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狭义的“中国美学”是指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的研究和继承发展。它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审美实践和思想概括的产物。中国古代只是没有“美学”这一学科名称，但是早已有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中国美学不仅包含在美学思想中，更感性地存留在体现审美意识的器物和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审美意识是中国美学的源头活水。中国美学元范畴围绕一个核心不断衍生，形成了独特的以意象为中心的范畴系统。佛学思想的融入有力地开拓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中国美学重体验、重视主体的直觉思维等特点，将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贯通起来，体现了生命意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有着潜在的体系，需要我们借鉴西方，面向当代的审美实践进行理论建构，以彰显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中国美学通过与西方美学的对话融合，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美学思想；审美意识；意象；生命意识；多元一体

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编译评介、以西释中和中西参证等阶段，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参见高建平），许多学者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体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为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界更是在“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使中国成为拥有众多研究者的美学大国。在当下，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美学学科，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在国际美学界成为美学强国，为建设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作出自己的贡献，是中国美学研究努力的方向。

01

“中国美学”的范畴界定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广义的中国美学和狭义的中国美学。广义的中国美学是指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包括现代以来一切美学思想的探索和贡献，包括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美学等外国美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当代的研究和继承发展。而狭义的中国美学则是指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及其在当代的研究和继承发展。这里所讨论的是狭义的中国美学，是对西方美学学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追溯，也包括我们在当代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研究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美学，目的在于为世界美学的学科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并对当代中外审美实践起到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美学，无疑都是中国当下美学理论建设所必须的，但不是狭义的中国美学。

我们经常说“打通中西马”，恰恰说明三者是不同的，所以才需要打通。因此，狭义的中国美学还是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和理论建构，是中国原创性的美学思想。自从现代美学学科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现代学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都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美学资源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作出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尝试，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和面向当下的基础上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建设，为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中国学者的美学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西方美学接受史和中国古代美学阐释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学科意识自一百多年前就破土而出了。现代中国美学结合审美实践的阐发，其内容比较庞杂，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的结合了西方美学理论，有的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根本，有的则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学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进行阐发。西方美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继承和发扬光大，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前两者是对外来美学的学习和阐发，后者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中国美学。当代中国美学通过广泛地借鉴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当代美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推动了基于传统的中国美学的发展。

20世纪初，在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从西方引进了学科理论著作和教材。前辈们如吕澂、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把美学理论译介到中国来，引进西方美学的基本思想和话语体系，这样的做法持续了近百年，为中国美学界了解西方美学理论和学科形态作出了贡献。这也有助于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挖掘与整理，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适应现代学科的需要。其中，“以西释中”曾经是一百余年前引进美学学科所用的方式，是中国现代百余年美学尝试中的一种方式，虽然在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中不能占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尝试本身也带来了一定的创新，不能被简单否定。它对美学学科落户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积极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是翻译评介了西方美学，使西方美学在中国获得了阐释、运用和发展。二是从西方和苏联引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使其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三是引进了美学学科的范式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进行学科建构，使得两千多年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获得了学科形态。其中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当代美学家们的学术贡献，更包含了两千多年古代学人的学术智慧，是一种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美学。我们称其为“中国美学”，将其呈现给世界，可以让国际美学界耳目一新，见识到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研究中国现代美学的学者习惯于将中国美学分成中国古代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实际上，现当代美学中有许多内容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延伸。中国现代美学中有着比较复杂的成分，既包含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各类现代阐释，又包含着对西方美学思想中各种术语、范畴和命题的阐释，还包含着当下审美实践的理论概括。中国现代美学不能邯郸学步，放弃自己的宝贵传统。我尤其不赞成把汉译的西方美学思想及其阐释视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不会把美国学界在美国国土上研究的中国美学思想成果看成是美国美学，英国人不会把英国学界在英国国土上研究的中国美学思想成果看成是英国美学。同样，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成果也不能被看成是狭义的中国美学。

美学这个学科及其名称被引进到中国，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无论是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的翻译，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对法国维伦相关著作的翻译，还是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借鉴日本相关书籍的译名传入，都使得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这个名称从此在中国落户。但这不代表“中国美学思想”实际上不存在。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参照西方美学学科的特点和学术规范所整理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不仅为国内学术界呈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美学思想遗产，更重要的是给世界美学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和启示。而借鉴西方美学学科的界定，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整理，说明中国古代具有“美学”学科相应的思想资源，把它们称为“中国美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在中西参证比较中整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建构中国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学者习惯于把中国古代美学称为中国美学，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与西方美学截然不同的美学，在理论形态和艺术实践上都有着独到之处，值得国内外美学界的重视。西方学者如卜松山等人所说的“中国美学”，通常也是指狭义的中国美学，即中国传统美学。因此，我们需要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自身特点和独特贡献。

西方美学有自己的传统，近代美学学科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在1750年鲍姆嘉通出版Aesthetics之前，美学学科虽然还没有形成，但不代表没有美学思想。美学思想的产生与积累并不是从学科及其名称的诞生开始的。从古希腊到鲍姆嘉通之前，西方就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它们为美学学科的诞生作了充分的准备。目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几部西方学者写的美学史，都是从古希腊美学思想开始阐述的。如果以古希腊以降的西方美学为参照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这些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样是很精辟的，是世界美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自古至今的美学思想和近代美学学科意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代同样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态。我们不能否定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我们不能否定从古希腊到美学学科诞生之前的两千年西方美学思想一样。

借鉴西方美学包括“美学”这个称谓本身是必要的，但不意味着“中国美学”这个称谓的内涵不成立。我们界定“中国美学”的时候，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西方美学中国化，目前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融会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不是运用了西方现代美学话语才叫“美学”，运用中国古代话语就不叫“美学”了。话语体系是学科的特定基础，但学科不是以一套话语体系就决定其成立与否的。有人漠视甚至否定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价值，认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阐释和发展就是中国美学，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调。对西方美学的移植和摹仿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如果我们放弃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只是把西方美学移植到中国来，不仅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美学观，而且对中国传统丰富的美学资源来说是暴殄天物。会通中西的世界美学不能被简单地称为“中国美学”。打通中西古今的美学研究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但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地研究中国美学。

中国古代只是没有“美学”这一学科名称，但是已经有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有其发生和演进的历史。“中国美学”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包含着一个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它在世界美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把它用“中国”二字标注。尽管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在中国学术界是从1900年前后才开始引进的，但是美学思想从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值得我们整理、继承和发扬光大。据宗白华先生回忆，邓以蛰于1927至1928年在厦门大学开设的“中国美学”课程有开拓之功。（参见《邓以蛰全集》“代序”，第1页）1932年宗白华先生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中提到“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的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页），并希望有人分门别类地系统整理中国画法理论，“则不惟研究者便利，且为将来中国美学系统化之初步”（同上，第47页）。其中提到了“中国美学”的概念，并且提出将来要系统化。1941年，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又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同上，第271页）这句话是否准确且不论，但明确提到了“中国美学”。在1946至1948年间所写的《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一文中宗白华也说：“从审美的、评价的立场而划分时代，这是张彦远在中国美学上的大贡献之又一端。”（同上，第465页）《燕京大学史稿》中也提到燕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有中国美学、中世纪西方美学”等。（参见《燕京大学史稿》，第172页）后续学者在中国美学领域不断开掘，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美学的学理探讨和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当代从学科意识出发，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加工整理和理论建构的成果就是中国美学，没有经过加工整理的原生态的审美思想内容就是中国美学思想。

总之，“中国美学”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审美实践和思想概括的产物。面对丰富的中国美学思想资源，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历史，只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这一学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我们现代学人基于中国美学思想资源进行学理建构的结果。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的国度，我们在当代建构“中国美学”学科，既是中国美学融入世界美学的需要，也是我们珍视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神圣责任。中国美学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需要揭示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并运用现代理论形态对中国美学进行表达和交流。

02

审美意识作为中国美学的源头活水

中国美学研究包含审美意识研究，审美意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源头活水。中国美学不仅仅是美学的理论范畴史，也包括审美意识史。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不仅与古代美学思想相辅相成，而且是我们进行理论概括的直接源头。中国传统的美学资源不仅包含在美学思想中，更感性地存留在器物和历代文学艺术创造的审美意识中。我们要结合作为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器物和历代文学艺术的审美特点加以研究，其中包括神话传说和民歌、民谣，也包括历代碑帖和服饰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人历代的审美情趣是古人长期审美实践的累积，凝定在器物和文学艺术等历史遗存中，并且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值得我们从当代出发对它们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它们同样是我们建构中国美学的基本资源。中国古人在大量的审美实践尤其是文学艺术和器物创造中积累了丰富的审美意识，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乃至审美创造的技巧。在各类创造（例如器物的造型、纹饰和风格等）乃至艺术作品中，对人自身的审美发现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通过物化形态流传至今。古人尚未总结或总结得不够的审美意识，尤其需要我们从当代视野加以概括。例如原始彩陶中所包孕的先民对世界的体验，纹饰的表现方式以及形式中所包孕的意味，乃至象生、尚圆意识等，都值得我们从美学理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它们不仅是古代人产生和总结美学思想的源泉，也是我们当代人反思和总结出美学思想进而建构美学理论的源泉。对历代文学艺术乃至器物创造中的审美意识加以概括和提炼并升华为美学思想，是我们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建构“中国美学”的时候，不能不关注和重视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

宗白华先生一直强调，中国美学研究一定要重视对从古代遗存至今的器物中的审美意识展开研究。他在《中国美学史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因此在学习中国美学史时，要特别注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448—449页）他提出要“把哲学、文学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同上，第449页），使审美意识与美学思想相印证。宗白华认为：“从美学观点看，最早的，值得研究的首先是陶器上的花纹。这些花纹不尽是模仿自然的形象，多是人的创造。”（同上，第595页）“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从商、周开始直至近代，都有很多文物被发现。”（同上，第617页）同时，我们也可以更直接地从审美意识中进行理论概括。受此影响，蒋孔阳先生也曾经重视文物和器用中的审美意识。1985年2月，蒋孔阳在给郁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中国古代并没有美学这么一门学科，但美学思想却大量存在。它们有的附丽于哲学著作，有的孕蓄于有关文艺论著之中，还有的则具体体现在文物和器用之中。正因为这样，所以研究古代的美学思想，既可以从哲学出发，也可以从有关的文艺论著出发，还可以从文物的考证出发。”（《蒋孔阳全集》第4卷，第282—283页）

从旧石器时期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的各类器物的创造，在实用中包含着先民们朦胧的审美意识，并且逐步进化发展。可惜由于缺乏文献的记载，其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得到充分概括和总结。但是这些文物遗存中包含着古人丰富的审美意识，是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统一。至今我们依然能够透过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乃至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和书意，感受到古人审美的形式感和审美趣味，感受到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脉络。上古先民在神话及其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原始彩陶中的鱼纹从写实到抽象的变迁过程，都反映了先民审美意识的变迁，都值得我们进行概括和总结。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画家通过具体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例如中国画通过独特的写意方式所体现的画家诗意的情怀，使作品呈现出盎然生意，都值得我们从美学理论上加以归纳。它们无疑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中突显主体的审美意识，在赏会中呈现个体的会心体验，包含着对生命的体认，达到了畅神的境界，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还将寄情山水的审美情怀，寓于历代的山水画等作品中，既体现了画家个人的审美趣味，又体现了时代的审美风尚。这种山水画中的审美意识源远流长，意味丰富，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其间虽然有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等诸多画论家的概括和总结，但依然值得我们当今从美学理论角度进行概括和总结。中国历代碑帖等书法遗存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不仅在历代书论所呈现的美学思想中有所表现，也值得我们从当代的学术视野进行美学理论总结。

中国美学包括隐含在各类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中国古代审美创造成果的遗存充分显示了中国美学作为人类宝贵财富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方面的智慧主要指中国古代对审美现象的灵心妙悟。原始舞蹈在对飞禽走兽的动作摹拟中呈现。中国古代原始岩画所在的环境、氛围，所摹拟的飞禽走兽等自然物象，通过线条表达的抽象形态，是后代绘画乃至象形字形成的基础，它们栩栩如生，并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是先民审美趣尚和审美理想的表现。中国古代的许多诗歌，不仅在内在情趣和语言形式上表达了诗人的审美情调，而且在内容上具有美学思想的成分。这些中国古代自发、自觉的审美思想均可被视为美学思想的源头。在物化形态中所呈现的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体现了雅俗互动、南北融合、内外交流和艺际借鉴等特点。中国美学首先要密切联系中国的审美实际，方能够解释中国的审美现象。

中国美学的存在形态是审美意识与美学思想的统一。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更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重视审美意识研究，重视感性的审美和艺术经验与美学思想的相互验证和相互补充，真正发现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不仅是古代美学思想产生的土壤，不仅可以印证和检验古代的美学思想，而且值得我们在当代从中直接概括和总结出美学思想。因此，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不仅是古代美学思想的源头，也是我们今天直接汲取营养、建构中国美学的源头。独特的审美意识、独特的美学思想，带来了独特的中国美学。

总之，中国美学的研究既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又要重视物化在器物和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识。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与美学思想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值得我们在当代加以理论概括和提炼。即使那些已经被前人总结了美学思想的艺术（如山水画）或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艺术（如道教音乐）等，依然值得我们在当代视野下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美学的本来面目，不能忽视体现在创造物中的大量丰富的审美意识。我们应当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中直接提炼出美学思想，把他们运用到中国美学的当代理论建构之中。

03

中国美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可以在中西相互参照和比较中见出。宗白华在《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曾说：“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592页）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从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的差异性及其自身价值就决定了其对于世界美学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重视这些特点，阐发它们的意义，并进一步让它们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理论生命力。

第一，中国美学思想有重视感悟和连类无穷的诗性表达特点。中国传统美学有着重体验、重视主体的直觉思维的特点。审美活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让主体获得身心的愉悦，使主体的身心获得满足，这正是审美价值的体现。许多美学思想在言语表达上重视经验性的感受与直觉，通过比喻、连类、感兴和联想等手法，以诗性的情调及语言表达审美体悟。刘勰在评论创作者的才华与用智时说：“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文心雕龙·养气》）这里刘勰对才华普通却妄想企及天才、过度损耗精神去进行创作的现象，用了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来描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沧浪诗话·诗辨》）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比喻好诗、高妙之诗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即用感性而富于夸张的赞颂来说明音乐的魔力。

第二，中国美学作为学术形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其中，人们将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贯通起来。中国美学中的自然道德观是一种格物的思维方式，与天人合一和重比兴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物我在审美的思想方式中交融。在人生境界中，这种思维方式推己及人，通过类推的方式将仁爱之心拓展到外物，体现了人对他人、旁及万物的大爱。通过审美的思维方式，中国美学强调主体的内在超越，审美需要超越狭隘的功利性，有神超形越的感觉。中国美学常常通过具象的表达和描述性、比喻性的话语，感性生动地表达主体对审美现象的理解，在表述风格上诗意盎然。人们的艺术创造和精神生活都在“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中国古人重视“得心应手”和“巧夺天工”的艺术效果，因而和西方美学思想的逻辑性相比中国美学有时候会显得严谨性不足，但是语言的张力可以包含更丰富的意蕴，有着更大的阐释、拓展空间。

第三，中国美学中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不同文明对生命的理解和定位不一样，中国哲学将“生命”本体化，认为“生命”是一种贯彻在天、地、人、万物之中的创化精神，从中又演化出如“阴阳五行”“气”“生生”等生命哲学概念。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美学以“气”作为本体的范畴，讲究阴阳化生、五行相生相克的生命意识，诸如气积之体、虚实相生、气韵生动，乃至骨气血肉等，都是中国美学生命意识的表现，体现了古人诗意的情怀。中国美学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强调生生之德，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先秦时代重“和”，汉魏重“风骨”，唐人重“境”，宋人重“韵”，都在艺术中体现了生命意识。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主体以虚静为前提、以养气为基础、在情意体验中通过想象力体现创造精神。《国语》载单穆公对周景王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国语·周语》），以及《吕氏春秋》“适”的思想，都是要求审美对象要适应主体的感受力，从感官的快适到主观畅神的愉悦，“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吕氏春秋·召类》），由感染力所引起的共鸣，也同样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体现。

第四，中国美学中重视有机整体性，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尚象的传统和重视表意的传统，形成了以“意象”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审美意象作为一种心象，具有象征的意味，在艺术作品中借助艺术符号得以传达。审美意象有境界的高低之分，审美价值也有层次之分。中国美学有着重功能、轻结构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与西方迥异。

第五，中国美学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综合体现了中国美学思想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本体论、价值论等各方面迥异于其他美学思想的特点。中国美学中的不少元范畴围绕一个核心不断衍生，形成一个范畴家族，故而含义更为具体、精准，从而拓展了元范畴的多方面的特点。如“象”作为元范畴，从特点上拓展为“意象”“气象”“兴象”“大象”“境象”“形象”“象外之象”等。又如“韵”作为元范畴则从特点上拓展为“气韵”“风韵”“神韵”“情韵”“逸韵”等。中国古代的许多词，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从中既体现了审美现象的静态特征，又体现了审美现象的动态特征。如以“味”作为元范畴，从特点上拓展为“滋味”“趣味”“兴味”“韵味”“意味”“味外味”等，又从动词的角度拓展为“品味”“体味”“玩味”“回味”等。

第六，中国美学思想具有多民族融合和借鉴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在不断汲取外来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曾经影响过西方学术一样，借鉴外来文化曾经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古代美学思想史上最具重要地位的外来思想影响是佛教及佛学的中国化。在佛学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上古时代主要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主导，佛学传入后经过从魏晋至唐的漫长中国化演化，终于形成了地道的中国禅宗思想，并在中国美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而后返诸六经，援佛学和道家思想解释儒学对儒家进行了开拓。相比之下，在艺术作品中，沉郁的风格更符合儒家的理想，飘逸的风格则更符合道家的理想，空灵的风格则更符合禅宗的理想。佛学中的思想和方法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进了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佛学思想的融入说明，学习、借鉴了外来美学的思想和学术方法并非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界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以开放的心态借鉴西方美学学科形态和方法，在中西融通的基础上走向现代，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美学重视民族融合与兼容并包精神传统的继续。

中国美学思想的以上特点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基础与文化土壤，符合中国的审美实际，对当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从古到今的审美意识、审美思想有延续性的一面，也有在继承中被舍弃的一面。传统并非僵化的，而是在常与变、取与舍的辩证关系中动态发展的。当前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要继续发挥那些传统中优秀的特点，积极地推动其中适应时代的元素发扬光大。

04

中国美学的建构方法

中国美学研究需要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面向当下审美实际的基础上，理解审美对象，运用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建构一个知识系统。而恰当的知识系统有利于我们阐释资源和理解审美对象。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整理、阐发和理论建构，是当代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位研究者都会在对经典的阐释中发挥自己的思想，积极推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现代化重建。卓越学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能够提供一个更为有效的知识系统。对于中国美学来说，当旧的知识系统不足以阐发研究对象、建构理论体系的时候，人们就试图解构旧的知识系统，重构新的知识系统，目的在于拓展和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与阐发。在学术意义上，中国美学范畴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我们基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的建构方法。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中国美学要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必须要继承传统的美学思想，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献的汇集、整理与阐发，并从审美意识中概括提炼出美学思想，使零散的思想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学科成熟的基本前提。中国美学研究需要揭示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历程，重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阐发与演绎。其中尤其要重视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美学范畴，运用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进行理论建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有其自身的潜在体系，这个潜在体系依托于中国哲学的潜在体系。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潜在体系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精髓。从当代视角看，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似乎不成系统，故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以意象为中心的范畴作披沙拣金的工作，激活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我们要重视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实际，充分发挥中国美学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潜在体系的特点，充分揭示中国古代的思想系统和话语方式。尽管中国古代许多美学思想显得零散，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粗暴地否定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潜在体系和表达方式。这些思想既有哲学基础，又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使用。

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常常受到哲学体系的影响，通过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得以实现。我们选取中国古代美学观念，并且在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基础上生成中国美学观念，尤其是独特的美学概念，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是我们建构中国美学的重要基础。中国美学必须包括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潜在体系的揭示和对传统方法论的继承。在中国美学的当代理论建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中国古代美学的潜在体系，又要从当代的视角借鉴西方理论，从当代的角度进行建构，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学理化，以适应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理解和接受。在中国美学研究的先驱中，王国维学习和借鉴西方美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力图实现中西美学的融通。邓以蛰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对中国古代书画思想进行阐发，并逐步自觉化和规范化。在著名的现代新儒家中，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家，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如方东美的“生生之美”等思想，都是基于传统、借鉴西方的现代开掘。前辈们探索中国美学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存在着生硬的现象，但依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界以现代性立场对中国美学史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历史研究和当代建构。随着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美学的研究在审视、反思、对话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而成熟的研究方法。

中国美学在当代的理论建构基于古代又不滞于古代。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既要重视传统的语境，也要重视它的可对话性，通过与西方美学的交流对话加以阐释。但是中国美学的现代化绝非对西方美学的简单移植和阐发。一百年前中国早期的美学著作，虽然多为编译，其中也多少融入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言论和例证。中国美学研究不囿于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但也不能泛化，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接受和理解，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推进世界美学的发展。

中国美学的当代体系建构需要继承传统、面向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需要在重视中国美学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从古代走向现代，实现现代转化。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的传统，长期以来存活在我们的审美心灵中，需要我们加以提炼和阐发，以便我们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指导当下的审美实践。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是源自本土、在本土的审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影响并且指导着中国古人几千年的审美实践。因此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首先需要满足中国人自己的审美实践和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

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奠定在理论价值的基础上，而理论体系本身的价值需要通过长期的审美实践加以验证。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需要回应现实，面对当代的审美实践，在现实中的审美实践和中外交流中加以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现代性因子，可以推进中国美学的学科自觉和学术发展，从而走向现代，服务于当代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粹与中国现代美学是兼容的。美学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对过去审美现象的印证和检验，更在于对未来的审美活动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中国美学的当代理论建构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西方学者和国内全盘西化论者的不认同，另一方面是固守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学者对其“不是原汁原味的古代美学思想”的批评。我们需要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深刻性，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思想，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的语境为基础，通古今之变，在中西比较参证中揭示中国美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要超越中国古代的语境，回应当下，从当代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价值，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美学话语的系统，使中国传统美学在中国当代乃至世界语境中发挥重要作用，既保留中国特色，又使其现代化，以适应国际美学界的接受，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型和国际化方面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人审美经验的总结，并且指导和印证过古人的审美实践，它们在当代、在西方依然有自身的价值，具有可适应性，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中国美学建设的目标是要通过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整理和理论建构，真正参与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全球化的进程，为国际美学界提供中国美学知识，让国际美学界获得理论启示和创造的灵感。这也是我们今后学科发展的宏伟目标和神圣使命。

05

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关系

中国所有的现代人文学科形态并非从传统中自觉地孕育出来的，而是借鉴了西方现代的学科形态。借鉴西方学科阐释中国现代审美现象也是现代美学历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一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赋予中国美学思想以适应当下的美学学科形态，二是为了在中西参照中彰显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中国美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基础，而且需要西方美学的修养和全球化的视野。

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可以相互参证，这是中西美学交流互鉴的前提，也是美学学科共同点的基础。例如中西诗画关系论，莱辛《拉奥孔》的观点和苏轼评王维诗画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可以相得益彰，相互借鉴。与西方一样，中国的美学思想也是以中国古代的哲学为依托，以艺术理论为基础的。由于人类在生理与心理方面有着一定的相同点，有共性，审美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美学思想也具有可通约性。西方美学中具有适应中国的思想，中国美学中也具有适应西方的思想。

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影响着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王国维、朱光潜和宗白华等人，在译介和研究西方美学的同时，或结合中国古代的艺术与审美实践，或在参照比较中对中国传统的相关美学思想资源加以整理和阐发，以期在现代视野中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朱光潜先生曾经说：“我的美学观点，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53页）宗白华和方东美等人，透过柏格森、狄尔泰等人的生命哲学思想，借助他者的眼光和视角，理解中国古代的阴阳化生等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因此，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一直是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措施。在具体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前辈们有过多种尝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也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我们需要通过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资源在当代具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舍弃传统的研究方式，也不意味着牺牲中国美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借鉴西方美学，有助于学理的深化和严谨，有助于强化学科意识，也有助于中国美学的成熟、传播和接受。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以中国美学比附西方美学。

中西美学也有矛盾冲突，需要对话和交融。对于西方美学，我们不只是简单地接受，而是要借鉴和对话，跨文化的比较显得尤其重要。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克服自身的局限。通过中西参证，揭示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在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中发现新的特点。通过借鉴西方，我们可以推进传统美学资源的创新。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尤其可贵，我们不能以西方美学对中国古代美学“求同弃异”，舍弃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我们需要真正地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立价值和地位，而不只是用它们来印证西方美学思想。中国美学需要汇入国际美学大潮，但不是以牺牲传统、阐释西方美学思想为核心。同时，我们反对把西方美学的术语、范畴、命题简单套用到中国美学的思想中，损害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也反对以西方美学的概念体系简单套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适当地移用西方美学术语不代表我们放弃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价值的美学术语，更不代表我们放弃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独特内涵。中国美学研究需要在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和参照的过程中彰显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发扬光大。由汉语表述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通过西方语言获得对外交流。真正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美学的言说方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宗白华先生就具有“世界美学”的格局和眼光。我们不把西方美学作为世界美学学科的全部内容，而对中国传统美学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探讨中国美学的基本原理、普遍价值和意义，从全球化视野中看待中国美学问题。

在中西美学交流融会的过程中，中国美学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不容忽视。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中话语权的缺失并非由中国美学思想价值本身造成，而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偏见带来的。英国学者鲍桑葵的《美学史》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中文版之后，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前言”中，鲍桑葵展现了其对中国美学和东方美学很深的偏见。他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并说“把一切对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没有关系的材料排除在外，看来也是很自然的”（鲍桑葵，第2页）。他所谓必须要与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有关系，才可以进入美学史，显然是狭隘的偏见。他所谓中国和日本艺术“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同上，第3页）更是莫大的偏见。鲍桑葵提出，“美学事实的存在却要比‘美学’一词早得多”（同上，第5页），这本身没错，不过他主要是指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思想家们，那么同为人类轴心时代的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们对美和艺术的思考为什么就不能作为美学思想被研究呢？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美学史呢？我们有能力、有义务让国际美学界正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价值本身，放弃他们的偏见和成见。既然我们数千年的艺术创造物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备受广大观众的尊崇，那么与它相应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无疑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值得国际学术界了解、讨论和借鉴。

中国美学的价值在于，不仅中国美学借鉴了西方的美学方法，而且西方美学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方法和视野中获得启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许多范畴找不到西方语言中合适的对应词，如“意象”“妙悟”“神韵”“气”“道”等，这正表明了这些范畴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只能作独特的表达，通过定义让西方美学界理解。我们需要在中西参照中建构中国美学的理论，揭示中国美学的特征。而这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美学作为是非判断的准则而舍弃中国美学的独特特征。我们应该在中西参证和比较中建构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真正从世界美学的视野阐发和彰显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而不是把西方美学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在中国推广。中国美学在当代的建构过程中，要与西方美学可对话、可交流，而不是鸡同鸭讲。其中共性的会通，特殊性的彰显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需要基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美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审美实践（尤其是艺术实践）的基础加以理解，同时要超越历史语境，在当代发挥作用，并且走向世界。正因为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范畴和所依托的艺术实践的差异，才更加彰显了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我们要重视中西美学的同与异，避免牺牲中国美学中鲜活、生动的内容。

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学科，既是中国美学融入世界美学的需要，也是我们珍视中国美学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一种神圣的义务。中国美学的研究和传播有助于推动世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中西美学的对话交融，把中国美学作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全球视野下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不能被隔绝于世界美学之外。中国美学只有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才能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的发展。中西美学的沟通交流将引发并推进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发展。王国维一开始就从事会通工作，要求“观其会通，窥其奥窔”（《王国维全集》第3卷，第3页）。前贤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借鉴和研究。美学的未来发展不只是让西方美学全球化，而应该让全球美学多元化，构成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整体，在继承世界多民族丰富美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共同的美学学科的发展。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需要在参证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中发展，结合当下的审美实践加以印证，激活其中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内容。我们学习西方美学，不仅是追求中西融合，更是推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整理和理论建构、在学习西方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作出的种种尝试。我们要从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中整理中国美学思想的贡献，建构中国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性正可使两者之间互补，使世界美学的资源更加丰富。我们深入地挖掘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可以超越西方美学独霸天下的现状，多元合力，共同推动世界美学的发展和提升。我们需要有比较、有参证，彰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重视中国美学在当下语境中的呈现方式。宗白华曾说：“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页）这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和长远的目标，其实现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总而言之，狭义的中国美学是指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和理论建构，也包括作为源头活水的审美意识，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和思想概括的产物。中国美学研究需要继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中国美学的潜在体系和独特的以“意象”为中心的范畴系统，充分尊重中国传统的审美经验，尊重中国美学思想中重体验、重直觉的特点，对中国古代美学进行正本清源，同时借鉴西方美学，激活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从当代的视角出发，通过现代阐释尝试建构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美学的研究及其发展，需要超越西方美学中心主义的窠臼，使中国美学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古籍：《沧浪诗话》《国语》《礼记》《论语注疏》《吕氏春秋》《文心雕龙》等。

《邓以蛰全集》，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鲍桑葵，1985年：《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

高建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载《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1期。

《蒋孔阳全集》第4卷，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国维全集》第3卷，谢维扬、房鑫亮主编，2009年，浙江教育出版社。

《燕京大学史稿》，燕京大学校史编写委员会编，1999年，人民中国出版社。

《朱光潜全集》第10卷，199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卷，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