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理论与文本有机结合不仅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题中之义，在涉及鲁迅文学的经典文本时，尤其如此。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于11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712会议室举办“马克思主义文论工作坊‘鲁迅：民族的和世界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
开幕式环节，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玉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编李修建分别致辞。
刘玉宏首先回顾了文学所自建所以来形成的鲁迅研究传统。他指出，本次工作坊将经典文学作品《伤逝》作为研讨主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回归经典文本，在向学术前辈学习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有助于在新时代新语境下激活经典；第二，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研究将有效促进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碰撞，推动不同学科的协同发展、助力跨学科研究的进步；第三，本次议题具有跨越中西隔阂的国际视野，充分展示出鲁迅的作品不仅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积极地与世界各国的文明文化展开对话，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
李修建则从办刊经验出发，提出学术交流既有范围广、主题大的学术会议模式，也有小而精，持续时间较长的研讨对谈形式；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明确、对象集中、视野独到、方法意识强，有助于使相关讨论更为深入、激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此外，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值得长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主题，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效机制、形成有机的系列活动。
刘方喜回顾了往期工作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肯定此次议题的价值。他指出，《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别具特色的篇章，其语言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探讨。随后，他向在场参会人员介绍了各位报告人和与谈人的学术背景。
会议第一部分为学术报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社长王伟主持，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熊鹰作题为《〈伤逝〉的世界文学视野》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汪尧翀作题为《爱与共同体：〈伤逝〉新解》的报告。
熊鹰的报告以“边缘、中介与创生：《伤逝》与作为世界文学作家的鲁迅”为主题，指出尽管鲁迅的《伤逝》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森鸥外的《舞姬》在文体上都采用了自白体来记录主人公的内在情思，并在主题上表达出相似的现代性后发国家对个人基本权利的追求，但《伤逝》并不应被视为欧洲文学形式在世界体系上向边缘结构扩散的被动结果，反而是鲁迅基于其世界文学边缘位置及其多元的文学资源，在19世纪以来跨文化整合背景下，自觉反思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和基本人权思想所宣扬的浪漫气质与主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问题性表达。换言之，《伤逝》在叙事风格上抒情与反讽的两相缠绕、为人物形象所寄寓的理念象征、于结局处的去情节化与开放性延伸等形式要素，都反映出鲁迅既延伸了歌德作品基于其德语文学这一边缘身份而对英法中心所展露的质疑情绪，又富含弱势国家文学的基本现代性命题，最终构成了文本中对进化论和现代科学的信仰、对基于现代性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批判，以及同时产生的对弱势民族的同情等不同思想的对话及张力。可以说，以鲁迅及其《伤逝》为代表的所谓“边缘的”文学形式创新，提请出了一种新的中介意义和世界文学理解：德日文学资源作为关联中心和边缘的中介物，其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创造性而非缺乏性的生产物，同时也是总体历史中的中介，鲁迅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而对它们进行的转化与批判，体现了“第三世界”的世界文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历史关系中质疑既有世界图景的普遍性，并由此从社会关系出发重新思考个人和世界成立的条件；而在这一开放的边缘结构中产生的世界视野与共情能力，以及对既有目的论逻辑和不均衡世界秩序的持续反思，正是“第三世界”的文学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的真正原因。
汪尧翀的报告借助本雅明在《论歌德的亲合力》中发展出来的“批评”观念，从实事、实事内涵和真理内涵这三个递进的层面来考察《伤逝》，探讨其是否能在形式上表达出并承载起有别于其时代的、内在的哲学意图，并为未来思想张目。而要实现这种批评，首先要认识到鲁迅借助超高的文体自觉和创作技巧，将“兄弟失和”这一历史事实有意隐藏在自由恋爱故事之下，制造出文本的自反性结构，通过技巧隐藏主题，改装历史事件以成就小说的“实事”。这一诉求使鲁迅将《伤逝》中的事项独立化为非符合性的、不与现实情况一一对应的象征体或变体。鲁迅在此阶段明显受厨川白村式精神分析与“杂文”探索期文体实验的影响，使《伤逝》呈现为一份精神分析纪要；其“文体混合”的处理手法，使文本带上了类似本雅明就电影特征所表述的“试验美学”效果，即文本隐含了“故事主人公”和“故事叙述者”两个层面，前者于后者面前展开表演，后者时刻对前者进行审视。这也使《伤逝》成为了“心理-杂文”，具备了对五四时期普遍存在的自由恋爱及父权问题展开群体心理学批判的功能，由此超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宣泄，上升到了批判新青年形象典型等时代症候的高度。不过，鲁迅对精神分析还原主义导向的拒绝和超越，则借助《伤逝》高超的“形式-构造”呈现出“真理内涵”：子君的“声音”始终作为一种不可被兼并的绝对者而存在于文本之中，与涓生试图将子君同一化的欲望两相对峙——文本也正是在逐渐揭示图像对声音的压抑乃至谋杀、涓生以爱之名同化并消耗掉子君的过程中，来实现其叙事逻辑推进的。《伤逝》的“形式-外观”最终启示了一种新的爱的本体论，意在超越海德格尔式同一性之爱，捍卫他者之存在的独立。
王伟对两场报告作出简要总结，指出好的理论与合适的文本相结合，往往能够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熊鹰和汪尧翀的报告内容及其二者内在的对话关系，为接下来的与谈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会议第二部分为与谈环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符鹏、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黄雨伦、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李松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李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王芳、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邢程先后发言讨论。讨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孙伊担任主持。
符鹏认为，熊鹰将《伤逝》置于开阔的世界文学史中并借此重估既有观点，体现出明确而自觉的问题意识；但《维特少年的烦恼》所直接关联的可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念，而是对“自我”如何借助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而升华成为一种永恒理念的焦虑与追问。《伤逝》中的涓生表现出与此相似的现代自我关切。从更切近的角度来看，这种“求真”和“承担自我”的迫切诉求，经由赫胥黎提出的、强调人类特有的良善互助意识的“伦理的进化”概念而被鲁迅接受下来，并在《伤逝》中表现为涓生对“说真话”的急切和犹豫、涓生对子君之自我软弱性的担忧，这也反映出五四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矛盾：对自我提升和对真的欲求如何与隔离于外部世界的、无法承担真相或直言的“家庭”维度相协调？一个相对较弱的“自我”如何挣得生活的正当性和意义感？关于汪尧翀的报告，符鹏首先肯定了其超越纪实性精神分析、从象征和真理层面理解人物意指的研究方法，并认同其指出《伤逝》展现出现代爱之论中“对他人的具体化/恢复”和“对他人的理想化/遮蔽”之间的悖论与冲突；随后进一步说明涓生在放弃子君之后并没有走向独行，反而带上了代表日常生活之俗物的小狗阿随展开了新的寻路之旅，这正象征着涓生依然被缠绕在“求真的必然性”和“日常生活的不可拒绝性”之间，而这两组事件恰恰与鲁迅和周作人的道路分歧、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相处模式互为映照；因此可以说，子君的声音在阿随的回归中，间接地重新进入到涓生的叙述结构和求真之路中并被二度问题化，而《伤逝》结局的开放性也正体现在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和持续探索之上。
黄雨伦从熊鹰的报告出发，指出《伤逝》与《少年维特的烦恼》《舞姬》，以及之后的《洛丽塔》，都将男女主角的情感关系建立在一种直接而热烈的、同时也是可疑的和不可靠的激情模式上，而这几部作品对爱情失败的描绘，恰恰表达出它们以一种失效的方式、怀疑的态度和自反的暗示，来介入着那种由西方文学中心所界定出来的、强调直接强烈性和纯粹利他性的爱情范本，这正体现出后发性文本在模仿“中心”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接受复杂性。关于汪尧翀的报告，黄雨伦认为相较于把表达者划分为人物和叙事者、将人物视为表演者的处理方法而言，将涓生视为一个受困于“不得不真、但真即毁灭”这一极性选择之中的悲剧性人物，或许能够超越真实和伪装的对照结构，而展开更为复杂和开放的伦理关系思辨。
李松睿首先就熊鹰报告对世界文学史与具体文本分析的充分结合、汪尧翀报告对听觉元素的新颖解读表示认可；随后指出《伤逝》中反复出现的他人目光、具有反光效果的玻璃镜面、对涓生而言意义重大的雪莱画像等视觉要素，都表达出现代人所特有的那种只有在第三方注视下才能被充分调动的、一旦进入独处状态就大幅度消退的现代式爱意；另一方面，对自身的这种激情性想象，也表现在《伤逝》及其同时代作品对“做饭”和“读书”，即庸俗的日常生活和理想化的远方诗情二者的严格分立、后者对前者的否定与压抑之上，这都反映出了五四一代在既已意识到现有生活必须改变、但又无力明确改造方向时，对“生活”所产生的消极体验与牢笼式描述。
李哲认为，熊鹰的世界文学概念和汪尧翀的真理意涵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话关系。一方面，歌德之所以能在魏玛这一偏远小城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正是来自文学与欧洲哲学、宗教等传统的关联，因而具有超验性的潜能；另一方面，在全球结构性的知识情境中，普遍性的真理意涵也会重新以差异化的方式显现，甚至普遍性本身也会遭遇挑战。具体到《伤逝》而言，周作人点出的“恩情断绝”是一个核心命题。在鲁迅“五四”时代的论述中，“恩”是生物学天性意义上的“爱”的对立物，而为了生存、温饱和发展的生物本能，它是可以被“反抗”和“扑灭”的存在。在《伤逝》中，涓生“突然想到她（子君）的死”则把这个生物学逻辑推到极致状态，而在这一刻出现的“忏悔”则表征出生物学之“爱”伦理基础的动摇。不过，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洞察到“忏悔”的不可能，因此，所谓“新生的第一步”只能是“遗忘和说谎”。由此反观开头那句“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就会发现重心并不在“悔恨和悲哀”，而在“写下”这个动作。因为前者会被遗忘，会彻底逝去，并最终归之空无。而“写下”则意味着记录、保存，这不仅继承了章太炎“著于竹帛”的文之传统，也开启了1930年代“立此存照”系列的历史书写形态的先声。
王芳主要关注两个报告如何在形式分析层面的相通和区别。她指出，熊鹰的报告抓住了自白体，主要在主题、情节和结构等层面展开形式分析，这种普实克式的分析方式好处在于同时兼顾“生活者鲁迅”和“文学者鲁迅”，呈现文本形式与社会历史内容的一致性，这与汪尧翀基于《伤逝》的真理意涵来考察其形式上的张力与极限，二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但汪尧翀的分析最终抵达语言层面的结构和限度问题，在形式分析方法层面较之此前的鲁迅研究显然有所推进。同时，她以周作人反形式的形式自觉为参照，指出鲁迅在《伤逝》中展现出来的有意识地召唤文学语言中的非理性要素，包括白日梦和声音等，显然是其自觉的形式探索，同时期《彷徨》中的相关文本也可以作为佐证。这种对语言特性与形式属性的保留和探索，与鲁迅同时作为生活者和文学者所把握到的复杂的存在经验，以及借由文学将这种经验转化为真理意涵的写作实验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伤逝》这样的文本可以经受住推进至语言符号层面的高强度形式分析。
邢程认为，熊鹰的报告自觉而明确地将新文学纳入宏观的世界文学格局之中，并提出了与新文学自身长期秉承的文学史观有所区别的中心—边缘论，但《伤逝》（包括整个新文学）本身是否存在自觉的去中心化和反抗意识则是存疑的，中国乃至东亚相对于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关系，可以用科赛雷克“不同时的同时性”来理解，至于如何在这样的版图里审视新文学的位置，邢程认为最具有启发性的或许是张旭东提出的“非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汪尧翀的报告，邢程尤其赞同他对于“声音”这个关键要素的解读，也认为《伤逝》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即一种“特殊的言语的运作”。邢程通过“伤逝”的两种不同英译提出“伤”与“悔”的分别，鲁迅对“伤逝”这个字眼的挪用，意在暗示周作人与涓生一般并不确知自身的真实意图或原初意志，而对“伤逝”的这一理解正反映出鲁迅当时对整一性主体或纯粹自我之存在可能的怀疑态度。因此，基于这种对可疑主体的反思，鲁迅所展开的真伪思辨也并非抽象的、决断式的理念选择问题，其提出的伦理困境并不能通过选择或构建某种信念而被形式化地解决，而要回到切身的环境、在具体的写作和分析中被一次次地叩问和处理，《伤逝》也正在这种化抽象为具体的过程中，成为了某种能够使空间性的情绪与时间性的叙事相糅合、相转化的“记忆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董炳月为此次大会作总结发言。他指出熊鹰的报告将“世界文学”一词转换为某种类思想装置的功能性概念，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和中介的生产性；而汪尧翀在报告中关注到的“白日梦”元素，则为关联《伤逝》的白日梦意象与《野草》的梦境出发点带来了启发。随后，他分别为《伤逝》的题名溯源与内容理解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一方面，《伤逝》之名很可能来源于鲁迅在1918年前后于绍兴会馆校对鲍照《伤逝赋》时得到的灵感，而“伤逝”一语在古典诗歌史中也正指向某种悼亡和追悔之意。另一方面，《伤逝》是在这四个背景下完成的，一是《伤逝》在形式上采用了与《沉沦》相同的手记式自白体，并和《孤独者》一样以追忆的形式表达了某种对过往之物的慨叹；二是在主题上与《彷徨》一同承接着鲁迅对家庭问题的关注和认识脉络；三是在性别与时代关系这一层面上，推进了其在《忽然想到》和《娜拉走后怎样》中抛出的问题，描述了作为男性的涓生在出走家庭后也同样面临着无路可走、只得折返的困境；四是西三条21号的家庭生活背景。鲁迅在《伤逝》中借子君之口讲出了他当时想要呐喊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也验证了涓生与子君这两个人物是一体两面的、是鲁迅意志的不同化身。最后，董炳月对未来的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表示期待，为此次会议画上圆满的句号。
（供稿人：李苒 余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