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研究员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丁国旗研究员致辞。

丁国旗在会议致辞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代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角度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宏大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对于筑牢文化根基、引领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明确提出，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进程。在学科建设方面，他指出探索有组织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是当今学界的重大任务，要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组建团队，重点培育具有战略视野的学科带头人，建立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科研机制，强调理论研究需回应新时代文化需求与社会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要从点到面、层层深入，不忘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接入当下现实，提出自己的原创性观点。

刘方喜指出，人工智能引发的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形态产生系统性重构，在这一历史性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以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观为核心任务，不断加强与各高校和理论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发展。

会议上午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张跣教授主持并评议，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伟、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范玉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士聪、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李哲罕、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教授覃守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傅其林、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建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娱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贾洁依次发言。

王杰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时期的概念特点”的发言，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理论形态构建这一时代命题展开了方法论层面的深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的观念体系，其发展脉络应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维度加以把握。以悲剧研究为例，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悲剧”将悲剧与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联系起来，把悲剧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对当代艺术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宋伟作题为“概念哲学的批判与历史辩证法的创立”的发言。他指出，传统形而上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走出概念哲学的困境，而马克思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拒斥以“精神”或“物质”抽象预设本体的思维模式，开启了对“无人身的理性”这一抽象形而上学的批判，主张回到感性、市民社会与实际生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重要意义，实现了理论范式的革命性变革。这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的研究中，要注重关键概念的历史化与现实化。

范玉刚围绕“编选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这一主题，指出编选工作应立足于三点：一是要回应时代之问，强化中国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脉络，让马克思美学的发展切合时代需求；二是要回应人民之问，坚守人民立场，在文艺业态变革中把握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三是要辩证处理理论的恒常性与时代新变的关系，既承续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命题的真理之光，又直接面对处理数字时代文艺实践的范式转型。

孙士聪以“瞿秋白与‘领导权’范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两结合’的探索”为主题，指出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瞿秋白对“领导权”这一概念内涵的使用，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构建的双重指向：既要回应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又需直面中国现实政治，进行概念的本土化。这一案例为当今学界如何实现“两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孙士聪强调，概念创造与生产是历史化的过程。研究者进行概念研究，要有清晰的当代问题意识，以关键词研究带动现实问题的解决。

李哲罕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关键词选择上的几个问题”这一主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的选择和研究上，给出了五点关键性建议：第一，要善用新技术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概念关键词的选择与梳理，同时用人的判断力进行筛选；第二，马克思主义美学需兼顾专家视角与大众需求，注重学术的公共性；第三，在中国特色背景下，关键词的选择应立足当代现实；第四，要关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与实践，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格局；第五，把握代际认知差异，动态调整历史语境中的理论焦点。

覃守达以“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实践”概念特点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指导——以岭南壮族传统美学思想研究为例”为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起源点《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实践”是基于人的身体及其身体性关系的人的类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审美及其感受即美感在此其中同时产生。“实践”概念对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产生、传承和创造性发展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傅其林聚焦“马克思主义文体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的研究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品格，又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性，并延伸到对世界思想潮流、文艺现象、社会现实的关注。他特别强调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文体问题为例，匈牙利的理论家德盖伊既是汉学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受到卢卡奇《审美特性》的影响，德盖伊认为，英语中的文体概念“genre”同《文心雕龙》文体概念间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这一案例为“两个结合”的实践提供了启发。

杨建刚作题为“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的发言，讨论了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变革的重要意义。阿尔都塞学派旨在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范式，批判60年代前西方主流的强调人的自由和存在价值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阿尔都塞学派揭示了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身份，并开创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推进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生产与阐释理论的建立、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意识形态观念与多元决定论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吴娱玉以“主体的破与立——70年代福柯与毛派的远近亲疏”为题，通过论述毛派对福柯60至70年代之间的思维转向的影响，透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变型。福柯早期强调文学对于权力、逻辑、理性的颠覆的作用，之后在理论与革命实践中受到毛派“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调查方法的影响，不再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文本与话语。但是，福柯反感打着人民的旗号的暴力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毛派的疏离。后期，福柯转向对个体的关心，重新思考主体在权力关系中如何主动建构自身。

贾洁作“守卫马克思——论‘挂职文学’中的善制伦理与审美自由”的发言。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柳青为例，阐明了作家挂职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职业作家的创作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她总结出“挂职文学”这一理论概念。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挂职文学”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创作在政治伦理与审美自由之间的张力，是进步的政治和进步的艺术经历“否定的否定”后再次统一的成果。“挂职文学”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善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超越，其创作历程是一项朴素的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的中国经验。

张跣对与会者的丰富发言作出了精彩评述。他提到，本次会议发言兼具对经典议题与新兴问题的关注，既重视理论思辨，又强调实践探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独特的理论品格。他强调了三点：首先是历史性维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拒绝抽象化的概念推演，始终将概念范畴置于具体历史进程中考量；第二是实践性内核，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根本标识，因此研究要聚焦现实问题；第三是守正创新，既强调回归经典文本重释基础概念，又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会议下午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崔柯主持并评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新、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曹成竹、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谢俊、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艾士薇、浙江工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何信玉、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葛荣凯、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刘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康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连晨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东篱依次发言。

李永新作题为“凸显文化研究内部张力的马克思主义——论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的发言，指出“接合”这一关键词是斯图亚特·霍尔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一方面，霍尔延续了马克思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霍尔指出的语言同现实之间的非指称关系，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违背。李永新提到，要辩证看待霍尔的理论遗产，一方面，霍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语言问题方面的阐释，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霍尔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部分。这对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曹成竹围绕“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键词及理论经验”，指出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关键词研究起源于雷蒙·威廉斯。以他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关键词研究传统，强调关键词研究的立场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自下而上的立场、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公共性和介入性，在研究中体现出诗学美学的倾向。这些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曹成竹还以“情感结构”这一概念为例，阐释了如何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研究经验。

谢俊以“‘民族’和‘寓言’到底何谓？——重读杰姆逊”为题，澄清了有关民族寓言的几个关键性理论问题。首先，詹姆逊对第三世界的谈论被质疑将第三世界视为他者，忽略了第三世界的真实经验，这是因为他对第三世界的讨论主要是为反思第一世界服务。其次，“民族”这个词易产生误解，杰姆逊的真实目标是反思欧美世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原子化，强调集体性的文化与政治建构。第三，他的寓言观念因为强制联系了文本与总体性，遭致大量批评，实际上文本的寓言阐释可以是多层面的，不同层面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层面共振的关系。

艾士薇围绕“希腊神话的永恒魅力”，指出马克思对古希腊的探讨贯穿了他的哲学生涯。马克思建构出了一个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具有功能性的古希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两个古希腊：一个是宗教哲学意义和风景意义上的古希腊，另一个是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古希腊。二者看似存在断裂，但是在马克思学术思考的总问题域下，统一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希腊神话作为没有被异化的艺术，美学价值根植于特定社会形态与未被异化的人性统一性，从而才成为人类艺术的“高不可及的范本”。

何信玉作题为“悲剧、革命与现代主义：重审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的理论进路”的发言，认为马克思对悲剧的思考起源于1848年革命，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现代悲剧的原型。雷蒙·威廉斯用悲剧与革命的关系置换了悲剧和历史的关系，将个体悲剧经验同社会无序相联系，还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观念纳入对悲剧的思考。而伊格尔顿主要关注传统悲剧观念在现代主义兴起下发生的重大变异，寻找恶、牺牲、替罪羊等古典悲剧观念在现代主义中失落的意义，重新发掘被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所裹挟的悲剧价值。

葛荣凯围绕“人道主义”和“身体”两个关键词，指出这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苦难的关注往往以人道主义作为出发点。葛荣凯区分了三种人道主义：人类中心论的“为己的人道主义”，自我中心论的“为己的人道主义”和他人中心论的“为他的人道主义”。他提到，身体是人道主义所关心的最终环节，它涉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人道主义”所关注的核心一致，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社会事实进行表征。

刘灿作题为“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关键词”的发言，提出过去对审美需要的研究更多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但是心理学研究并未在社会语境中考察“需要”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生产的动力与历史的发展受到人的感性需要的不满的直接推动，另一方面，人的感性需要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人的感性需要作为一个变化的尺度，始终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需要理论，主要聚焦于什么是真正的需要这一问题。当下，人的感性需要一方面被资本异化，另一方面又携带着冲破异化的潜能。

康倩作题为“马克思生态审美观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发言。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私有制产生后，劳动中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异化，自然成为人的对立面。而共产主义要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恢复自然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审美观还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社会与个体纳入“生态环链”的整体中，以构建生态整体论与“人类共同体”视野。中华先民在利用自然的劳动格局中，追求天地人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和谐性，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可以相互结合。

连晨炜围绕“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现代时尚问题”，指出马克思的诸多论述都为我们考察时尚问题提供了抓手，如商品拜物教、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本雅明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与时尚相关的瞬时美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消解审美自律的消极作用、鲍德里亚批评时尚陷入了符号循环的虚假革新。创造性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可以为解码当代时尚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一方面看到时尚的解放潜能，另一方面也看到它对主体的伤害。应改变被动追随潮流的时尚方式，打造一种更为积极健康的时尚体系。

杨东篱作题为“文化资本视角下文化价值的变迁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发言，指出“文化资本”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关键词之一，为文化赋予了主动再生产性、迅速增值性。文化的资本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通过文化的资本化，文化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其生命活力。当代文化产业发展体现出数字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具有无以伦比的巨大力量，但也存在与资本联姻、对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等弊端。要纠正这些弊端，新型文化资本要注意“去工具化”，拒绝成为经济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工具，才能培育出我们时代的精品文化。

崔柯对发言作出了精彩回应。他提到，霍尔的理论揭示了语言符号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其论述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在语言通向辩证实践的阐释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优越性。英国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来自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中国也应当发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应对全球化现实中不得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竞争的挑战。除此之外，在发掘文化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复杂的社会现实，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研究员作会议总结。刘方喜对参会人员的发言进行了细致梳理，提出了一些精准的补充和完善意见，使参会人员对相关议题有了更准确和全面的理解。他强调要重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指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时，不应盲目跟从西方的理论研究，要注意理论的历史性、实践性、现实性、当代性和中国性。

（供稿人：唐心谊 余菲）

（摄影：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