插入的位置也能体现出传习者对诰文内容层次的理解，同时存在令文本产生变异的可能性。评议人陈民镇老师认为林甸甸老师对“诰”和“告”的区分颇具启发性，同时提示可以参考甲骨文相关字的考释成果。
沙龙第三场由赵培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程浩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清华简〈两中〉的夏启继位传说》，他围绕即将公布的《清华简》（第十四辑）的《两中》篇展开讨论。《两中》篇以夏朝禹传启故事为背景，构拟了启和两位神人的对话。该篇的背景、结构、叙事与清华简《参不韦》比较接近，语用多与《尚书·洪范》合观，可判定是由《五纪》《参不韦》姊妹篇。篇中有关于夏启如何接替其父成为天下之主的记载，据以可以明确判断“有河”和“有夏”有别，如此，传统上简单划分的“有夏”范围便会缩减了，而河汾地区的原住民也就应是《左传·昭公元年》中帝尧部落的“唐人”，只是因为后来服侍夏商、靠近夏地，于是被后人泛称进了“有夏”的范围。简文中关于夏启获得君位的方式，程老师归结为“天选说”。此外，简文中称启在箕山之阳取代了化益（伯益），而此地正是《孟子》《史记》中伯益的避让之地，说明“天选说”与“禅让说”有相似的内在逻辑，都是在伯益本人认可的情况下，以“尚贤”思想为内核构建的；当然，夏启本人的实际德行能力并不能以此得到证明。评议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葛觉智教授认为程老师所介绍的新颖材料令人兴奋，为我们在《尚书·洪范》之外提供了对同类文献更丰富的探索空间，本次介绍的也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对神话背景的介绍，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区分神话历史化中的历史现实和传说之间的界限，当中的地域性色彩同样引人注意；此外，文献中的古代政治思想智慧也令今人颇受启发。同时，当中“北望”等动作属性、方向指向、伊洛部族所居地区和晋西南汾河一带空间距离上的问题还可以再做深入讨论，而当中提及神祇，其所偏重强调的是民主集中的政治思想还是礼敬神明的宗教思想，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台湾中心黄冠云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金縢〉与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比较》，他认为《金縢》与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两篇文献篇幅相近，均含有较多怪力乱神的描述，故事性较强，且皆讲述了朝代更替阶段的历史情况，相互比对可以让我们对《赤鹄》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通过文本细读和文本结构分析，推断《赤鹄》可能是一个口头表演、乃至戏剧化的表演剧本；虽然无法确证，但这种对其叙事艺术的讨论方向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并且和其他研究者对《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故事文本形式和说唱表演的关联讨论具有相似性。《金縢》篇中，武王病危，周公在犹豫是否要取而代之，因而向祖先祷告，而后面对幼主登极、下臣反叛，他又面临艰难的抉择。对于这两个冲突鲜明、至关重要的情节，文献的描述是内敛而非外放的。相比之下，《金縢》更具有书写文本特性，而《赤鹄》的文本设计、主角选择、情节描写都颇具有戏剧艺术的叙事特点。评议人山东大学文学院高中正教授认为黄老师所选择的两篇文献相似性十分突出，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是很有启发的，而以《天问》链接《赤鹄》内容，这种解读有较高可能性，是多种可能之中值得讨论的一个方向，但讨论困难不小，期待黄老师有更深入的研究。同时，《赤鹄》文本的戏剧性色彩十分突出，以口传形式的独特需要对此来进行解释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口传文本在何时变为书面文本、其口传形式的具体持续区段等仍是需要我们开展深入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侯金满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先秦“古〈书〉传”考徵》，主要探讨书传类型问题。他认为讨论先秦两汉《尚书》学，既当重视《尚书》本经，亦当重视《尚书》之“传”。早在伏生《尚书大传》之前，在《尚书》的编定、流传及经典化过程中，《书》传即与《书》相伴生，并随着《尚书》学的发展而逐渐系统化与精密化。伏生的《尚书大传》虽然成书于汉初，但通过考察传体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尚书大传》中多有伏生所述先秦“古《书》传”材料，《尚书大传》可视为先秦至汉初《尚书》早期说解材料之汇集。以伏生《尚书大传》为参照点，通过其解经体式之分析，可以推考其中遗存的先秦“古《书》传”。在此基础上，参考先秦两汉其他各经之“传”，并据先秦经传诸子文献所见引《书》、论《书》材料，可将先秦“古《书》传”归纳为“序书之传”“述古之传”“说义之传”“训诂之传”四种类型。虽形式不一，但皆不离解经之旨，当中以第二类最特殊，对我们研究尚书经典化颇有意义。评议人程浩老师认为侯老师带给了我们整体性的思考，让我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程老师同意先秦存在大量书传的观点，并强调先秦文献的丰富程度一定比我们预想的要高，这也与这些年的大量出土材料所展示的面貌相吻合。当然，我们也应当留意是否存在材料选择扩大化的可能。
沙龙第四场由林甸甸老师主持。葛觉智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中古时代〈古文尚书〉对〈逸周书〉版本情况的影响》，他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周书》不同版本在唐、宋时代与今、古文《尚书》相同的情况。他认为，今传本《逸周书》是基于十卷本《汲冢周书》、同时把原来分散于各篇开头的“序”换成来自八卷本单独写在一篇“序”的版本。其中有一部分在八卷本“序”里没有提到的篇章只能来自十卷本。这十卷本“古文”的《汲冢周书》直接受到了《古文尚书》的影响。就像伪孔《古文尚书》的价值与孔壁发现分不开那样，《汲冢周书》的价值也与汲冢发现是分不开的。同时，如同伪孔《古文尚书》实际上与孔壁发现没有多少关系，《汲冢周书》实际上最多只能包含几篇出土的内容，而其主要的部分肯定使通过修改、改造更古老的《今文周书》而成的。结果《汲冢周书》很符合习惯于《古文尚书》人的期待：其内容更完备，其“序”的结构也与《古文尚书》一样分散于各篇的开头，个别篇章的内容与“今文”不一样。从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古文尚书》对《周书》深远的影响。评议人黄冠云老师认为葛觉智老师的报告引发了我们很多思考，他先前所做的很多工作发扬了西方汉学的优秀传统，对经典版本的流传和变化做出了细致分析和深刻解读。这次对于《逸周书》的解读当中，很多论点都十分精彩巧妙，尤其是对序文分布和改写情况的分析格外引人注意。
高中正老师的发言题目是《魏石经相关问题研究及〈泰誓〉残石之发现》，他通过古文字字形分析和石经体例复原魏石经《泰誓》篇，对魏石经文本是否包含《泰誓》的问题进行了正面回应。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附录所收“古篆二体”残石一方，其中“图片”字，高老师认为此字就是“厀”字，右边之“𡉣”为“桼”形之讹，而此处是用“厀”字来记录“节”。“图片”字上方之残笔，高老师从马衡说，认为是“诸”。明确了这几个字，这方残石所记的内容，也就大致可考。魏石经仅刻《春秋》《左传》《尚书》，其中有上文有“马”下及“诸节”的文句，只能是《泰誓》。验之这方刻石的残笔，也很明白。“马”字古文之上，当是“司”字篆文图片。“㠯”字古文上一字残笔，则应该是“智”之篆文图片最末一笔。在行款推原方面，高老师指出，《泰誓》经文字数的多寡，以虚词的增减最为可能，第二行、第三行最末之“于”当是“古篆二体”石经所无。评议人侯金满老师认为高中正老师的讲述非常精彩，为魏石经的考据和相关《尚书》文献的研究提出了不可不重视的文本证据，论文价值非常明显；对于《泰誓》的问题，一直以来都说法众多，而它的成文时间、经学地位等也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高老师在论述中根据现有的残石做出的比对，其复原字数行款和三体石碑的应有形态之间似乎还有差距，值得未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赵培老师的发言题目是《西晋经典续、补观念与孔传本〈古文尚书〉之成立——兼论孔传本编纂者的〈尚书〉学》，他认为自梅颐《伪孔传》被证伪以后，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对其开展证伪、讨论作伪作者，事实上，其形成背景、文本来源、确立和流传其实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将孔传本《古文尚书》放在西晋经学续经、补经的实践中来看，其通过缀亡补缺编整重塑经典的方式并不特异，符合当时风尚。孔安国作为孔壁《古文尚书》流传过程中的枢纽人物，在古文学隆盛的两晋时代自然成为楷模。因此，梅颐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其经文“对标”孔壁《古文尚书》，而传文托名孔安国。评议人刘力耘老师认为赵培老师对于儒学经典的开放性说法很令人信服，在没有宗教性加持的情况下，《尚书》等传统典籍一直都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在历史中流传；同时，赵老师所提及的宋代经学的疑辨现象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话题，是其在“求道”和“尊经”上达成的一致。当然，晚出古文《尚书》的编纂和历史上的续经行为不能等同，二者的差异性不可忽视。
沙龙第五场由刘宁老师主持。刘力耘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作为士大夫政治实践的宋代〈尚书〉学》，她认为仪式和经典文本阐释是人类保存和激活过去的核心方式，也是传统形成、文化延续的重要途径。文本一旦被确立为经典，便具有群体所尊重的规范性价值。宋代士大夫普遍接受《尚书》“示人主以轨范”的价值功能，并通过经筵讲读、奏疏引释、进呈选本及创作整本注解著作等方式，面向皇帝，也面向整个知识阶层，释放《尚书》的影响力，使其不断地受到《尚书》所示价值的教化，文化传统借此得以维系和延续；与此同时，士大夫也将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投入《尚书》阐释，为拓展《尚书》的阐释空间提供持续的动力，实现《尚书》与传统的互塑。采用重建历史语境和文本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相对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尚书》阐释，有助于我们揭示这种互塑。评议人刘京臣老师强调对刘力耘老师的观点非常赞同，对其论述和分析亦十分认可。他强调更为重要的是刘老师在分析宋代士人掌握《尚书》的四种方式后提出的语境重建和文本比较，进一步提升了论题，从理论的高度作出了总结、概括和凝练，令人倾佩。
赵成杰老师的发言题目是《方苞〈尚书〉学研究》。清代《尚书》学研究进入了总结阶段，方苞作为清代桐城派的起点型学者，虽无专著，但其著述多涉及《尚书》学。根据他的八篇相关文章，赵老师认为他的经学考证和相关研究符合当时的学术风气，在训诂方面和其他桐城派学者一样，大都遵循“明体达用，由博返约”的方法。从他和桐城派学者的研究风格上来看，其批注阐释的目的更相当于提供针对非专业性者的文选，以“辞气”为中心话语注经，特色是以文章学阐发《尚书》。他的《尚书》学研究所涉及内容大略可分为讨论古文《尚书》真伪、讨论刘歆窜改《尚书》问题、《尚书》义理以及词句校读等方面，研究方法存在尊宋贬汉、经史证《书》、文史解《书》等特点。综合来看，方苞在辨伪上用力较多，在事实性考证上论述丰富，是清代《尚书》学与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议人刘光胜老师认为赵成杰老师的文章紧扣学术前沿，所提及的话题很有价值。关于方苞的《尚书》学，赵老师作出了非常全面的陈述和分析；考虑到目前方苞《尚书》学研究尚不充足，如何更中肯地评价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以及关于方苞认定的刘歆伪造群书、周公称王等问题，均是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圆桌讨论阶段，刘宁老师表示，今天的交流活动令人受益匪浅，许多朋友远道而来，大家一起在社科院文学所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尚书》学研讨活动。《尚书》是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文本，20世纪以来，《春秋》学、《诗经》学热度高涨，而对《尚书》学的讨论不够充分，应当引起充分关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冷门绝学，这为《尚书》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掘《尚书》研究之中的更多领域，进一步推动《尚书》和《尚书》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刘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值得交流讨论的问题：《书》类的文献和其他的经典相比，其特殊性何在？《书》类文献研究当前的困境在哪？未来的方向在哪？《尚书》经典化所涉及的问题还有哪些尚未被充分探索？希望与会学者能畅所欲言。
赵培老师表示，目前虽然出土很多早期写本，但就单一经典来说，文本量依旧相对较少。西方的写本文化相对丰富，如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相关著作，根据刘皓明教授的统计，有的多达200多种抄本。用中西方古典学比较的眼光来看，我们经典研究的主流其实是一套印本文献研究法，其版本系统相对单一。用这套我们习惯了的刻印本传统去讨论作为抄本早期形态的出土文献，其实是会有一些方法论上的失调。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从中西互鉴做起。
程浩老师表示，今天的讨论让人获益良多，从不同的篇目分析到不同的研究路径，今天的交流当中都有涉及。沙龙的主题非常好，《尚书》研究的一个切入口正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路径去做考虑，一个是文本文献研究，一个是历史和思想研究。在西方学术范式影响和文献版本缺乏的情况下，目前的《尚书》研究在文献学方向上更多侧重的是文本解释。当然，从历史角度开展研究的求实工作容易显得零碎。实际情况是，面对新出土的很多文献，我们的工作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这里的初步既与研究者的能力相关，又同整个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有关。当然，我们希望既更够求真又能够通古今之变，但就现状而言，我们这一代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葛觉智老师表示，今天的会议组织的好，一在内容充实、与会朋友能力出众，二在准备充分、会议安排富有逻辑。当下的《尚书》研究确实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需要我们高度关注、负起学术责任。按我们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古人曾在研究中共同构成了文化记忆，而且它们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流传到清代，我们当代的学者是否还能起到这个作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当代《尚书》研究的面貌和前代已经截然不同，面对现代学科研究的现实和需要，研究者应当对学科内部的问题有更多的思考。葛老师觉得，《尚书》的情况和《旧约》研究的情况颇有雷同之处，清华简以及楚地其它出土竹简对《尚书》学研究的影响正如死海古卷对《旧约》研究带来的冲击一样。可以说，《尚书》学的这种学科经验是具有跨文化价值的，各国研究者应当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深入挖掘，建设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
黄冠云老师表示，今天的会议引人深思，在各位朋友的讲述中，我们考虑了不同类型的《尚书》学话题，诸如先秦的《书》到底有何面貌，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经典化的完成又经历了那些阶段，这些都是我们得到的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是我们的重要收获。
刘光胜老师表示，今天的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共识，又在思考当中不断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尤其是我们能够发现，先秦经典文本的问题同汉代以后的经典并不割裂；尽管我们的研究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发展时期，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良好的开始。
最后是沙龙总结阶段，林甸甸老师表示，今天到会的老师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在跨学科交流之中，我们看到了人文学科的共通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起源性问题的共同思考。《尚书》学长期处于经学领域的范式之内，也因此尚未彻底进入文学史的教学领域，这同我们文学学科自己的设限是有关的，但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种多学科共同探讨《尚书》问题的范式，看到了它更多的学科魅力。应当说，《尚书》是很多学科研究的重要交汇点，而对它的深入研究也会给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定义文学带来帮助。而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我们也许还会以多学科并行的方式继续不成熟地发展一段时间，但在这种推进之中，我们的学术发展就能够在探索之中进步，也正因此，我们未来的工作值得期待。
刘宁老师最后表示，希望今天的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开启新的篇章。古代文学优势学科非常愿意搭建各类交流平台推进学术思考。再次感谢诸位的积极参与，感谢赵培老师的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感谢会务同学们的辛苦付出！
（供稿人：孟屿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