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再版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已出版《先秦文学史》、《秦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史》（上下）和《元代文学史》七种九册，问世三十余年来持续产生广泛影响。今年全书再度修订出版，展现出经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成为中国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标识性成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近40位学者围绕“中国文学通识系列”再版，深入研讨中国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及其对推动中国文学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刘宁研究员主持开幕式和第一场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丁国旗研究员热烈欢迎与会专家，他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由文学研究所总纂，其编撰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三十多年来产生广泛影响。今年，这套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充分说明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学史经典之作。许多为其付出心血的前辈学者已经离开了我们，这套书的再版是对他们的最好告慰，在此向他们表达深切的怀念、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科学评价作家作品等文学遗产，彰显了文学史学科建设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是建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成果。文学研究所将深入总结“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成功经验，不断推进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精诚合作，在此衷心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希望未来不断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中国文学的传承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在致辞中表示，七十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强强联合、精诚合作，互相成就，共同承担文化传承使命，推出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在此要特别感谢文学研究所长期以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要的出版板块。七十多年来，出版社内逐步形成了普及读物与古籍整理并重的出版格局，凸显了“大众出版中最注重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中最注重普及性”的鲜明特色。近几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既有出版格局的基础上正全力打造一座古典文学之城，以作品、文论解读、作家传、文学史为四大支柱，今日再版“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正是在文学史这一支柱上取得的重要新成果。这套丛书分可为断代文学史系列，合可为文学通史，凝结了几代名家的学术心血，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本次再版并非简单重印，而是重新精心设计封面，仔细考订整理后的成果。今天参与通史系列五部文学史编辑工作的宋红先生，还有参与最新修订再版的全体中青年编辑，都来参会。相信今天的交流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期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文学研究所的合作，不断深入，再创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陈铁民先生是《唐代文学史》的主编之一，他在致辞中深情回忆了《唐代文学史》上卷的编纂情况和出版历程，指出这套书编纂严谨细致，既重视经典作家、重要作品，又以充实的篇幅展现文学史重要细节，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较为公允稳妥，实事求是，不简单化。20世纪80年代学界重视作家生平考订，《唐代文学史》吸收了当时的前沿成果，所论述内容比20世纪60年代的同类著作更加准确可信。在编纂体例上，以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历史背景与文学发展概况，并与作家专论章节互相配合，以揭示文学的发展面貌、发展历程。这样的经典体例影响深远，即便是后来的同类优秀作品也未有突破。近二十年来，文学编年史研究十分流行，这类作品以年代为序，记述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事件和作家活动，时间线索鲜明，注重考证，虽然成果详实可信、能够作为研究的重要参考，但部分作品拘泥于“记事簿”的面貌，缺乏放眼于宏观发展脉络的视野，因此，文学编年史不能替代文学史，两者体例不同，意义不同，应当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共同进步。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围绕“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深入探讨文学史编纂实践，十分值得肯定。文学史的编纂“知易行难”，虽然相关意见十分丰富，但要在具体的撰写中落实并非易事。“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绕不开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形成的各类经典作品和编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学界追求“大文学史”的书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正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典范之作。每每阅读，都充满对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宋代文学史》的主编孙望先生在病重时，其桌面上仍然摆满了此书的资料。这部作品凝结了两代人的心血，内容丰富，扎实深入。董乃斌先生指出这套书“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概述和综述相互配合”“大作家与小作家兼顾”，非常公允准确。这是一部文学史教材之外非常实用和精彩的参考书，书中对各位大作家以充足篇幅进行论述，中小作家也有独家增补，这可以积极扩充教育工作者的知识储备，向他们提供已被深入思考提炼过的教育材料，是极好的文学史教学参考，可以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读物，对近三十年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上午的研讨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研究员作《〈秦汉文学史〉的编纂及其背景的回顾》的主题发言。作为《秦汉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在发言中回顾了本书的编写历程，指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是“六五”规划项目，邓绍基先生对其编纂长期给予关心与督促。《秦汉文学史》是与徐公持先生合作完成，写作中经常交流意见，同时也保持各自的写作风格。对秦汉文学的认识，努力突破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狭义文学观，回归秦汉文学的历史语境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界定文学作品与文学家范畴。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史以狭义文学为介绍对象，使得秦汉文学研究的视野比较窄，部分在当时有影响的文体和作家在文学史叙述中消失，这就需要突破固有观念，恰当认识秦汉文学的对象和范围。这也更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利弊得失。写作中高度重视新出土文献，拓展研究范围。他表示，通史系列的出版表明文学所有组织的科研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并为能将个人研究与文学所规划相结合而深感荣幸，也借此向徐公持先生致谢，并深切缅怀邓绍基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葛云波编审作《三种文化接力：“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编纂出版的感想》的主题发言，指出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在专人专书方面成果显著，但在宏观文学史视野与系统性素养上仍有不足，“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仍是滋养学人、推动学术的重要工具。该书体现了“三种文化接力”：其一为学科文脉接力，丛书继承并发展了前代文学史的内在精神；其二为作者团队接力，编纂跨越数十年，体现持久学术投入；其三为编辑出版接力，再版过程中作者增补内容、编辑精细校核，融入新成果，体现老中青出版人服务学术的接力精神。该书对未来文学史研究与编撰将有重要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因高龄不便参会，特委托《文学遗产》编辑部临时负责人崔瑞萍代读其题为《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再版》的书面发言。徐先生在发言中回顾了该系列的缘起，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余冠英先生在古代室会议上提出新编大型文学史的构想，指出原有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内容过简，与国外多卷本相比存在差距，也不利于反映我国丰富的文学现实，文学所作为国家级机构责无旁贷应推进这一重大项目，并适当吸纳所外专家参与。余冠英先生“首当其冲，舍我其谁”的号召令人记忆犹新。作为《魏晋文学史》《秦汉文学史》编著者，徐先生一直关注项目进展。看到该书广受好评，很感欣慰，然而余冠英、邓绍基等多位前辈已相继辞世，编委会仅两人健在，令人感慨，期望这套凝聚数代学人心血的大文学史能最终完稿。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乃斌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来京，特委托上海大学文学院李翰教授代读其题为《〈唐代文学史〉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书面发言。董先生表达了缺席会议的遗憾，回顾了自己当年全程参与这一重点项目的宝贵学习经历，向昔日同事致以问候，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辛勤工作致谢，也期望文学所能组织力量续写明清、近代部分。他表示，自己在这项工作中学习了很多，在这之后还做过中国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学原理的研究，都是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的课题，他进一步阐述了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解，认为文学史本质是历史的一种，属人文学科的知识建构；其撰写既需依托史料，也离不开理论指导。文学史撰述应努力融“史”于“经”，在扎实史料中体现理论高度，使成果居于“经史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晓都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到其父吴庚舜先生曾担任《唐代文学史》主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敬意，同时表达对文学史写作理论的两点认识：其一，新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借鉴了世界优秀成果，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各类重要著作，包括本次再版的文学通史系列，皆是文明互鉴的重要体现；其二，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先生在回答中国文学史写作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新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家，自从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后，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上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一论断令他印象很深，深感认同。文学通史系列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鲜明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杨庆存教授作《文学通史与更开新境》的主题发言。作为《宋代文学史》的参与者，在发言中首先祝贺丛书再版，称此系列凝结了二十世纪众多学者的智慧，代表了新中国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就。同时也感恩前辈学者的培养提携，特别提及自己在《宋代文学史》中撰写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章节的经历，已然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并深情回忆了在校期间受教于丛书作者群体的珍贵经历，同时提出两点期待：一是尽快完成明清与近代卷；二是启动21世纪新版中国文学通史的编纂工作，强调新编文学史应在思路、结构、内容及表述上实现创新突破，具备思想高度、视野宽度与专业深度，真正展现中国气派与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寅教授作《参加文学史撰写的一点回忆》的主题发言。作为《唐代文学史》的参与者，在发言中向与会学者致意，并提及自己可能是丛书年龄最小的作者之一。在具体工作中，负责“大历诗风”章节的撰写，与以往同类文学史相比，该部分从一节扩充为一章，体现了编委对文学史研究体例与视角的新思考。同时也表示，撰写任务虽具挑战，却是重要的学术锻炼，对此特别感谢陈铁民等前辈的系统指导，深受裨益。尽管成书过程中部分考证与注释因故删减，但该丛书仍代表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高水准，广泛吸纳了所内外学者成果，凝聚前辈学术精华，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作《古典文学历史演进的现代学术观照——谈“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主题发言，指出该丛书是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论述翔实的成果，已成为教学科研中的重要参考：首先，文学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中引入的现代学术范式，其研究不仅需要立足于基础的文本考证与脉络梳理，更取决于科学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及对文学特性的深刻把握，在这一点上，本系列丛书已经达到较高水准。其次，当下文学史研究正从通史逐步发展为断代、分体等多元类型，体现了学术的深化与更新。此套丛书有机融合了通史与断代史框架，具有集大成的学术价值。第三，文学史著作长期承担教材功能，对国民文化素养提升影响深远，当前，学界应积极回应新的发展变化，努力构建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实现新的超越。
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作《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典范——〈南北朝文学史〉读后》的主题发言，指出本次会议主题“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意义重大，值得深入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创作经历了从个人著述转向集体研究的转变，其中游国恩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与社科院三卷本文学史成就最为突出，前者整合高校力量，注重教学需求；后者则以“论”见长，学术个性鲜明，代表最高研究水准。在当今集体项目良莠不齐的背景下，社科院文学史编纂团队的高度负责与深度配合，堪称典范。《南北朝文学史》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和充分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体例严谨，曹道衡先生对北朝文学独立性做出开创研究，其与沈玉成先生精诚合作，学术互补，为后学提供宝贵示范。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编纂经验对当代文学史写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宋红编审作《“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责编过程中的书事和人事》的主题发言，提到曾参与该系列五部文学史的编辑工作，是职业历程中的重要经历，回顾了两个具体事例：一是在《水经注》有关内容的处理上，徐公持先生将《江水注》视为集体创作成果，巧妙处理了以往同类作品以郦道元代盛弘之的错误，并在作品中精选写景段落，展现出通透的学术判断。二是在对《唐代文学史》开展编修工作的过程中，多位学者共同执笔、各展所长，主编们亲自送稿、严谨审订，对编辑意见虚心采纳，也体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玫研究员作《我对〈元代文学史〉的认识》的主题发言，认为这部作品持久的影响力源于三大特质：其一，开创性见解突出。在元杂剧研究方面，邓绍基先生在书中首次将优秀艺人的涌现视为戏剧艺术繁荣的关键因素，同时提出了“以演员为中心”的开创性视角，影响了后续研究的发展；对于元诗，书中提出“宗唐得古”的原创性概念，推进了明代诗学“诗必盛唐”的文化溯源。第二，书中研究观点求实，注释详细，为后续的研究和高校教育提供了十分丰富可靠的材料，比如书中对关汉卿籍贯的介绍，详细罗列了多种可能和来源材料，其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第三，作品结论求稳，注重观点可靠性，比如在对元代杂剧版本分类的判断问题上，对于不够笃定的意见并不轻易取用，这种谨慎的态度也是保证本书高学术水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研究员作《大文学史反思》的主题发言，他表示建国以来，社科院文学所吸纳了大量已有盛名的前辈学者，也培养了诸多后学新人，而当中许多富有学力的学者都成为了文学史小组的成员，这也反映出国家构建新的文化研究生态、寄望于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鲜明态度，这也正是过往如此之多饱学之士同心奋斗、协力推进文学史编纂工作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新轨道，工作重心的改变也对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在新的历史阶段，“大文学史”的编写同样经历了转型和探索，在写法和理论上也有所更新，而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同样可以继续发扬这种创新和探索精神， 不断推进文学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郑永晓研究员作《从“元代卷”各文体占比看编写者的文学史观》的主题发言，认为《元代文学史》可以代表当时研究的最高、最前沿水准，全书以元杂剧篇幅最大，元散曲因作家作品稀少次之，诗文作品则略为逊色，这反映了编者科学公允的文学史观。20世纪90年代前，元代诗文研究十分荒芜，本书的专门介绍内容详尽充实，难能可贵。其中元诗“宗唐得古”的理论概括即来自邓绍基先生的先期研究，并在《元代文学史》中进行了深化，重新明确了元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成为后续研究绕不开的定论。“元代卷”否定了明清人所谓“元无文”的错误观念，对元代诗文作了详细介绍。各项研究均立足于邓绍基先生、范宁先生自身的最新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元代诗文研究资料的空白，十分难能可贵。
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教授作《文学史书写的普遍性追求与个性化取向：重读〈先秦文学史〉》的主题发言，指出当今时代亟需高质量的文学史著作，而本套丛书无疑位居我国文学史著作前列。当前文学史著作数量虽多，但精品有限，在追求研究规范普适性的同时，也应为个性化书写保留空间，本套丛书在这一点上贡献显著。《先秦文学史》成功平衡了普遍性与个性化两者的关系：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本书内容更为厚重，对诗骚、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均给予充分重视，体现了对先秦文学价值的准确认知。例如，褚斌杰先生在编纂中深度融合了游国恩先生和林庚先生的治学风格，既深入钻研又能浅出表达，在楚辞研究方面尤为突出。谭家健先生注重引入传统评点著作，有效运用本土文学批评话语，为探索现代学术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现实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强调这部“大文学史”不仅篇幅宏大，更在突破固有观念、促进现代观念与历史事实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作《秦汉文学研究的“基础设施”——读〈秦汉文学史〉有感》的主题发言，认为丛书没有糅合先秦两汉文学，而是分别论述先秦和秦汉，极具开拓性。首先，本书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提出了许多颇具深意的观点，例如“维秦八年”的计算始自庄襄王二年，而非自秦始皇做秦王，这种史断十分独特，非常精彩。其次，这部文学史拓展了以往的研究边界，对人物和作品的处理归类值得关注。如董仲舒、郑玄等非典型人物以及《左传》《诗经》的研究与整理作品等非典型材料，都在本书中被纳入了文学史的考虑范畴。最后指出，文学史具有规范性，在高校教育当中，文学史具有重要的课程地位，相关著作也会对青年学者产生深远意义，对其未来的学术探索导夫先路。从这一角度而言，《秦汉文学史》无疑会为广大学子和学术工作者提供高质量的引导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陈君研究员主持第二场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主编王莹研究员作《传承中华文脉、勇于学术创新的宏阔篇章》的主题发言，指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从初版至再版，凝聚数代学者智慧，其系统性与权威性已获学界广泛认同。此次再版既是对经典学术成果的传承，更为探讨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四点启示：第一，强化历史感与整体观，将文学发展置于中华文明演进大背景中考察；第二，深化对“气韵”“意境”等传统文论术语的现代阐释；第三，注重文献根基与问题意识结合，勇于回应时代课题；第四，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在坚守主体性同时吸收世界优秀理论成果。本次再版必将为文学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注入新活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迈向新高峰。
上海大学文学院李翰教授作《中国社科院编〈唐代文学史〉的思想启示》的主题发言，表示文学史编纂历来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核心任务，董乃斌先生曾称此项工作占据该所研究的“半壁江山”，具有典范意义。《唐代文学史》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突破大作家局限，广泛收录中小作家，体现“大文学史”格局；第二，研究稳妥公允，积极吸收新成果；第三，论述避免简单标签化，坚持论从史出。全书以贞元为界分为两卷的体例设计，属具有史识的结构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个人感受：第一，本书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受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影响，融合多学科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第二，本书较好地平衡了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采用的“中观视角”兼顾了宏观脉络与微观细节；第三，从内容来看，董乃斌先生正是通过本书奠定后续学术研究的基础，拓展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提出“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博弈互动的理论框架。最后，建议从“抒情—叙事”互动维度重新审视明清诗歌价值，发掘其在古典诗歌俗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一视角或可填补现有文学史书写缺失，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李俊教授作《文学史肩负着使命》的主题发言，强调编撰中国文学史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使命，近代以来，全面整理与编写文学史成为关乎文化自信、民族精神建设的学术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此项工作视为政治责任与学术责任，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著作，展现出中国语言文学的深厚魅力。该丛书秉承文学所前辈学者的传统，既遵循学术规范，又体现中国文学特有的思想理论体系，致力于将文学遗产转化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其采取有组织科研模式，集结众多学者，实现文学史编撰与专题研究的有机结合，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最后建议，文学史的学习除阅读通史类著作外，还应结合优质文学作品选本，通过参读互证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钟振振教授作《文学史项目启动之初的一些往事回忆》的主题发言，回顾了自己于1980年起作为年轻学者参加启动工作的历程。立项之初，一些学者也对集体项目抱有顾虑，婉拒过工作邀请，但南京师范大学面对这一国家重点关注的项目欣然接受，彼时唐圭璋先生年事已高，只能指导工作，孙望先生虽然有所顾虑，但还是全力投入工作，做出了众多贡献。除此之外，戏曲部分又仰赖中山大学黄天骥先生等学者负责，自己也与这些同仁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调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要求实事求是、从现实中总结理论。由此回忆起自己曾就元代文学断代体例问题，例如宋代遗民诗文作品的归属与前辈学者们展开激烈讨论，令他感动的是，邓绍基先生高度重视年轻学者的意见，展现出虚怀若谷的学术气度。最后提到，在当时，本项工作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许多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也都对实事求是做出了强调，要保持这一精神品质，难能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才智研究员因故不能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裴云龙副研究员代读他的《由从文学史到接受史，从〈唐代文学史〉白居易谈起》的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以《唐代文学史》许可先生撰写的白居易章节为例，探讨了从文学史到接受史的研究路径，框架严谨、材料翔实，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学界的基本认识，其中对白诗“通俗但真实”的评价，在承袭前人的同时又独具风格，历经三十年仍立得住脚。在此基础上，陈才智研究员进一步阐释了白居易的经典意义。作为与李杜齐名的大家，白居易文体全面、诗文兼擅，在日本声誉尤著，千余年来始终持续参与着中国诗学秩序的构建，形成了不断再生的接受史，展现了接受史的多元面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剑之教授作《文学人物图谱中的知识体系生成——“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研读心得》的主题发言，表示在重读丛书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是该丛书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写作体例，这种写法通过将文学家确立为历史时间轴上的关键节点，编织成动态而庞大的文学网络，能够将抽象的文学潮流具象化为鲜活个体的创造与互动。这种经典写作方式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它衔接了古今文脉，既继承古代文人传的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学术视野；其次，提供了基础性认知框架，避免研究悬浮于文学实际；再者，彰显了文学传统中对人的永恒关怀，在技术分析盛行的当下尤显重要；最后，搭建了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的桥梁，既支持高校教学，又可引导学子步入治学门径。强调这部文学通史所构建的文学人物图谱，既是回归文学历史现场的地图，更是建构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开拓新学术议题的坚实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明研究馆员作《〈魏晋文学史〉书写长度把握的粗浅体会》的主题发言，认为《魏晋文学史》突破了传统通史中魏晋文学篇幅有限的局限，在“书写长度”上有所拓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细化历史分期，体现出深厚的文学史功力，分期的标准和方法独具匠心，如以曹植逝世作为曹魏文学分界，体现了对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东晋文学分期则与政治发展阶段保持同步，展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二是体现出徐公持先生“大文学史”的理念，拓展了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比如吴蜀文学即在幅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显著扩展，这种既关注文学成就、又注重非典型性文学成就的辩证视角，丰富了文学史的研究维度。三是分卷形式借鉴《汉书》“传分上下”的体例，如对陶渊明的分章论述，反映出对传统史传书写体例的继承与发展。这些“书写长度”层面的处理方式，建立在对魏晋文学的深刻把握之上，对于理解魏晋文学史的框架提供了重要启发。
中国音乐学院金溪副教授作《从“初入门径”到“登堂入室”——一个学习者的《〈南北朝文学史〉研读历程》的主题发言，从学习者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研读体会。一是该书展现出宏阔的南北朝文学版图，不仅仅是做平面性的知识性的扩展，而是搭建了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展示出一种立体性的空间。二是文学史研究门径的授予，体现在历史感的建立，包括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的整体性认知、结构方面的立体性文学史框架和文献意识。三是彰显出比较的研究方法，集中体现在南北朝南北文风差异及其原因这个层面。最后分享了《南北朝文学史》对于自己开展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启示，通过学习前辈学者的方法和学术视野，经过亲自处理和使用一批材料，从而参与了对南北朝文学史版图的填充和一定程度的微小扩展，深刻地体悟到“从初窥门径到登堂入室”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赵培副编审作《〈先秦文学史〉的书写传统与未来形态》的主题发言，表示自己曾对数字人文持保守态度，但随着技术发展与实践深入，观点已有所转变，并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未来先秦文学的研究与书写形态作出展望。同时指出，先秦文学具有“大文学”与“杂文学”特质，文本类型多元，《先秦文学史》成书三十余年来，大量新出土文献亟需有效整合，进而概括出先秦文学的四个特征：文史哲一体的综合面貌、从口头传统到书面文本的演进、作者身份从巫史到士阶层的演变、文本在传承中的损益重塑。关于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五条路径：推进跨学科研究，结合考古新材料深化理论阐释；关注口述传统与书写实践的互动；借助数字技术推动文本重构；开展跨文明比较研究；发掘先秦文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君副研究员作《客观的“多元”和多元的“客观”——〈元代文学史〉到底给我们什么启示》的主题发言，表示该系列丛书对于八〇后学者而言是一部独特的学术经典，《元代文学史》开启了自己元代文学的学习初体验，不仅构成了初步的知识框架，也形塑了文学史观念，但在令人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苦恼。幸福之处在于，这部作品提供了研究元代文学的丰富内容和开拓性的思维理路，是20世纪以来元代文学观念更新以后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通融客观地看待元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学术范式。苦恼之处则在于，近十年以来，随着学术新思维、新观念的爆发，元代文学又产生了“开新”的困惑和焦虑。本书所呈现的元代文学客观多元性，必然引发研究视角的多元发展。如今不仅看到曲学的元代，更看到诗学、理学、多民族文学并进的元代，这些互参互补的视角正是《元代文学史》在新时期的最大启示。向前辈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小说编辑室李俊编审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向各位老师表示了敬意和感谢，表示在经过一天的学习之后，实在获益良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都已成立七十多年，过去七十年来，两家机构互相成就，相得益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底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研究所的给养，社科院的文学史作品普及经典的著作成为了“普及经典的经典”，这便是文学所学术高度的体现。社科院文学所既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又有继往开来的学术气派，希望未来友谊长青，合作不断。
在讨论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赠送一套“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刘宁研究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葛云波编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李俊教授一起合影留念。李俊教授致以感谢，表示社科大文学院的学科历史可追溯到文学所、语言所的建立，是其学脉和薪火的传承。在课堂上讲述有关文学的东西，经常会回溯到文学所老先生们的相关学识和研究。也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读文学作品，读经典的文学研究，受惠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太多。赠送的这套丛书，将郑重放在文学院的教学档案陈列室，作为前辈留下的学术丰碑供同学们参观瞻仰，激励同学们传承学脉。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刘宁研究员作会议总结，表示今天的会议是一场十分难得的学术盛宴。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对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中国文学通史系列”问世三十余年来，从未召开过综合的研讨，今天全书七卷的主编、作者、新老编辑以及作为老中青三代学界读者的各位专家汇聚一堂，这在这套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各位先生深入地揭示了这部文学史经典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探讨了其对建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启示。聆听各位先生的精彩发言，深切地感受到这部经典之作所带来的历久弥新的启迪与鼓舞。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将努力继承文学所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深入传承学脉，不断探索前沿、开拓创新。衷心感谢各位老师！
来源：《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