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的“学院批评”迅速发展，至今仍是批评实践的主要构成部分，因而学院知识分工与生产体制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视角。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清晰梳理了当代中国学院批评诞生的历史语境、与其他类型批评（如作协批评、媒体批评）的关系及其面对的困境与挑战，为后续讨论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批评实践的具体内容，而没有对“学院”这一知识组织体制作出更深入的探讨，学院体制的现实影响还未在学理层面得到充分阐发。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格拉夫在《以文学为业：一部体制史》中特别强调了“体制史”研究的必要性：

 

 

 

我将本书命名为体制史，意在强调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特定的学术批评实践，还包括这些实践在现代大学中被以某些方式——这些方式并非唯一可能的方式——制度化后所经历的变化。换言之，我关注的不仅是以个别学术成果、潮流的形态“进入”的东西，也包括作为一种操作性的整体“出来”的东西，以及这个整体如何被体制以外的人理解、误解，或是完全没有觉察。[1]

 

 

 

受此启发，对于“以批评为业”的当代文学批评者来说，其所置身的整体结构是什么？一般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会被模块化为作协批评、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包括网络批评）、作家批评等多种类型。对于“学院”特质的把握往往是在与其他类型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本文则认为，应当对学院生产体制作出更为正面且深入的考察，探究在这一制度中批评工作是如何被理解与塑造的。正如约瑟夫·诺思在对英美两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文学批评’的首要制度场所（institutional site）就是高等院校，在那里它需要借助研究体系和课堂教学方法的独特性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文学批评’是审美教育的一种制度体系，它把文学作品当作手段，借以直观地培养新的感受力、新的主体性和新的体验能力，从而实现丰富文化的教育宗旨”。[2]高等院校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现代社会知识专业化、分工细密化的普遍趋势。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类文学知识生产，无不以学院作为“首要制度场所”，也无不以学科教育与科研体系作为制度基础。

 

 

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时段，即2014—2024年，便会发现“学院”“批评”“文学”“知识”等概念的实际所指已发生不容忽视的变化，这自然与时代的多重巨变紧密关联。围绕时代巨变持续涌现着诸多“元年”叙事：移动互联网元年、人工智能元年、流量／粉丝经济元年、IP改编元年、算法治理元年……经济、科技、文化诸多领域的“元年”叙事在这十年间降临，朴素直观地表达了全方位的“断裂感”。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知识生产已经迎来数码文明时代的转型东风。王炎的《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一文便深入讨论了数字时代的知识转型问题，技术发展提供了知识民主化（去中心化、多样性、流动性、用户主导、共享性）的可能，知识的个人性与独特性正在超越以往对普遍性／真理性的追求，作为个体的专家已经难以成为“跨地域、跨空间、跨贸易的网络‘知识空间’”的主导者[3]，难怪乎“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能够道出大众对于脱离实际的“专业知识”的不适感。而这显然对学院生产体制发起了新的挑战，也将持续影响学院批评的未来走向。

 

 

 

因此，在时代语境下展开对于“批评”本身的再定位变得十分必要。目前各种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与综述，更多关注批评实践林林总总的具体内容，而本文则认为重构“批评”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工作方式，清理作为“地基”存在的概念本身，是更加迫切的课题。具体而言，“批评”无疑是学院生产体制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其对当下的介入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超越专业研究的公共性（批评家的知识分子属性）、基于主观审美体验（与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相背离）等特征都使得“批评”在进入学院体制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批评”既被学院不断改造，同时也拓展学院的边界——这也构成2014—2024年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关键“情节线”。与文学现场和时代转型距离最近的“文学批评”，是如何在学院制度内继续言说的，又展开了哪些尝试？是否存在更有效的批评工作方式，相比之下，学院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这些都是事关所有批评写作者的基本问题。下文将首先梳理学院批评的发生与发展，然后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在近十几年间遭遇的挑战与做出的努力，并结合2014—2024年的代表性批评实践，尝试在崭新时代语境下重新定位“何为批评，批评何为”，继续追问“学院”之于“批评”的独特价值何在。

 

 

 

一、1990年代转型：   从“知识分子写作”到“学院批评”

 

 

 

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实践经常被标举为批评工作的“黄金年代”（即便不乏反思之声），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在其时发挥的特殊作用。张颐武在与刘心武的对谈中敏锐指出：“‘文学’当时顶替了社会上所缺少的一切文化。它变成了文化资源获取的唯一的渠道。你（指刘心武）的小说当时几乎就是‘文革’话语的一个全能的替代物。”[4]换言之，文学在当时提供了叙述时代与自我的崭新知识模式，承担起了思想解放的使命。蒋晖在《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中有类似观点：“对于80年代处于‘思想解放’中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特别是‘人’的知识，甚至主要不是来自国家，社会（如学校教育），而是来自文学阅读——这听起来未免令人惊讶。”[5]相应地，与这一时期文学相伴相生的文学批评自然变得非常重要，“一战成名”的批评家大有人在，而且许多批评观点被直接吸纳进文学史叙述之中。张旭东如此描述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性质：

 

 

 

在整个8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基本样式，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甚至经济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写作方式统统可以“介入”，仿佛文学的边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6]

 

 

 

“知识分子写作”的界定很有启发性，从这一角度可以充分理解彼时批评写作的特殊能量所在，由此也可以读出批评家的身份意识与文化定位，批评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往往合二为一。文学批评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中介，是个体构建自身“主体性”的先锋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场域中，知识分子／批评家群体的“同人—会议—刊物—出版”有效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当然从中也可见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优势地位和“聚光灯效应”。

 

 

 

贺照田同样将此时的批评写作视为一项知识工作，但对其中洋溢的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持有批判态度，认为这种建立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信条基础上的文学观过度执迷于对前一时段的偏离，在强势观念的主导下反而从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面前滑过，试图“治病”的努力反而带来新的“病因”。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何伴随1980年代批评黄金时期而来的，便是1990年代的批评危机／失语，批评工作很大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7]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社会之后，知识分子因文化立场与改革取向不同，导致“态度同一性”破裂，并逐步走向分化。[8]学术界最典型的分化和转型，便是李泽厚所概括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9]。“学问家”与“批评家”日渐分化为两个集团，前者在学院体制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洪子诚的回忆十分生动：“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射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那时，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10]但情况渐渐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家”越来越重要，以介入性见长的批评家群体在学院体制中逐渐不占优势。

 

 

 

黄平曾撰文梳理“学院体制”崛起的各项指标。从世纪之交到21世纪初，“以大学扩招、学科点扩张、‘985’工程、CSSCI期刊、专项资金、社科基金资助、学科评估、人才项目为代表，学院体制开始系统性地强化”[11]。不断被强化、内化的学院体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比如何平便从期刊发表的角度注意到学院批评的壮大：“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构成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新世纪前后，‘学院批评’逐渐坐大。从文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就能隐隐约约看出‘学院批评’的逻辑线，比如《钟山》1999年增设了《博士视角》，2000年第3期开始停了‘博士视角’，设立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影响很大的新栏目《河汉观星》。《河汉观星》的作者，基本上是各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河汉观星》都是‘作家论’，但这些‘作家论’和一般感性、直觉的‘作家论’不同，更重视理论资源的清理、运用，以及文学史谱系上的价值判断，被赋予了严谨的学理性。‘学院批评’热潮之后，除了《钟山》《山花》《上海文学》《天涯》《花城》《作家》《长城》等少数几家有着一贯的文学批评传统且和学院批评家有着良好关系的文学刊物，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文学期刊的文学批评栏目基本上很难约到大学‘一线’教师的好稿，以至于文学批评栏目只能靠初出道和业余的从业者象征性地维持着。”[12]批评写作的主体、方法、形态越发符合学院知识生产的程式，并日渐内化为批评家“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而更直接的影响则是所谓的学院派更多地退出了批评的第一线。

 

这并非中国的特例，约瑟夫·诺思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英美文学研究界已经经历了“学术转向”，学术方法取代了批评方法，前者用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取代了后者的审美范式。[13]纵观当代文学批评史，20世纪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崛起，成为影响当代文学批评走向的关键事件。有论者考证，“学院批评”可能是王宁于1990年提出并加以论证的，以区别于印象批评、直观批评。[14]谢冕在1992年便呼吁培养职业批评家，认为“批评家的学者化进程，有可能使批评成为学术建设的一个环节，并有效清除那种艺术之外的干预和干扰”，强调批评的学院化有助于科学性与学术品质的提升。[15]这一倡导其实已有行动先行。从1989年10月起，谢冕与洪子诚在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持文学批评沙龙“批评家周末”，旨在探索学院批评的路径。“学院”与“职业”的凸显，既要超越20世纪80年代的空谈大论，也试图抵御市场经济的侵蚀，可谓势在必行，也发挥了积极贡献。学院培养的中青年学者日渐成为批评的主力军。[16]由是，以作协、文联为主的文学管理体制与学院体制一道，成为目前文学批评生产的基本空间与“基础设施”。

 

 

 

这也是批评家顺势而为的选择。1993年陈思和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17]中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这一论题，以此思考未来的工作定位，并逐渐发展出“岗位意识”的讨论：“我特意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添加了两个修饰词：‘专业’与‘民间’。‘专业’是指岗位内在的规范与标准，‘民间’是指岗位外在的社会立场（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立场，保护社会弱者群体的立场，而不是为权力或资本服务的立场）。”[18]陈平原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亦怀抱类似用心，希望能够在专业学术研究与社会人文情怀之间作出平衡。[19]但如果以此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文学批评，便会发现较大落差，不断专业化、知识化的大趋势，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院批评难以兼顾“民间”与“人间情怀”，因为学院生产有着自身的知识生产逻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院批评与文学现场保持距离，甚至产生隔膜，批评实践对人文议题的承担越来越有限。比如陈思和就注意到：

 

 

 

而在更加年轻的作家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以至于常常需要作家自己出来发表一些辞不达意的话，来表达自己。结果误解与隔膜越来越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高校中文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硕士，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到与他们同代的人身上？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所谓学院派的研究生教育制度都应该认真反省的。[20]

 

 

 

“博士、硕士，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可以说，留在学界者大多都转向了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研究，因为只有从事一种有时间距离的研究，才被认为是“学术的”。戴锦华明确表达了学术研究的这一“共识前提”：“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于有效知识与时间间距的约定俗成。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历史才有可能获得经典化。它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关。由于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形成，人文学科确立，才有了命名经典的必需；而在命名经典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联系着历史判定文本的‘原则’。”[21]这与当代文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论争出自同样的逻辑，即想要成为一门学问，成为一名学者，必须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拉开时间距离，并努力将研究主体剥离在外。这显然极大背离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共生的基本原则。

 

 

 

所以不难想见，在目前的文学教育与学术生产中，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已经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形成“学问家”与“批评家”的两种路数，文学批评也有专门的政策、机构、课程、奖项等作为支撑。另外，虽然“批评”工作往往处于学术评价鄙视链的最底端，但也毋庸讳言，“学问家”未必能胜任批评工作，许多学者并不具备批评家所需的作品阅读量、敏感度、审美判断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加之批评文章的发表渠道与需求量较大，“生产端”的供给十分旺盛，这倒是非常符合学院体制“生产效率”的内在需求。因此，“批评”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维，构成一个相对独立且十分活跃的场域，研究者可以通过与批评界的距离，亦即更为“历史化”还是更为“批评化”来定位自身的工作方式。

 

 

 

二、“历史化”潮流与“去批评”的自觉    

 

 

 

“学问家”与“批评家”的分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流露端倪，在本文所考察的2014—2024年，二者的区隔更加显著。这十年间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趋势是“历史化”，以此祛除“文学批评”带来的主观化、本质化以及过度认同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当代文学学科建构坚实的知识基础。在这样的认识论中，无论表面上对“文学批评”持有何种判断，内里都包含着“去批评”的自觉，进而将“史料化”作为具体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一学科视野无疑深刻影响了学院批评家的“生存之道”，虽然他们的学术成果数量众多，但在“厚古薄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中被估值较低。2024年三四月之交，笔者曾向13位“85后”“90后”学院派批评家发放了调查问卷[22]，问题之一是“写作批评文章是否不划算，是否会影响学者形象的建立”，多数受邀者并未给出“不划算”的回答，而是更多探讨了撰写批评文章之于自己的正面意义。这或许代表了新生代学院批评家的主动性与可为空间。但这样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无疑还是出于学院体制与学术价值秩序的强势存在。

 

 

 

历史化浪潮正是学院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其开端往往被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史书写的重大突破。有学者指出，明确提出“历史化”概念的学者是李杨，其专著《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的“后记”中提出自我与历史的双重历史化，这标志着文学研究历史化的理论自觉。[23]另外，程光炜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重返80年代”讨论课，并于次年与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主持“重返80年代”专栏，主张将1980年代文学陌生化与知识化，研究1980年代的文学制度（文学及其周边）与政治无意识。在他们的推动下，根据学者统计，2007—2008年，“历史化”上升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24]

这一趋势延续至2014—2024年，当代文学学者构建自身的学科基础与方法论的意识非常明确，“历史化”成为学科最主要的发展趋势。[25]学者总结道：“早在2014年左右，史料研究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从国家到地方各种研究立项的热门选题。《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南方文坛》《现代中文学刊》等杂志先后刊发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相关论文。同时也有一大批当代文学史料相关著作出版，包括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出版；等等。除了整理旧有材料，还有大量当代作家、学者年谱的编写工作业已展开，有代表性的是《东吴学术》策划的‘年谱丛书’系列。”[26]类似现象在过去十年间不胜枚举，学术会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课题、出版资助、学术期刊组稿、数据库建设等均不同程度向史料研究倾斜。同时，一批不断推动历史化的学者队伍俨然形成，程光炜、吴秀明[27]、吴俊、黄发有、斯炎伟、张均、易彬、袁洪权、王秀涛等学者便是突出代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读书会所倡导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广泛影响，其“社会史”视野虽然不同于历史化路径，但同样可以视作对文学批评的偏移，力求在社会、历史与文本的三元结构中重新打开文本的复杂性。2023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新解读丛书”便是这一学术群体研究成果的集中亮相。

 

关于历史化浪潮所取得的总体学术成果，程光炜于2022年总结道：

 

 

 

近十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史料整理热，在期刊目录、作家年谱、轶事钩沉、文学制度等诸多方面，均有引人注目的新成果。以下事件值得我们注意。1.《当代文学期刊目录》（44种）的整理。2.陈忠实、路遥、高晓声等知名作家年谱的撰写与出版。3.对“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诸多材料的发现和分析。4.各省市“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先后出版。5.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举办多次不同类型的“史料研讨会”。6.作品版本、创作时间问题的考订和研究。以上种种，促进了现当代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分化，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史料建设上的基础。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形成一个新热点，既有巩固强化本学科学术竞争力的意义，也有助于弥补新时期历史整体叙事中社会学、当代史史料丰厚，而文学史料相对薄弱的短板。[28]

 

 

 

以上罗列清晰地说明了近年来当代文学历史化工作的努力方向，并显示出对“文学批评”鲜明的分离趋势。学科建设是以分化“史”与“批评”作为前提的，甚至“批评”本身也成为知识化与历史化的对象。张健领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0卷本（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材料翔实，为研究文学批评史打下了良好基础；林建法、王尧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大系形式呈现当代文学批评六十年的基本面貌；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以编年形式著录1949—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类文献资料，涉及著作、论文，会议、活动的信息，相关政策文件、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重要指示与报告，报刊、出版物中的相关资料等，以及与文学批评密切关联的各种文学史现象；陈晓明主编，孟繁华、贺绍俊等学者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于2022年出版，通过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主线，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之路；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也涉及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情况。

 

 

 

在如火如荼的历史化浪潮中，网络文学史料化建设引人关注。《网络文学经典解读》（邵燕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欧阳友权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邵燕君、薛静主编，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好文集》（邵燕君、高寒凝主编，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邵燕君、李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著作相继出版，“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断代史叙述逐渐形成。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网络文学的史料整理带来全新挑战，这不仅因为网络文学史料是海量的、开放的，更因为其史料生成与互联网媒介的依存关系。邵燕君、李强在《媒介性、原生性与学科建设性——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一文中，从网络文学史料的媒介自觉、发掘“网络文学原生评论”的价值、史料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及其反思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他们在文中质疑了主流的历史化方式：“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中，将网络文学纳入通俗文学板块，认为其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这种定位和判断是基于旧有的文学史坐标的。在这种判断之下，网络文学的鲜活性和丰富性没有得到有效地呈现。近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只能简化为几篇‘理论成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源还在于文学观念的问题。在史料整理运动中，如果仍然依附于旧有的文学史论断，面对新材料时没有对文学观念展开反思，就很有可能会让史料整理变成旧资料的补丁或重复堆积……在学科化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的史料研究能不能保持网络文学的当下性和独特性，是否能够找到独特的‘保鲜’方法？”[29]网络文学史料的研究与整理难题，意味着在数字时代，既有的文学观念、史料运用方法、文学学科边界都需要被重新思考。其实不只是网络文学研究，而是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都面对着海量、庞杂的数据，数据的筛选、统计与分析不能只靠模仿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既有方法，还需要文学观念与技术手段上的优化与更新。

 

 

 

历史化浪潮面对的更深刻的挑战，还来自对于当代文学“当代性”的伸张。“当代性”关联着文学批评不同于历史化与知识化的审美判断与介入能力。早在2002年，经常被视为历史化典范学者的洪子诚便在《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中表达了切身感受：“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30]洪子诚对历史化的认识非常辩证，认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并不存在固定的关联强度与相同的分析模式，同时也非常警惕历史对于文学的压抑。[31]孟繁华的《历史化：一个虚妄的文学史方案——当代文学史的理论想象与实践》（《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南帆的《“历史化”的构想与矛盾》（《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也都反思了历史化的内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年间“历史化”与“史料化”（或者“史学化”）两个概念的具体指向也不尽相同。前者带有更强的理论反思色彩，后者的做法则要更为实证化与技术化。郜元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便分析了当前史学化的背景、现状和局限，引发不少后续回应。比如钱文亮在《“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中指出史学化只是历史化的六种面向之一。不少坚持历史化的学者也对种种质疑作出澄清，强调历史化并非一种反文学机制，强调要融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比如，斯炎伟在《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强调历史化不只是史料化，而是让对象在流动与丰富中变得更为厚实[32]；吴秀明的《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需要正视的八个问题》也反对将历史化和批评对立，指出批评也属于历史化的范畴[33]。

 

 

 

除去针对“史料化”趋势的“拉锯战”，以“当代性”抗衡历史化浪潮的思考也同样发人深省。石磊在研读批评家李陀的论文《追寻当代性——〈雪崩何处〉第六部分的形式与内容》中总结，当代文学界对于“当代性”有两次集中关注：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借重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另一次则发生在最近的十余年间，张旭东、汪民安、陈晓明等学者对“当代性”做了本体意义上的理论思考。[34]“当代性”这一议题的集中出现，体现了反思历史化、再审当代文学学科特质的自觉。周展安在《“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中便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代的第一要义就是其未完成性。对自己的同时代的深刻沉浸，将自己的同时代作为仿佛是唯一的时代那样来凝视和体认所获得的意识，即一种‘当代性’意识。”[35]黄子平则从另外的角度提示，“当代性”可能“包含了某种‘与时俱进’的洋洋自得”，直言“躲在‘时代的大氅’之下发出指挥刀的铿锵，这不叫‘当代性’，这叫陈陈相因的傲慢和偏见”。[36]因而也要注意避免将“当代性”无限正确化与合法化，需要持续反思知识／叙事与权力的关系。

 

 

 

总体来看，从“去批评”的学科建设到“反思历史化”的理论探讨，二者的关系构成理解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重要框架，历史、审美、时代之间的张力构成当代文学研究调试自身的弹性机制。历史化浪潮为文学批评实践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同时催逼批评家反身思考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以及批评工作的有效方式。在当前的知识生产格局中，以审美判断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到底能够贡献什么，正是批评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三、“文学性”与文体探索：  学院批评的本体建构

 

 

 

回顾2014—2024年这十年间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批评界在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资源、出路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本体意义上的建构工作。本文认为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文学性”的召唤，这体现了批评界重建自身工作领域与合法性的吁求；其二，对批评文体的探索。对于语言、文体的思考说明批评界已经从表达工具的根本前提出发，重新定位自身的工作方式。对于文学批评功能、合法性与表达方式的自觉，非常能够代表这十年间批评发展的动向与诉求。

 

 

 

（一）从纯文学到文学性

 

 

 

作为学术概念的“文学性”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此许多学者在论述中都会进行概念史与理论脉络的梳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来说，还需在时代语境中理解“文学性”的实际所指。“文学性”的提法最初经常出现在报告文学、类型文学的讨论中，意在指出这些文体缺乏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性”指向文学主体性与形式自觉，以形式解放达致思想解放，具体表现为在大量理论（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的帮助下实现批评范式的革新，批评从之前的关注“写什么”，转向“怎么写”。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西方方法思维的引入、新探索和评论主体性建构三个阶段，批评的文体由“独断型”转变为新文体，具体表现在语言符号系统、概念体系、思维方式变革等方面。[37]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虽然“向内转”，却与思想解放与启蒙思潮相呼应，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才具有如此高的公共性，塑造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与共同知识。

 

 

 

许子东认为，新时期文学从1983年开始分化为三类，分别是教化型的社会文学、宣泄型的通俗文学和试验探索型的纯文学[38]，纯文学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贺桂梅则指出，“纯文学”体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在三个领域内展开，包括“诗化哲学”、转向语言的文论谱系以及重写文学史。而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历史暴露了“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开启了对纯文学的反思。[39]在对纯文学的反思中，李陀、李静的《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影响较大。此文指出文学自主性在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展现出负面影响，并引发后续热议，包括“钱理群的《重新认识纯文学》、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南帆的《不竭的挑战》、陈晓明的《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罗岗的《‘文学’：实践与反思》，还有吴晓东、薛毅的《文学的命运》，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的对话”，还有“《天涯》、《读书》、华东师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组织的讨论会”。[40]总体来说，对“纯文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思考，超越了1980年代的启蒙意识形态与审美价值论，将文学重新放回到了社会历史场域之中。

 

而最近十年间的批评实践带来了对文学进一步的认识，亦即在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式轮番上阵之后，“文学为何，文学何为”的问题重新凸显出来，文学不能被其他学科研究方式收编的异质性与人文价值再度被批评家关注。再加之视频、图像、声音等多维信息的包围挤压，以及人工智能创作对于文艺生产的冲击，“文学”重新上升为某种理想与“人性领地”般的存在。因此，出现由批判“纯文学”到呼唤“文学性”的转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比起“纯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属性，“文学性”更具专业研究意义上的合法性，并具备直指时弊的人文情怀与批判力度。

 

 

 

在呼唤“文学性”的具体实践中，文本细读是深入文学现场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文本解读，一直是各文学理论刊物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的文章汗牛充栋，其中既包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新分析和解读，也包括对近年来新出版的重要作品的关注和评论，充分体现了批评家们对当下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张旭东[41]、於可训等批评家都反复强调了文本细读的重要性。

 

 

 

在重新呼唤文学性的潮流中，王尧与张清华的观点值得重视。王尧明确指出：“从2020年9月持续到2021年的‘小说革命’讨论，从2021年1月上海《收获》‘无界对话：文学的辽阔天空’到7月《收获》与《小说评论》在西安举办‘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讨论会，以及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小说的现状与未来’文学论坛等，都指向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如何重建文学性。”[42]此前他便撰有《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4日）一文。随后他在《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中进一步将反思深入知识分子，认为在目前的专业体制与“学院经济”内部循环中，知识分子越来越缺失应对重大公共问题的思想能力与生命能量。文学性的危机，根源在于知识分子本身。[43]

 

张清华则在《当代文坛》主持“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专栏，意在探究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性所在，让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自身。此前在《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中，他便指出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弱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性。这次开设专栏继续关切此问题的缘由在于“这些年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热’。这种热度，已使得人们很少愿意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学看待，久而久之变得有些不习惯了，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以此来维持文学研究的高水准的、高产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诸要素去思考问题了”。进而，一种在当下值得被重新注视的需求便是：“在拥有了上述研究路径与资本的情况下，借此来重新考量一下文学性的诉求。换言之，有没有一种可能，通过并借助上述研究，来重新寻找一种抵达‘文学性观照’的途径呢？”[44]这一话题充分表达了对于文学批评实践过度史学化、理论化、流水线生产的反思和不满，呼吁一种抵达“文学性观照”的研究路径。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确立了“文学性”的合法地位，那么还有一批学者持续细描着“文学性”的具体面貌。比如李遇春的《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回顾了“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的生成与发展，提出要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号召批评家由“纯文学性”转向建立一种包容多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45]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文学性”并非当前文学发展的必备因素，甚至会产生反面效果。王峰的《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认为科幻文学最重要的元素是科学性、新奇感和震惊感，而非传统文学史模型中的抒情、想象、文采等文学性标准。科幻文学提升了传统文学的内在价值，并令“文学性打上科学性的烙印”[46]。同样的挑战也来自网络文学，储卉娟便认为推动网文升级迭代的动力是设定，而非传统的文学标准。[47]李杨的《底层如何说话——“文学性”镜像中的“后打工文学”》别具只眼，发现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后打工文学”以文学性为圭臬，并就“文学”对“打工”的规训、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等进行反思。[48]不同批评家所论的“文学性”的具体所指不尽相同，“文学性”既可能用来克服以往实证化、社科化研究方法的弊端，也可能对文学的多样性与民主化发展造成束缚，在前者的语境中“文学性”是先锋话语，但在后者的语境中“文学性”反倒成了保守主义、精英主义的象征。可见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是十分多样的，它更接近于具体语境下的批判性工具，用以揭示目前文学批评缺乏作品关照、方法与理论创新、人文担当等诸多问题。

 

 

 

经由以上梳理，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这十年间，批评家是怀着怎样的心态、前理解与预期展开批评实践的。在操练了各式批评方法后，重提“文学性”的概念，既表征了目前的批评困境，也指向某种理想状态，带来了自我建设与突破的可能性。

 

 

 

（二）探索批评文体

 

 

 

对批评文体的探索动力，多出于对学院生产体制的不满。施战军早在《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与生机》中便将导致批评家脱离文学现场的病因归于学院评价体制本身。[49]批评文体相当于一个靶子，背后指向学院体制的规训以及批评主体的自我规训。何平的《自我奴役的文学批评能否“文体”？》（《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唐伟的《被文学史劫持的文学批评——论学院批评的文学史意向》（《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也都持有类似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8月22—24日，《文艺争鸣》杂志社主办“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学术研讨会，集中反思文体意识的欠缺。《文艺争鸣》杂志2018年第1期组织的“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的讨论专辑值得重视，其中贺绍俊在《文体与文风》中认为目前的批评文体单一僵化，缺乏真情实感。[50]敬文东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写作“在最近二十年里被严重固化了”，“批评家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在不断趋同，批评术语在齐步走中保持了高度的同一化”。[51]在此，大多数问题都被清晰标示，尽管解决之道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关于解决批评文体弊端的方法，批评家们有三种思路：其一，寻找批评典范，比如鲁迅、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方法被反复提及；其二，提倡文学化的批评，发掘非学院派的批评文体，如诗文评、对话体、随笔体[52]；其三，强调向作家学习批评，尽力摆脱论文文体的支配[53]。三者的最终指向都是“去论文化”。笔者也曾带着此种问题意识系统研读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中的文学批评，并从历史、形式、“相关性”与“生活”这四个层面获得方法论启示。这些启示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努力摆脱过度技术化并与批评主体相互异化的境地，恢复阅读—批评这一文化表达空间的多样性、反思性与公共性，发挥其之于社会人生的精神价值。[54]

 

 

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批评家都认为论文文体是干扰批评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特选新作研究”栏目，便试图结合审美判断与理论思辨，采取“学者批评＋作者创作谈”的形式，对新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主编李敬泽说明了这一栏目的用意：“我们确实不希望在一般的评论层面上处理当下的众多作品，作为一份学术期刊，我们希望保持沉着和审慎。……我们期待具有历史纵深，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和美学视野，体现着理论雄心的思考和批评。我们相信，在新时代，宏大的历史运动、丰盛的当下经验、奔涌着的现象和文本，既构成了巨大的认识和阐释难度，又敞开了理论与批评的广阔空间，学术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力量。……（但）在学术层面上将某些当下作品对象化，使晦涩之物显影，在文本与世界的复杂联系中探索脉络和结构。这是值得做的事。”[55]这是对学院批评理想状态的召唤，以学术的方式显影文本与世界复杂关系中的脉络与结构，进而主动参与当代文学生成过程。这也说明简单地拒绝和批判学院批评及其论文文体，是浮于表面的下意识反应。换言之，文体固然会设置许多规则乃至有意无意的规训，但并不必然导致批评表达的失败。主要的着力点，应当放在批评主体的自我要求、批评资源的建构以及批评能力的不断更新这些更为具体的话题上，而不是让许多症候仅仅沦为“靶子”，导致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分析与实际探索。事实上，这十年间已有不少批评家在学院生产体制的可能空间中，做出各种尝试，力图寻找更有效的工作方式，其中的经验与困难，才是最应关注之处。

 

 

 

   四、跨越边界的尝试：  “策展”与“破圈”

 

 

 

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学院批评崛起、批评界分化、批评事件化与媒介化，已成常态。对于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说，更是呈现散点化、匿名／无名化、去中心化、景观化的趋势。即便如此，学院体制与作协体制，仍是主导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力量以及开展批评的主要舞台。这十年间的重要“戏份”，便是学院批评家虽身处学院体制内，却一直努力寻求与学院外力量的联合，以期提升学院批评的现实感与影响力。这一方面的努力起码包括邵燕君及其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所探索的“学者—粉丝”型批评、张莉及其女性文学工作室所参与的女性文学批评、杨庆祥和金理等人与学生共同推动的“同代人”批评，等等。这些批评实践都自觉利用新兴媒介，注意联合跨学科与新代际的力量，以趣缘共同体为基础汇聚“集体智慧”，分别推动了网络文学批评、女性文学批评、青年写作批评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院之外当代文学的生产过程中。而在这些值得关注的批评实践中，从本文的论题出发，何平基于对学院批评的反思而采取的相关行动，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证，其专著《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着力描绘了作为对话与行动的批评实践方式。

 

 

所谓对话与行动，跃出了学院的围墙，并将个体的、纸面的批评写作构造为跨界的话语场。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曾在对近代早期英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发现，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报刊构成的公共领域，为理性交往、辩论机制、公共舆论的培育提供了空间，咖啡馆正是滋生文学批评家的土壤。[56]在此意义上，“批评的返场”确实有种打破分隔、重返原点的意味。这在何平与金理主持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便有鲜明体现，以跨地域、跨界的方式整合文学批评力量。南京与上海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双城合作的效果堪称“1+1＞2”。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参与者具有更为多元的身份（小说家、诗人、编剧、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翻译家），带有鲜明的跨界性与对话性。工作坊迄今已举办六届，主题分别是：

 

 

 

“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2017，上海）

 

 

 

“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南京）

 

 

 

“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2019，上海）

 

 

 

“非虚构中国和中国非虚构”（2020，南京）

 

 

 

“文学和公共生活”（2021，上海）

 

 

 

“一种出版，一种思想：新兴出版和青年写作实践”（2023，南京）

 

 

 

相关讨论结集为《文学双城记：青年道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文学双城记：文学与公共生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与“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同年开始的，是何平在《花城》杂志主持的栏目“花城关注”。2016年前后，他便观察到“期刊”是一方可以有所作为的天地。这不仅因为文学期刊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更因为目前文学期刊根据文体区分内容的组织形态已经远远落后于媒体时代，于是他萌生了创新期刊的想法，并与《花城》前主编朱燕玲一拍即合，遂有了历时6年，总共36期（发表于《花城》2017年第1期至2022年第6期）的“花城关注”栏目。

 

 

 

“花城关注”栏目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诗歌、剧作以及难以归类的文本，参与的写作者包括万玛才旦、何袜皮、默音、双雪涛、笛安、班宇、王占黑、郭爽、淡豹、孙频、阿乙、张惠雯、韩松落、路内、姬赓、仁科等。涉及的话题更是五光十色：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回归、青年作家如何想象“故乡”、科幻和现实、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网络与多主语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西部文学、海外新华语文学、译与写之间的旅行者、创意写作、青年作家的早期风格、文学向其他艺术门类的扩张、民族志与小说、县城和文学、树洞、出圈、地方的幻觉、AI写作，等等。这些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以原创性的眼光挣脱了许多学界（尤其是学科）的预设与框架，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版图。该栏目的内容现已结集为《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上、下册）》（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2024年8月，该栏目的系列点评获得了第八届花城文学的评论奖。

 

 

 

何平将自己在“花城关注”的这一实践命名为“文学策展”，在《“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一文中，他指出“‘文学策展’，是在我读了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的《策展简史》所想到的”[57]，并进一步说明了自己主持“花城关注”栏目的意图与方法：

 

 

 

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为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与传统文学编辑不同，文学策展人是联络、促成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活动都有策展人，文学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这样，把“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一个公共美术馆，有一个策展人角色在其中，这和我预想的批评家介入文学生产，前移到编辑环节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栏目“主持”即批评。通过栏目的主持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作品的臧否，也凸显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和文学观。“花城关注”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继承的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58]

 

 

 

“栏目‘主持’即批评”，拓宽了传统的文学批评认知。批评家不只是文学生产“终端”的评判者，而是可以更主动地凭借专业能力去“制造”文学现场，介入生产端。在他看来，这还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的“返场”与延续。由此，他的自我定位是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目的是让文学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之所以如此强调跨界性与差异性，与何平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现状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目前的文学生产是“基于不同的媒介、文学观、读者趣味等各种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文学类型划界而治”[59]，因而无法被简单“概括”。也正因此，学院批评的“专业”与“职业”受到巨大挑战，因为批评家个人也是处于特定的圈层与立场之中，很难获得跨越文学部落之上的总体性视野，因此必须面对批评工作方式的转型。

 

 

 

在此意义上，“专业”与“职业”反倒成为某种不合时宜。从这个角度重读萨义德关于“专业”与“业余”的思辨，不能不有感于其当下针对性。萨义德在《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中首先借德布雷的研究，发现从1880—1930年，法国知识分子主要受到巴黎索邦大学的庇护，1930年之后，知识分子与新法兰西评论等新出版社的编辑组成精神共同体，直至1968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萨义德认为这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结盟进而对之形成依赖的普遍性。以此为参照，我们也可以观察这十年间批评家在学院、出版机构与大众媒体上的实践与相互关系。萨义德在这篇文章中，辛辣讽刺了所谓的“专业”：“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60]这对于我们理解学院派的诸多弊端有很多帮助，当批评写作同样作为计件产品批量生产时，或是为了换取学术资本而写作时，一种犬儒化、囿于各种“政治正确”的批评形态便会形成。萨义德指出可以用“业余性”（amateurism）进行对抗，超越利益、奖赏、行业、界限，单纯以兴趣作为驱动力。这十年间批评的跨界行动虽然称不上是以“业余”对抗“专业”，在根本上并未摆脱各种机制（学院、媒体、资本）的影响，但不妨将之理解为调整“专业化”工作方式的部分偏离与尝试，许多建设性的议题与可为空间正是在一点一滴的尝试中被撑开的。

 

 

 

与批评界各种跨界联合的努力相呼应，“破圈”也是近年来发出的响亮口号。2020年“破／出圈”成为热议话题。虽然也存在围绕“破圈”是否必要的议论，但大多数批评家的关注焦点是在适应互联网传播逻辑的前提下，如何寻找当代文学更大的传播效能与发展空间。[61]《文艺报》、《文学报》、《扬子江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等都组织了关于“破圈”的讨论。贾想的《进击吧！文学！》（《文艺报》2023年5月17日），何平、桫椤、李音的同题问答《文学“破圈”的可能与文学边界的拓展》（《文艺报》2023年9月15日）等文章都着眼于文学生态变化与文学自我革新等问题。

 

 

 

批评所寄生其中的文学生态确乎发生了惊人变化。也是在2020年，某直播间创造了5秒售出3万册麦家《人生海海》的纪录，此后“文学＋直播”的模式屡创“奇迹”。近期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在主播董宇辉的推荐下，《额尔古纳河右岸》在4个月内售出71万册，相当于小说2005年首版后17年销量的总和。2024年1月23日晚，《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做客“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获得《人民文学》2024年全年订阅8.26万套、成交金额1785万元的战绩。随后的2月28日晚，《收获》主编程永新、作家余华与苏童同样来到“与辉同行”直播间，截至次日零点，2024年《收获》全年杂志与2024年《收获长篇小说》，在4个小时内分别售出7.32万套和1.5万套，成交金额1468万元。文化类直播一方面帮助文学作品“出圈”，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压抑了专业化的文学批评筛选机制，传统的文学“把关人”逐渐边缘化，专业标准进一步让位于主播的粉丝数量与个人魅力。种种经济“奇迹”出现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业内焦虑，市场逻辑更深地嵌入文学生产内部。文学批评能够在这一流量逻辑中扮演何种角色，答案似乎不容乐观。

 

《收获》杂志一直是践行“破圈”的佼佼者。2021年，“第五届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之“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上，“无界”成为关键词，并延伸至后续活动。2023年的“无界漫游计划”，便是“由《收获》杂志等牵头启动，以音乐、戏剧、电影、动画、剪纸、摄影、现代舞等艺术形式，对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文学文本进行改编；活动在2024年元旦后以首届‘无界文学奖’颁奖的盛典形式阶段性收官，邀请学者、评论家、作家乃至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一起，面向公众深聊文学跨界转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62]。类似的跨界评奖阵容，还见于“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奖项。

 

 

 

至于“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近年来也走向晚会化。2022年的“鲁迅文学奖之夜”成功举办后，中国作协继续打造“中国文学盛典”品牌名片，于2023年成功举办“茅盾文学奖之夜”，于2024年成功举办“雪峰文论奖”之夜，并推出“文学嘉年华”式的一系列相关活动，文学构成一道道媒介景观。类似地，文学脱口秀大赛（上海作协与腾讯新闻知识官联合举办，2021；腾讯新闻、《收获》杂志社、山魈映画联合主办，2022）、文学综艺层出不穷，比如《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2022；第二季，2023；第三季，2024）、《文学馆之夜》（2023）。相关纪录片，比如《文学的故乡》（2020）、《文学的日常》（第一季，2020；第二季，2022）也都获得不俗的传播效果。

 

 

文学的跨媒介融合体现了文学从业者、批评家在时代面前自我突围的魄力与勇气，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当前文化生产场域之中。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努力适应市场规律与流量逻辑、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还需要一种真正超越性的批评声音，能够升腾到如此喧嚣热闹的话语场之上，能够在学院、资本、平台的种种体制之上，思考更为长远健康的文学发展之路。这并不意味着站在文化保守主义一边，而是指出，仍需要有一部分批评者能够对于文学发展状况作出更加总体而深入的理解。换言之，理想的文学批评应当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它既与时代贴身肉搏，又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王尧指出，“批评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专业的角色，同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批评家中是比较薄弱的。信仰和主义本身，并不决定文学批评是否具有学理价值，但如果缺少信仰和主义，我不认为批评会获得力量”[63]。学院体制为学理价值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当然前提是不被学院生产异化），而如今学院外的各种媒介与平台，事实上提供了重申文学信仰、更新联结公众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批评者能否承载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寻找更多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开辟更为鲜活、有力的文学审美版图。

 

 

 

  余论：知识新形态与学院的价值  

 

 

 

本文勾勒了2014—2024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所处的制度化语境：在学院内部主要面对“历史化”的压力与学科化、专业化的知识分工体制，而在跨越学院边界的尝试中，又需要面对互联网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新形态。正如萨义德的分析，文学批评总是要在学院体制、出版与媒体等各种力量间“合纵连横”，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十年间萌动而生的诸多尝试，虽然并非萨义德意义上的以“业余”对抗“专业”，但对学院体制之于文学批评的影响有了更自觉系统的反思，产生了部分偏离与突破。文学批评工作的特殊性，还在于它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开放的过程中展开自己，因而某种理想的状态是基于共同文学志业的“批评圈子”发挥集体智慧，然而跨越学院边界的“批评圈子”是否会再度（迅速）圈层化、政治正确化与自我道德化，依旧是需要继续关注且不断反思的。

 

 

 

互联网知识形态更倾向于反距离、反批判、反精英、提供情绪价值与生命认同感的叙述形态。越来越多的“知识网红”深谙此道，能够较快适应将知识商品化、情绪化与道义化的逻辑。在此背景下，学院批评的位置与未来亟须被重新思考。一方面，学院批评需要始终介入现场，利用更多媒介和技术手段与时代对话，与更多受众对话；另一方面，学院批评又需要继续置身于学科之内，以知识生产的标准规范自己的工作。这一格局注定了学院批评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与可能性，但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或许也由此而生。学院批评的独特价值或许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无论与何种力量联合，学院依旧有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思想空间，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有希望产生真正的超越性思考；二是学院文学教育与批评训练具备一定的“强迫性”，强迫批评者了解自身趣味之外的整体文学史图景，强迫研究者将自身判断相对客观化，而这一强迫机制有可能带来真正的综合与恰当的分寸感，这些都可以算作批评话语真正产生效力的重要保障。

 

 

 

“文学批评”是学院知识生产中独特而活跃的一种类型，为每一位文学研究者思考自身未来的工作方式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此意义上，本文在学院体制与数字时代知识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描绘了2014—2024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再定位的逻辑与过程，尝试及时总结相关经验，从前提处展开思考，而其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结合未来的实践继续探索。

 

 

 

注释

 

 

[1]杰拉尔德·格拉夫：《以文学为业：一部体制史》，童可依、蒋思婷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2]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导言”第7、9页。

 

[3]参见王炎《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读书》2020年第1期。类似讨论还可参见徐贲《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刘心武、张颐武：《知识分子：位置的再寻求——对八十年代的回首》，《艺术广角》1996年第3期。

 

[5]蒋晖：《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见韩毓海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6]张旭东：《序：文学认识“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7]参见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5页。

 

[8]参见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9]参见《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5～148页。

 

[10]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1]黄平：《在学科化与反思学科化之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二律背反》，《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2]何平：《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13]参见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导言”第4～5页。

 

[14]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王宁：《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15]谢冕：《建设性和科学精神》，《天津文学》1992年第11期。还可参见宁宗一《响应“新学院派批评”的建构》，《天津文学》1992年第11期。在此之前，温儒敏、垄耘、白烨等都已谈论过学院派批评的话题。

 

[16]贺桂梅在《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对“学院批评”有专门论述。

 

[17]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上海文化》创刊号，1993年11月。

 

[18]陈思和：《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当代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19]参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

 

[20]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21]戴锦华、王炎：《在网络时代，人文学科该如何应对研究生态的巨变？》，《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10月9日。

 

[22]参见《85后、90后“学院派”批评家问卷》，共三期，分别发表于“文学新批评”微信公众号2024年4月8日、4月10日、4月12日。

 

[23]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24]罗长青、吴旭：《学术现象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所指》，《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25]按照赵黎波的梳理，以“历史化”作为关键词的文献最早出现于2007年的一篇综述文章，内容是对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的总结。2008年程光炜发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此后“历史化”渐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参见赵黎波《“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的关键词》，《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至于对历史化、史料化转向的动力分析，可参见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26]邵燕君、李强：《媒介性、原生性与学科建设性——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7]除去程光炜，吴秀明也有多篇文章从学科角度讨论史料化建设的基础位置，他的论述很有代表性，比如《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8]《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0日。其中热点7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运用”，本文所引内容为程光炜对这一热点的点评。

 

[29]邵燕君、李强：《媒介性、原生性与学科建设性——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30]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31]参见李静《作为方法的“阅读史”：洪子诚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美学与生活》，《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32]斯炎伟：《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辨析》，《福建论坛》2022年第6期。

 

[33]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需要正视的八个问题》，《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34]石磊：《追寻当代性——〈雪崩何处〉第六部分的形式与内容》，《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35]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36]黄子平、李浴洋：《“反思”是为了能够提供一张新的“认知地图”——黄子平教授访谈录》，《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

 

[37]刘再复：《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38]许子东：《新时期的三种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39]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0]洪子诚、黄子平、吴晓东等：《再谈“文学性”：立场与方式——〈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三人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2期。

 

[41]张旭东还将批评方法引入鲁迅研究，参见其专著《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42]王尧：《文学批评与“文学性”的重建》，《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43]王尧：《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文艺争鸣》2023年第10期。

 

[44]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45]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46]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

 

[47]参见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48]李杨：《底层如何说话——“文学性”镜像中的“后打工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49]施战军：《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与生机》，《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0期。

 

[50]贺绍俊：《文体与文风》，《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51]敬文东：《文学批评漫议》，《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52]参见王侃《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叶立文《体兼说部、杂文学与重建文学性——论中国当代作家的话体批评》（《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姚晓雷《“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等等。

 

[53]何平：《自我奴役的文学批评能否“文体”？》，《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54]参见李静《作为方法的“阅读史”：洪子诚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美学与生活》，《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55]李敬泽：《编者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2期。

 

[56]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57]何平：《“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光明日报》2018年9月4日。

 

[58]何平：《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行动者的写作》，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50～51页。

 

[59]何平：《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批评的返场》，第1页。

 

[60]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2页。

 

[61]参见罗昕《打破“圈地自萌”，文学内部对话的可能与限度在哪里？》，澎湃新闻，2020年1月8日；唐诗人《创作“下沉”，批评“出圈”》，《文学报》2020年1月23日；徐刚《出圈——从文学“出圈”说到“学院派批评”》，《文艺报》2020年12月21日。

 

[62]李壮：《“生命的风暴将裹挟我们”》，《文艺报》2024年2月6日。

 

[63]王尧：《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