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讨论性别在萧红的作品《商市街》中扮演何种角色。通过梳理海内外相关研究可见,以性别意识为中心的讨论方式的形成包含了特定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语境,这种方式在展现性别讨论强度的同时,作家生活经历中的多重强度也变得只能由性别来表述。本文尝试将性别视角重新纳入萧红在国际左翼运动的文学活动中予以考察,《商市街》是探讨这一问题的有益个案。在《商市街》中,萧红以女性主体意识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化斗争故事进行重述,以回归日常生活的姿态重申国际主义理想,既体现出对关内国族主义氛围的反拨,也塑造了东北作家在上海与革命之间新的关系形态。
一、引言：两个萧红
本文讨论性别在萧红的作品《商市街》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看上去是一个旧话题。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萧红重新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一关注的思想背景是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在东亚研究领域所引发的范式革新,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接受是与之相平行的历史过程。虽然二者脉络不尽相同,但对性别意识的关注事实上逐渐成为萧红研究的主流话题并延续至今。某种意义上,说萧红是被女性主义重新打捞出来的作者,并不为过。
提到海外的萧红研究,为今日研究者所熟知的莫过于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对《生死场》的研究。这篇作品有多个中英文版本,在正式收录进英文版《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95)前后,它还出现在《分散的霸权:后现代性和跨国女性主义实践》(1995)与《身体、主体与权力在中国》(1994)两部英文论文集中,两部论文集的标题恰好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院派的问题意识与学术风尚。身体、女性主体性与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宰制(无论是在行动还是在话语层面)组成了刘禾这篇研究《生死场》的论文的关键词。论文中最有名的阐释莫过于对金枝被强暴这一细节的批判性阅读:在《八月的乡村》中,“强奸行为被象征化……李七嫂的悲剧只在激发中国人抗战的热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去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相比之下,《生死场》中的金枝,她遭到中国男人强奸的细节则巧妙颠覆了萧军对女性身体的盗用”[1](PP199-200)。这凝练地呈现出刘禾的论点。
这一研究背后的理论资源与问题意识并不为刘禾所独享,而是一代人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也是海外中国研究领域重写妇女史的时期,今日蔚为大观的晚清妇女文学与历史研究也渊源于此。不满于此前强调革命/现代化将妇女从封建社会中“拯救”出来的论述,研究者将多元主体在晚清变革中的历史作用纳入思考——他们并不只是富强话语或革命话语的响应与遵从者,而是在天地玄黄的改革变局当中,有其诉求、声音与意义世界。这种突破王朝(国家)范式、反思“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取向是海外中国研究领域范式转型的缩影。在这一范式转换的总体氛围中,对于近代妇女史的研究自然看重“女性、国家、现代三种话语之间彼此纠缠的关系”,强调“国家建设与妇女政治主体培养作为不同的议程之间的错位与分歧”[2](PP13-14)。这或许是为什么在刘禾的论文里,性别问题是以与国家建设问题相错位的方式(如果不是对立)被讨论的。因为无论是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国家都是此前从封建社会中“拯救”妇女的核心力量。
不约而同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渐趋蓬勃的萧红研究也是以妇女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方式被系统提出的。与海外汉学的反思现代性范式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正在推广“现代化进程”研究。孟悦、戴锦华合作撰写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梳理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专著,在讨论萧红时特别强调“女性的历史洞察力”,认为“女性经验成为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想象的方式”[3](P192)。“洞视”一词所强调的批判性意涵与“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作为批判客体,分享了同时期“启蒙鲁迅”的诠释逻辑,这与人文知识界的整体气候是相符的。不过,这种洞察也同时被置于写作层面探讨,这意味着《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更在意的是在既有文学研究场域中擘划出一个讨论性别议题的空间,性别议题可以附着在现代化议题上被言说,也可以附着在写法层面被讨论,《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因之呈现出某种超越范式的开放性。
此时中国大陆舆论场上的妇女议题,既包含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又混杂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记忆与身体感觉,这种讨论并未形成一致性的“范式”,而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达成了共识。具体到对萧红的研究方面,研究者虽然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深度和角度各异,但都希望形成一个差异于经典左翼文学范式下对萧红的理解——后者将萧红视为“东北作家群”这一左翼文学“边缘”群体的“边缘”,萧红身上的异质性也正是促成其边缘位置的理由。事实上,这一思路早在萧红逝世后,左翼文学界评价《呼兰河传》时就已呈现。以茅盾对其的“寂寞”评价为代表,20世纪40年代文学界在建构“萧红传统”的同时,也将《呼兰河传》推向了抗战文学的远端——一部不无“遗憾”的收官之作。“寂寞”像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它既容纳了对萧红“逃离”抗战生活的批评,又保存了萧红此前斗争者形象的完满,同时发掘了萧红对沦陷乡土的追怀,认可了萧红成熟的写作技艺。茅盾的“寂寞论”几如定谶,似乎容纳了此前大大小小的“追怀”文章——《呼兰河传》是一部充满新意的文章,然而不可取;“萧红传统”是一个让人遗憾的传统,虽然不无启迪。
以上对研究史的梳理,并不意在挑战前辈学人的具体论述,而是希望揭示既有研究中以性别意识为中心的讨论方式背后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语境。挖掘萧红及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或援引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其作品,事实上并不始自20世纪90年代。但以性别议题为中心整合或组织对萧红的讨论,却肇端于此时。弗兰·马丁(Fran Martin)在讨论邱妙津个案时曾特别强调性别理论及其衍生术语的引入带来性别讨论方式的变化。就小说创作而言,邱妙津的作品本是由多重强度驱动的,伴随着性别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成为一种特定的语言,某种同质化的讨论方式被不断强化。这并不是否认围绕性别的讨论所展现出的强度,而是其生活经验中的多重强度开始变得只能用特定的形态来诠释与呈现。将这段话的主语替换为萧红也是适恰的。笔者在这里希望提出的是,我们今天问题意识的变化能否支撑起一个撼动既有框架来理解萧红的方法?如何能够在兼容性别维度的基础上构建理解萧红生命经验的更为宽阔的理论框架?
笔者曾以“跨域流动”为关键词,试图将《生死场》置于“哈尔滨(伪满洲国)—上海”这一国际左翼运动下两个既断裂又连续的亚空间中进行讨论,强调《生死场》的写作是前后两部分呈现出一定张力关系的、具有总体性的文本[4](PP86-94)。读者既应意识到萧红作品在选材方面与伪满洲国初期文坛新文学同人的相似性,也应该意识到萧红在书写小说后半部分不熟悉的内容时,借鉴了与其他东北青年作家相似的苏俄文学模式。《生死场》“总体性”的真正来源是斗争经验、理论资源与情感态度的一致性。笔者曾以《北中国》为个案,抽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化”转向、“统一战线”与政党政治、全面抗战与“东北立场”三条线索,解读萧红20世纪40年代作品中的政治表达及其症候所在[5](PP33-41)。对“皖南事变”这类即时事件的回应,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生死场》中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应,这条为今日研究视野忽略的隐线,或许可以作为重新理解萧红的意义锚点。
作为这一研究的“三部曲”之一,本文希望在既有认识框架的基础上,借助对《商市街》这一文本的解读,思考性别在萧红书写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否认前辈研究者对于萧红性别意识挖掘的合理性,不过区别于此前研究者“情节—性别意识”的直接联结,本文希望重申文本的中介性,强调应充分重视“写”的维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将《商市街》看作一部简单的随笔合集,而应视作一部精心结撰、有结构有整体性的文本。这部作品起笔在二人离开朋友家在外漂泊,中间写二人费尽力气在商市街二十五号站稳脚跟,直到结尾变卖家具重新漂泊,围绕着小家的建立与拆毁,《商市街》显然形成了一个情节意义上的闭环。我们要在“表达”的意义上,对这部作品的整体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商市街》其实是萧红对于自己哈尔滨经验的回忆与清理,不少经历曾被萧红写成作品,发表在伪满洲国的报刊上。两相对比,萧红刚脱离伪满洲国文坛的文化斗争不久,却在作品中清晰呈现出差异于前者的讲述口吻、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姿态、一种清晰的性别意识。突破了创作瓶颈的萧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叙述?或者说,为什么只能这样叙述?
《商市街》的写作时间刚好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当口。萧红在抵达上海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新的写作环境,曾向鲁迅致信表达自己无法写作的“焦躁的心情”。在以青岛经历为原型写出《小六》后,萧红回归了熟悉的东北题材,《商市街》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商市街》展现出了萧红与上海文坛之间的碰撞,区别于《生死场》后半部分对他人文学模式的借用,萧红在《商市街》里开始尝试探索并形成自己的语言。
本文将《商市街》视为一篇以性别视角反写哈尔滨革命经验的文本,萧红在《商市街》里有意建立起疏离姿态,形成了将“革命生活”缝合进“日常生活”表象的叙事语法,性别在文本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话语装置,凝结了萧红看待革命的复杂心绪。而这种心态之所以能够文本化,得益于二萧(萧军与萧红)跨域流动来到上海以后由关内文坛所提供的时空阈限与反思空间。
二、作为主人公的“日常生活”
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6](P7)
小包袱在手上挂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南去。[7](P186)
引文第一段中的“朋友”是指裴馨园(老裴)。作为《国际协报》副刊的编辑,裴馨园给二萧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是他们进入伪满洲国哈尔滨文坛的关键人物。二萧因与裴馨园妻子黄淑英发生口角搬出,是为被逐事件的原委。但二萧与裴馨园并没有因此断了联系,仍在裴馨园编辑的副刊上发表文章,萧军当“家庭文学、武术教授”的广告也是裴馨园帮忙发在《哈尔滨公报》上的[8](PP63-74)。引文第二段是写二萧离开商市街二十五号准备前往关内的场景,但二人其实是先“南去”到金剑啸处,与罗烽、白朗等朋友欢饮达旦,两天后才离开哈埠的。带着上述细节重读作品起笔的“逐出”与结尾的“南去”,读者会意识到:《商市街》以“家”的得而复失为中心这种具有整体感的文本面貌,很大程度上是萧红精心剪裁的结果。
作为一位善于书写自身记忆的作者,萧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撰写了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回忆性叙事文本(见表1)。然而,《后花园》中磨倌的命运迥异于《呼兰河传》中的冯歪嘴子,《呼兰河传》中的呼兰县城也不同于《小城三月》里的“城”,这些互有重叠且不无龃龉的作品向我们清晰地呈现出回忆所具有的“虚构性”。
表1 萧红作品写作时间与题材所涉时间的对比图片
吴晓东在探讨20世纪40年代第一人称回溯性叙事时曾引入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理论,点出回溯性叙事的根柢在“现在的蕴含”,是“两个时空、两个世界、两种生存的遭遇与参照,两个世界在互相诠释”[9](PP195-196)。换言之,重要的是讲述记忆的年代而不是记忆讲述的年代,是萧红展开回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构造了回溯性叙事的具体面貌。因此,虽然萧军认为这部作品“仅仅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10](P187),但恰恰是在如何理解“生活”的意义上《商市街》展现出相当的独特性。
承上所言,《商市街》起笔在“逐出”,收束于“南去”,置于作品中心的正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被努力建成、生计渐趋稳定又迫于形势亲自拆毁的全过程。当时即有读者在作品中感受到了这种“新的,但是清苦的;爱着的,但是切实的;孤伶的,但是有朝气的生活”[11](PP74-75),这个每天为生计发愁、苦苦经营维系的日常生活,在作者心目中有着相当独特的位置。作品开篇“砍了门才搬进来的床”在结尾不忘要交代一下去向,一只卖五块钱的小锅上也承载了“共患难”的情感,作品虽然特别写到“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其实反证出主人公对大门内日常生活的眷恋。
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可以被视为《商市街》真正的主人公。这部作品前半部分讲“饥饿”,后半部分讲“恐惧”,前者是作者努力争取日常生活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后者是作者极力挽留日常生活时的最大障碍,饥饿与恐惧两种生理感觉构成了这部作品真正的情节。与之相适应,作品还形成了一种铺陈物象的诗学表现:
木格上的盐罐装着满满的白盐,盐罐旁边摆着一包大海米,酱油瓶,醋瓶,香油瓶,还有一罐炸好的肉酱。墙角有米袋,面袋,柈子房满堆着木料……这一些并不感到满足,用肉酱拌面吃倒不如去年米饭拌着盐吃舒服。[12](P158)
虽然都是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并置在一起却构造出“琳琅满目”的效果:这间屋子终于从一个“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13](P59),开始变得像“家”了。铺陈物象背后的喜悦感是溢于言表的,但整部作品的情节走向也就在这段话后发生转圜——作者努力摆脱“饥饿”来赢得“家”,却因“恐惧”的如影随形并不更加“满足”,日常生活的丧失与作者的无力感受由此构成后文的写作重心。
《商市街》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与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留恋放置于文学舞台的中央,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区别于主流想象的沦陷初期伪满洲国哈尔滨文坛的景观。今日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星星剧团”“牵牛房”等有关二萧等人在哈尔滨从事文化斗争的掌故,在萧红的笔下显得非常琐屑。“还不到三天,(星星)剧团就完结了”[14](P88),牵牛房里的青年男女过的是一种狂欢达旦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吃也没有个吃的样子”,屋子里跳舞的当口,日本宪兵的小电驴子就“从马路秃秃的跑过”,很有乱世男女不解安危、“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15](P94)。《几个欢快的日子》一章中提到同人们关于“做人”的争论:
每个人都会规定怎样做人。有的人他要说出两种不同做人的标准。起首是坐着说,后来站起来说,有的也要跳起来说。
郎华正在高叫着:不剥削人,不被人剥削的就是人。[16](P106)
“做人”的话题诚然令人尊重,郎华的话也清晰地呈现出他的左翼立场,可作者却有意将这场争论放置在一个“跳起来”和“高叫着”的语境当中,同人所争论的内容与他们的姿态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反讽。而当写到磐石来的革命军朋友时,作者有意强调他是“生人”。虽然自己“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听得兴致勃勃以致煎煳了饼,却一定要强调自己“呆站在门边”的位置[17](P166)。似乎这场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化抵抗只是一场马马虎虎的游戏,萧红对此则表现出相当的疏离。
《商市街》所涉时段刚好重叠着萧红在伪满洲国文坛开启的写作生涯,创作是这一时期二萧最主要的“行动”,可《商市街》却始终对二人的创作经历未着一字。萧军早年作品《杀鱼》中不无浪漫地描绘了二人努力填饱肚子然后抓紧时间创作的波西米亚式生活:
莹妮,我们又可以十天不打算这可厌的问题——吃——饭。在这十天里,至少我还能写出几个短篇来,你的第X册的俄文也可以……[18](P25)
一旦生计有了着落,就要潜心写小说、读俄文,即便只能维持十天,萧军在这里勾画了一幅热忱于文化工作的斗士形象。而萧红在《商市街》里似乎有意对这种文化斗争的方式做出颠覆。《广告员的梦想》与萧红早年创作《广告副手》选材相同,虽然二者都源于二萧作为金剑啸的副手参与绘制电影院大幅广告牌的经历,但其指向有着明显的差别。小说《广告副手》呈现出明确的阶级立场,虽然画广告是一种手工作业的创造性劳动,《广告副手》却有意将之描绘成一种机械劳作。小说不断重复“这真是工厂啊”的论断,且将主人公芹描述为“画广告的女工”,又着意描绘主人公绘画时的身体感觉:
芹追紧这个反复的声音,望着那个青年正在涂抹的一片红色,她的骨肉被割的在切痛,这片红色捉人心魂的在闪着振撼的光。
“努力抹着自己的血吧!”
她说的话别人没有听见,这却不是被机器切断的,只是她没说出口来。[19](PP159-176)
由画板上的红色联想到血色,进而通感成为一种骨肉被切割的身体感受,主人公绘制广告过程中所受到的“剥削”被形象化,也得以抽象成为某种共同指称,以揭示都市中存在的种种压迫。
《广告副手》努力在身边事件中发掘剥削的痕迹,这是伪满洲国初期文坛的常见写法,折射出当时青年作家阶级观念的朴素性。与之相比,《广告员的梦想》则把叙事重心放到了理想与阶级冲突,以及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上。郎华一方面认为帮电影院画广告牌会助长商业文化传播,侵蚀大众心灵,另一方面又因生计的问题而动心于40元的薪水,实际上比“我”还要热心。这种“可笑的内心的矛盾”也影响了二人的关系——郎华将求职波折所带来的焦虑尽数发泄给“我”,担心求职不成时责怪“我”拖延,求职未成时又怪“我”当初主张去,服从了自私的本性。两相对比之下,此前文化斗争的崇高理念竟也显得有些可笑单薄了:
“我们就是不能够推动历史,也不能站在相反的方面努力败坏历史!”他讲得使我也感动了。并且声音不自知的越讲越大,他已经开始更细的分析自己……[20](P79)
从后文看,作者并没有否认这种逻辑的真诚性,但随后补上的越来越大声的自我剖析这一细节,却将前文崇高的文化斗争理念变成了被“反讽”的存在。反讽既源于行为前后不一——高声批判与积极应征,也源于性别差异——正确的男性与“世故”的女性。这种“一到家就生出来”的、随时而变的“学说”,和《夏夜》中与交了女友便不再批判都市摩登女子“吃‘血’的嘴”的专栏文章相距几希[21](P132),这正切中了此前持朴素阶级观念批判都市的青年作家身上的软肋。当然,这里的“反讽”也包括写作《广告副手》的萧红自己,是文化理想与现实生计的冲突,将自己一等人摆在了“可笑”的位置上。
三、革命生活与日常生活
《广告员的梦想》在叙事方式上的调整,似乎呈现了萧红对此前哈尔滨文化斗争的疏离态度。有研究者据此认为萧红是“退步”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萧红“回归本心”之举。事实上,《广告员的梦想》清楚地揭示出萧红自己的生存窘境,但并未否认郎华对广告的批判逻辑,也即是说,萧红在《商市街》中虽然呈现出某种疏离态度,在立场上却与同伴保持了统一。《小偷车夫和老头》与萧军早年创作《这是常有的事》选自相同的素材,二者在根本认识上具有一致性。“春意挂上了树梢”一章里,作者在中央大街上快乐的人群以外听到了墙根转角处无助的哀哭,在满江幸福的船以外看到了岸上的罪恶,这种对人世间不平等的发现,沿袭了早年的认识结构。而当时的读者也在书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苦人儿,和这可怜的痛苦的社会环境,和亡省奴的真实境遇”[9]。这都说明《商市街》在“日常生活”以外,其实始终存在“革命生活”的面向。不过对日常生活的争取与留恋占据了作品的中心,革命生活被缝在日常生活叙事的衬里,二者一表一里,构成了两条平行的叙事脉络。
本文认为,理解《商市街》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日常生活与革命生活之间的关系。与《商市街》塑造的旁观者形象不同,在萧军的回忆中,萧红在星星剧团的创办过程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一印象也为罗烽的宣言印证,在罗烽所列的六人主创名单中,萧红赫然在列[22]。作为一个戏剧团体,星星剧团表面上以推进北满文艺事业为任,但我们从萧军所作的团歌歌词中就能意识到:这种对于牺牲之必然的觉悟绝不只面向文艺,沦陷区进步文艺团体承担了团结进步青年、将其引入左翼运动网络从事革命斗争的任务。事实上,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大量的外围组织都是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金剑啸在齐齐哈尔成立的剧社与口琴社就发挥了类似的功能[23](P12)。金剑啸后来被捕时,参与口琴社的一干人等都被逮捕[24](P72),参与剧社的人也受到调查,可见星星剧团中人之所以被逮捕,并不只是文化压迫之故。
萧红在《商市街》中塑造的“旁观者”形象与他人描述和自己早年创作中的“革命者”形象看似冲突,事实上共同构成了北满革命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就好像上文曾提及萧军在《杀鱼》里对二人文化斗争姿态的描绘,其实遮蔽了报刊稿费也构成了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这一“真实”。萧军在其他文章里专门提到,为了缴纳误用灯泡的罚金要再写“一万二千字的稿子”[25](P40);给萧红抓的药六角钱一剂,需要“六百字的文章”[26](P33)。稿子字数成了“硬通货”,凸显出写作的日常生活面向。《商市街》看似围绕日常生活的建立与瓦解这一主线来结构全篇,但试若多问一句,作者是在什么契机下、在谁的帮助下摆脱了“饥饿”,又是因为何种行动而无法免于“恐惧”呢?被紧紧压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其实正是革命生活。这并不是说《商市街》里的日常生活表象都严密对应着革命立场,而是说革命经历本就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二者缠绕交织。
作为外围社团成员,萧红等人并不一定清楚自己协助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事业。历史的混沌之处正在于:避免暴露是中共党员的组织纪律,外围组织的功能正是以文化斗争的名义,发展组织对象,协助政治活动。清楚有利于组织的壮大,不清楚有利于活动的隐蔽。作为非党员的二萧未必清楚自己参与了外围组织,外围组织的活动也不完全在服从党的指令下展开。很多时候,维护外围组织的存在本身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协助的效果。
比如萧军始终认为自己“代表着剧团”,在北满文艺斗争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功能,这意味着他可能并不了解星星剧团建立背后带着中共满洲省委的意志。党员朋友金剑啸在萧军的回忆中牙齿不整齐、“脸色惨惨地白着”,携带着文人“艺术至上”的酸腐气质,不如自己有领导力。金剑啸可能确实如他描绘的一样,是一个有缺点、会恐惧、没有魅力的普通人,他组织外围社团确实可能存有爱艺术的私心,星星剧团的建立也明显带有同人性质。但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利用人际关系,在客观上落实了组织意志,星星剧团的建立本就是多重目的、多重因素辐辏的结果。在萧军心目中,星星剧团无疑是一个振兴北满戏剧事业的团体,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自己帮忙保管、直到离哈前两天才还给金剑啸的“一块用纸包着的写油印的钢版和铁笔,还有一卷腊纸”[27],其实是用于制作机关报《满洲红旗》的工具[23](P14)。剧团协助金剑啸完成了隐蔽工作。
历史并不像带有“历史目的论”倾向的革命史追忆那般清晰,我们无法确定请萧军藏钢版到底是金剑啸有意为之,还是一次单纯的朋友间的求助,就像我们无法确定金剑啸组织星星剧团到底更多是为了文艺还是为了革命,是更多出于公心还是私意,而剧团成立到底是更多依赖同人的心愿,还是金剑啸所属的组织安排。以上种种都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因为革命活动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掩护下才最终完成的。同样,参与排演辛克莱《居住二楼的人》和白薇《姨娘》的二萧一定相当清楚剧团的左翼倾向,但二萧参与其中到底是为了文艺还是为了政治,是为了生计还是为了理想,到底清楚周围人的党员身份还是完全不曾知晓个中款曲,都难于索隐,以上种种同样可能都是历史的“真实”。
个人并不因其立场而是因其实践与历史发生具体的连带关系,实践则超越个体的意志而以组织的形态发生,这样,个人对于实践的感知往往是个性化的,随着时势的推移,感知也形成不同的侧重,表达为具有差异性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旁观者形象为真,萧红的革命者形象也为真,所谓“形象”,归根结底是一种描绘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叙述方式,重要的并不是争执何者为真,而是要考虑这一认知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得出的,萧红自我认知的变化过程能够折射出怎样的历史信息。在这个意义上,1934年的介入与1936年的疏离,不一定非此即彼,而是服务于不同时空下的自我表达。
四、跨域流动的文本与作为话语装置的“性别”
应当如何理解在《商市街》中凸显的性别意识?性别意识无疑在塑造故事主人公的“疏离”姿态中扮演了相当的重要角色。如果仅仅将《商市街》理解为一篇具有个人面向的散文文本,我们或许会将这种疏离姿态与萧红个人的感情经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次对二人感情的对象化的梳理,疏离背后包含了她在1935年对二人感情的徘徊与困惑。但承上所言,《商市街》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则爱情故事,作品中的“郎华”诚然以萧军为原型,性别视角在文本中却具有功能性。某种意义上,正是以一种“间离”于郎华的方式,《商市街》中独树一帜的女性视角才得以建立,由此构成这部作品疏离姿态的主要支撑,并结构性地参与了作品的意义建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这一性别视角在文本中的功能及其具体指涉。区别于此前研究将性别叙事与革命经验对立看待的倾向,本文特别将萧红《商市街》的写作放置在同时期旅沪东北青年作家群体的参照中加以讨论。一旦纳入这一语境,我们会意识到:《商市街》其实最为集约化地暴露出同时代东北青年作家群体“跨域流动”到上海后的某种精神症候,既呈现了上海文坛对东北作家的塑造,又反过来折射出东北作家与革命运动之间新的关系形态。性别在这部文本中构成了一种能够整合上述层面的独特话语装置,使作者既能够以自省的方式重述此前哈尔滨时期文化斗争的经验,也能够以一种对位于“渺小的人物”的方式,塑造出东北作家群体在全新语境中的自我定位与期许。
1934年,萧军在《跋涉》《书后》中写道:“偶尔跑到这哈尔滨,又偶尔的印了这个小的集子,将来我们也许再偶尔印些什么,也许一偶尔就离开这里。”[19](P221)在这里,“一偶尔”所展现出的轻易与萧红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留恋”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日常生活,对萧红来说似乎是需要克服的存在,但对萧军来说,则仿佛是革命道路的某种常态。这当然折射出二人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真实——所谓行动能力,是与性别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商市街》中的“我”就是一个无行动力的形象,由于没有外套,“我”只能枯坐在屋内看着旅馆窗外飘落的雪花,“等着她的郎华”,“夜间他睡觉醒也不醒转来”[13](P59),便感到非常孤独。逃离旧家看上去带来了解放,“去追求职业”的“他”却带来了新条件下的压迫感。萧军小说《杀鱼》中就着意刻画了一个贤内助妻子的形象——“让我来,你甚么也不要管,你尽去为你的稿子”[18](P26),这里的“稿子”既是生计和职业,又代表了斗争与志业,同样“写稿”的妻子无形中被放置在一个依附性的、维持日常生活的位置。
读者正是在意识到萧红的默默付出后,得以轻易洞穿“一偶尔”的话语本质。作为萧军塑造自身斗争者形象的某种话语,维持这种“一偶尔”的轻易事实上严重依赖家庭成员的配合。而反过来看,我们之所以意识到二人关系的不对等,其实也是得益于萧红留下的“叙述”。换言之,萧红的叙述包含了同样的“话语性”。萧红在《商市街》中对日常生活的强调诚然有其事实依据,但经由文本建构,就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意涵。“女性—日常生活”的联结由此构成一种独特的性别参照,不局限在性别议题内部,也让读者对此前“男性—文化斗争”的局限性形成了更为深入的体会。
萧军在《绿叶的故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
……共同所有的一颗利己的心吗?吃人和杀人的心吗?还是偷和掠夺的心?不负责任的心吗?她不提防我又说出这些无味的渺茫的闲话来,愣愣地看着我的鼻子。你常是这样小题大做……发一些感慨和议论……自己不觉得无聊么?[28](P35)
“无味的渺茫的闲话”意味着萧红否定了萧军从“苍蝇之微”直抵“宇宙之大”的空疏议论,这刚好是伪满洲国文坛主导的写作方式。萧红《生死场》的创作正有对同辈人僵化书写的反拨意图,而到了《商市街》里,这种反思变得更为明确。这意味着小说中的性别叙事作为某种叙事装置,其实是这种反思意识的完美载体。比如,萧红在回忆牵牛房时就非常注重对于隔阂的描述:“不管怎样玩怎样闹,总是各人有各人的立场。”“立场”一词相当微妙,牵牛房中的人虽然在一起玩乐,但有人吃松子是为了消遣,有人则是为了饱腹,这里存在着阶级差异,有贫有富,有亲有疏,这种波西米亚式生活看上去有反抗的精神,有左翼理论的共感,却带着极强的消费性,在根本上各有各的“立场”。从性别出发,《商市街》实际上提供了对于文化斗争内部差异和局限性的省察。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的叙述本就带着深刻的自我反思意味。萧红自己也收到了朋友的十元钞票度过难关,也曾创作《广告副手》这样的作品,归根结底,这种组织形态的形成源于沦陷区现实环境,自己也是参与者。相似的反思也出现在来到上海的其他东北青年作家身上。这一自我质疑诞生的现实背景是关外义勇军活动在日军集中清剿下慢慢走向低潮,周遭的朋友不断被逮捕,而自己做了“逃兵”,“逃兵”心态在二萧等人的文字中都有体现。萧军在《未完成的构图》开头历数自己逃到关内所听闻的朋友现状[27];萧红在写给纪念金剑啸的短诗中说:“朋友们慌忙的相继而出走,/只把你一个人献给了我们的敌手”[29](P64);金人更直接写道:“当我们又听到一个好朋友在不久前又被魔鬼攫去,直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存亡时,我们却又同时在这里为这个已死的朋友出这本东西了,也许是我们太消闲了吧?”[30](P76)这种抛弃同志的愧疚之情相当普遍,形塑了他们对此前伪满经历的情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萧红在《商市街》中形塑出的反思意识,并不指向以萧军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的革命道路,而是指向自己也曾参与其中的伪满洲国文化斗争经验。《商市街》中“女性—日常生活”的绑定,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策略,意在呈现对此前文化斗争经历的反省,而并不意味着对革命记忆的背叛与抛弃。
将同时期旅沪东北青年作家群体的经验纳入进来作为参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商市街》的理解。1937年,团聚在上海的哈尔滨左翼文人出版了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同时配上同人的追悼文字。金剑啸的长诗写得相当隐晦,同人的追悼文字同样隐晦。他们都相当默契地避开了金剑啸的中共党员身份,而将金剑啸塑造为一个在东北为日军杀害的普通人。舒群在纪念文章里写道:“我以最大的敬意哀悼他以及与他同命运的东北人,中国人!”这说明正是借助于抗日话语,来自东北的文化抵抗故事才得以被讲述。相比于舒群的表述方式,萧红《一粒土泥》有意强调“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一定要记起”[29](P64),这里“全世界”和舒群长诗《在故乡》中的“我不怕仇敌,/我不怕世上的一切暴力!/我要唱出——人类的不平!/我要写出——世界的不公正!”[31]完全一致,都源于他们早年在哈尔滨文坛所形成的朴素的左翼国际主义情感,更典型的是萧军早先完成的悼文《未完成的构图》的结尾:
他是朝鲜人。但是他却一次没向我说过,我也从没问过他,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必要的[27]。
萧军因为金剑啸的姓氏错会了他的民族身份,金剑啸其实是旗人。但这里真正重要的是“朝鲜人”这一符号在哈尔滨左翼文人心目中的独特位置,这代表了中朝人民共同的抗争,传达的是国际主义情怀。《未完成的构图》有意矮化了金剑啸的形象,这既源于萧军的性格,也受制于他在哈尔滨左翼运动所处的位置,但也莫不是以一种类似反讽的形态压低了弥散在全篇的对同志的追怀,只在结尾稍稍点破,将友情升华为同志间的深厚情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萧红与同时期东北青年作家群体之间的共性而非差异。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东北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的国际主义情感。被日军处死的金剑啸当然是抗日英雄,但他们却有意将金剑啸“还原”为一个渺小的普通人,这似乎呈现出东北青年作家对于关内蓬勃民族主义情绪的某种警醒。一方面,伴随着当局对抗日话语的管制日益宽松,关内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让关内读者更关心东北作家创作中的抗日内涵;另一方面,虽然二萧在踏上关内土地后高呼“啊!祖国!/我们梦一般的这样叫了!”[32]但他们所期许的自由并没有真的到来。上海依然实施相当严厉的言论查禁政策,这让萧军感到“原是‘到处一样’……一样是生活在辗轧和恐怖里;一样是血腥,一样是无耻,一样是荒淫,凌乱,可恶和贪污……一样是满洲……”[33]这说明上海文坛与东北作家之间形成的是“耦合”关系:一方面,关内文坛对抗日话语的需求带来了对东北作家的热捧;另一方面,他们此前在东北的文化斗争经验也存在被民族主义话语单纯化的风险。简单套用民族主义来理解金剑啸及其所代表的共同的奋斗经验,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回看东北青年作家的表述,我们会意识到,无论是萧红的“一粒土泥”还是萧军有意平凡化的描述,事实上形成了某种共有的曲折声音。金人的悼文最为清晰地曝露出背后的逻辑:“大家也只要想到他也是个渺小的人物,但却被伟大时代吞没了,作了我们的先驱者!/那么我们除了踏着他的血迹仍旧继续斗争下去。”[30]与新中国成立后对金剑啸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相比,1937年的金剑啸是“渺小的人物”的代表。这里的重点同样不在于孰真孰假,而在于1937年的金剑啸形象症候性地呈现了流亡到上海的东北作家表述“革命”与自我的方式。在脱离哈尔滨左翼网络、失去组织之后,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态坚定意志、从事文化斗争是东北青年作家所可能拥有的斗争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渺小的人物”是一种自况,呈现出东北作家一种与革命相联结的新方式,这是“跨域流动”的结果。《商市街》里那个“呆站在门边”的萧红[17](P166),也仍然是“渺小的人物”中的一员。
在这个意义上,《商市街》的叙述既折射出上海文坛对东北作家的塑造,也表现出东北作家与革命之间新的关系形态。萧军在《读后记》中有意提到:“有我们自己一些什么在里面……也许读者会从里面寻出点别的,这又是我们愿望以外的事了。”[10](P187)这说明在萧军看来,《商市街》绝不只是一则私事的追忆,而是叙述出了过往经历中的某种精神内涵(“我们自己一些什么”),却又似乎是难以言明的。《商市街》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东北青年作家某种共有情绪的代表。读者秋隼曾在《商市街》中读到“痛苦的社会环境,和亡省奴的真实境遇”,折射出的是上海文坛与东北作家文学表达之间共有的张力[11]。
萧红在《商市街》中表现出的“疏离”从根本上讲是“跨域流动”的产物,既是哈尔滨文化斗争顿挫的直接结果,也源于1935年抵达上海文坛后建立的全新坐标与感知。这种“跨域流动”也为萧红的性别意识提供了言说的纵深。倘若萧红等人仍在哈尔滨,他们自然有理由延续此前的文化斗争方式并认可自己的行为逻辑,而“跨域流动”意味着离开此前所置身的斗争网络投身到全新的文化环境。他们虽然在特定的时机下顺利地融入另一左翼文化网络,但如何与上海的政治文化活动发生关系并获得意义,则需要重新缔结与塑造。也正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全新的左翼文化语境里,哈尔滨左翼文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组。从《生死场》中散落各处的对于女性身体与情感的关注,到《商市街》中以性别为中心完成对于文本的整合,萧红的性别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后来成为萧红写作的重要面向。而经过《商市街》写作的萧红,也开始赋予“日常生活”以别样的重视,并始终反感于空洞抒情的“抗战文学”,她在20世纪40年代以怀念鹿地亘、史沫特莱等友人的方式曲折呈现其国际主义情感,也曾在1937年的《两种情感》中,“不合时宜”地表达自己对于战争初期澎湃爱国热情的警惕[34]。她自觉疏离于这股民族主义潮流,反思民族主义话语被挪用的危险,并开始固执地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朴素的国际主义连带。萧红的变与不变具有代表性,东北作家的文学表达与道路选择是“跨域流动”的产物,并伴随时势的演化于20世纪40年代呈现出文学东北多元而多歧的景观。
五、余论
本文借助对《商市街》的细读,试图重新回答性别在萧红文本当中的功能这一旧问题。这一方面是目前的《商市街》研究带来的。在既有对萧红作品及其性别意识的讨论中,1936年出版的《商市街》被拿出来作为重点文本。作为一部由38个短章联结而成的、关于“一对爱人约有二十个周月的生活记录”[6],小说《生死场》里那种为研究者深深认同的对女性身体与感知的细腻把握,在《商市街》中进一步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部书以其细腻的情感打动着读者,被人看作萧红风格形成的标识。作品里丰沛的细节,往往未经考证便被引为传记素材。至于《商市街》中对革命与社会变革的反讽,更令研究者发现了萧红对现实政治的冷感与逃逸,很容易就此建立起一个写作同政治间的对位关系。《商市街》由此更多被视为一部自传性质的个人写作,它敏感、真诚、富有“萧红风格”,相比之下,《生死场》的后半部只能算是“应制之作”,只有到了《商市街》,萧红才又有了机会找回了“本心”。但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部作品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性别视角确实在《商市街》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本文所选择的提问方式是,它具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商市街》的实质便是要思考作为一种话语装置的《商市街》缘何形成?呈现萧红怎样的思考?又与更大的语境之间形成了何种互动关系?
本文的回答是,《商市街》以“日常生活”为主人公,以革命故事为对话对象,既包含有对此前“男性—文化斗争”局限性的反思,又携带着个人的反思向度,凝结了萧红看待革命的复杂心绪。这种心绪既包含有女性特质,又代表了同时期东北青年作家群体共通的精神症候。萧红在《商市街》中,既以自省的方式重述此前哈尔滨时期文化斗争的经验,又以一种对位于“渺小的人物”的方式,塑造出东北作家群体在全新语境中的自我定位与期许。而以上种种都被整合进了以性别为中心的话语装置中。今日我们重新打开这一装置,离析层次,也就是重新思考上述话题的起点。
或许这种探讨并不只有文学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萧红所使用的这种关联女性与日常生活的修辞,对今日舆论场及文学界而言也有延续性。女性主义者构造这种关联的用意,自然不是希望将女性封锁在日常/家庭生活内部,而是表达某种区别于既定观点的异见,继而唤起另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唤起一种差异性的理想与出路。重读萧红的意义也便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修辞逻辑的可能与限制。一旦理解了20世纪30年代萧红创造这种修辞的语境、动因与结果,意识到其坐落的更广大的政治氛围及社会语境,我们或许会对萧红其人其文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