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母职，即“女性承担人类繁衍的命运所带来的母亲身份的担当与认同”[2]，它既包括女性的妊娠、生育、抚育活动，也包括女性的母性意识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关怀伦理等等，在人类繁衍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历来具有深厚的“尊母”传统，不仅在古代社会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母职密不可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同样滥觞于晚清知识分子关于“母教”[3]、“国民之母”[4]的倡导。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冰心，更以对母爱的赞颂蜚声文坛，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民革命的发生以及中国民族、阶级矛盾的日渐升级，革命逐步“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5] 。革命对个体、阶级与民族国家解放的允诺，召唤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革命洪流。然而，疾风骤雨的暴力革命，必然与属于日常生活的女性母职构成尖锐矛盾。在此背景下，为了革命放弃母职，成为大多数革命女性的无奈选择。1926年参加革命的曾志，在二、三十年代的几次婚姻中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却一个都没有留下。晚年的曾志忏悔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可怜三个儿子，为了革命事业，或是卖人或是送人，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6]红军长征期间，怀孕的女红军战士生下孩子之后，只能忍痛送给沿途居民[7]。类似的经历，在中国现代革命女性身上屡见不鲜。文变染乎世情，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从本质上说正是这一社会问题的缩影[8]。

“文本的生成与叙述行为直接相关，它是被再现、重述甚至于扭曲、改写的真相。”[9]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并不止于记录现实，更因不同作家主体的介入而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形态与价值取向。对此，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现代女作家的“拒绝母职”书写及其背后的“去女性化”革命逻辑[10]；或者从“弃儿创伤”的角度，指出现代女性解放在放逐“贤妻良母主义”之后所陷入的思想误区[11]；抑或是通过考察左翼女作家创作中关于革命女性堕胎、弃婴、失孩的书写，挖掘“母子关系”所蕴含的政治隐喻[12]。作为左翼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弃婴叙事”并未得到整体性考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发掘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作品，并以典型的个案为中心，结合社会史料深入钩沉“弃婴叙事”的生成逻辑、表现形态与历史嬗变过程，借此对革命与女性解放的关系进行一番微观而深入的探究。

一、牺牲母职与早期革命女英雄形象建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左翼文学运动逆势而起。“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3]的时代转换中，革命女性逐渐取代五四新女性（主要是女学生）成为继五四文学之后新的文学形态——左翼文学中的“时代新人”。然而，早期左翼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革命女性形象，大多是处在革命边缘、带有浓厚“浪漫蒂克”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例如茅盾《蚀》三部曲中性感美艳、魔性十足的 “时代女性”，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中转变的“小资女性”等等。她们往往在革命与情爱之间自由游走，以其强悍洒脱的个性将身边的男性映衬得分外拘泥委顿。然而，这种“超能量”的获得，实际是建立在回避女性生育问题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早期左翼作家在表现革命女性性别困境方面的局限性。

实际上，早期左翼文学中有不少直面革命女性母职困境的作品，尽管艺术成就有限，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例如华汉的小说《女囚》（1928）、卢森堡的诗歌《遗嘱》（1929）、龚冰庐的小说《有什么话好对人家说》(1930)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在极端的空间环境（多为国民党监狱）中，表现身怀有孕的革命女性被捕之后的悲惨遭遇。她们往往在阴森的牢狱中完成痛不欲生的生产过程，然而还来不及抚慰初生的婴儿就将迎来敌人的屠刀，抚养孩子长大成为了永远无法企及的幻梦，体现出革命与母职的尖锐博弈。

在“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牺牲母职”的逻辑上，革命女性的弃婴问题得到了左翼作家的关注与呈现。魏金枝的《奶妈》（1930）是早期左翼文学中极为重要的“弃婴叙事”作品。小说借助某下等客栈的“老住户”——鹏飞先生的有限视角，展现了“奶妈”（实为隐蔽的女共产党员）牺牲母职、献身革命的一生。“奶妈”在鹏飞先生家庭条件尚可时，受雇哺育他刚刚出生的儿子。尽管“奶妈”奶水充足，对孩子亦呵护备至，但她神秘的行踪、屡屡请假的行为仍令鹏飞夫妇心生疑窦。几年后，当“奶妈”与其丈夫接连遭到国民党逮捕，谜底才终于揭开。原来，“奶妈”夫妇都是共产党员，两人曾生养过一个可爱的婴孩，却因致力于革命事业而不得不将其送到育婴堂，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在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死刑之后，奶妈请求再看一看鹏飞先生的孩子，并对鹏飞先生坦陈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小说显然是将“奶妈”作为一个牺牲自我、拯救劳苦大众的革命女英雄进行塑造的。“奶妈”与周围人的关系设置，也明显继承了鲁迅《药》等作品中的“个人——庸众”对立模式。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客栈住户们过着艰难而麻木的生活。从他们“中国是再也没有办法了，除非卖给外国人”[14]的日常谈话来看，他们对革命完全不理解，也谈不上任何民族国家意识，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革命者与底层“看客”之间深深的隔膜。相比于《药》，由于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奶妈》更近一步呈现了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的女性所面临的“性别麻烦”。例如“奶妈”仅仅因为与不同男人（实为革命同志）一起上街，就被左邻右舍一口咬定是一个下流女人；为了革命，“奶妈”不得不忍受极端的失子之痛。然而，正如鲁迅在夏瑜的坟头添加了象征希望的“红白的花”一样，在小说结尾处，魏金枝同样通过鹏飞先生的幼子给了小说相对光明的结局。当鹏飞先生向邻居们转述奶妈就义之前的陈词时，这些长期处于压迫之下、几近麻木的底层民众终于感到了一丝难以言状的精神触动：“他们从悲苦中来凝视鹏飞先生所抱着的孩子，想在他身上看出一些奇异的东西来。”[15]革命者的牺牲，终究还是在民众的心中激起了死水微澜。

在革命女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奶妈》体现出了极为独特的一面。早期左翼文学中并不缺少关于女英雄的想象，华汉《马林英》[16]、洪灵菲《路上》[17]等小说同样塑造了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女军人、女英雄形象。然而，从性别视角来看，这些女英雄均体现出明显的“去女性化”特征。华汉在《马林英》中多次赞赏马林英的男性作风；洪灵菲《路上》在表现女兵艰苦精神的同时，还设置了一个身体柔弱、喜欢涂脂抹粉的女兵“楚兰”作为反面教材；冯铿在《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后改名《红的日记》）中更通过女红军之口直接宣称：“我简直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个女人！”[18]

相比之下，《奶妈》等作品则直面革命女性生育、弃婴、失孩问题，并深刻呈现了“奶妈”作为女性的丰富情感。例如“奶妈”之所以选择奶妈作为公开职业，并不仅仅是为了隐蔽的便利起见，更是由于她失去孩子之后无法压抑的母性意识。对于鹏飞先生的儿子，她把他当成自己失去的孩子一样倾注了所有的爱。在走上刑场之前由于太过不舍，“奶妈”忍不住抱着鹏飞先生的儿子悲伤哭泣；奶妈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但她的性格又非常细腻感伤，以至于既想拯救被压迫的民众又时刻感到绝望……这一切使得小说塑造的革命女英雄形象具有了强烈的母性光辉，体现出作者对女性独特生命体验与情感特质的正面肯定，在普遍“拟男化”的现代女英雄形象谱系中显得极为可贵。由此看来，在现代革命中“女性气质”并非完全贬义，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与复杂性的概念。

二、生育苦难与革命伦理的性别反思

193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女性作家的介入，左翼文学中的“弃婴叙事”呈现出从“英雄叙事”到“苦难/反思叙事”的转变。相比于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由于其特有的性别体验，对革命女性的“失子之痛”更能感同身受，同时谢冰莹、白朗等本身也有着类似的创伤性体验。[19]因此，女性作家关于弃婴题材的创作，不仅数量更为丰富，也极大超越了控诉政治压迫的视角，转向对女性生育苦难以及革命伦理内部性别秩序的观照与反思。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沉樱《枝珂》（1930）、谢冰莹《抛弃》（1932）、萧红《弃儿》（1933）、杨刚《肉刑》（1935）、白朗《西行散记》（1940）、莫耶《丽萍的烦恼》（1942）等等。

女性作家“弃婴叙事”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她们从女性经验出发，真实呈现了动荡环境中革命女性妊娠、分娩的极端痛苦，由此对弃婴行为的逻辑出发点——“革命正义”构成了潜在的质疑。谢冰莹的小说《抛弃》中，一对在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上海的革命爱侣，由于双双失业不得不困居于狭小的出租屋，忍受着极端的贫困与饥饿。更严重的是，妻子珊珊即将生产，由于没有钱住院，宫缩严重到疼得满地打滚哀嚎。在此，谢冰莹详细呈现了女性临产时惨痛异常的场景。例如：“因了震动的关系，肚中的小动物更跳跃起来，好像一只老虎要咬破肚皮跑出来一般，她又在地板上爬着去寻找菜刀和小剪刀，她想只要随便找着一件，就可割断喉管，让鲜血流出，倒地便死……”[20]珊珊好不容易被“塞”进医院后分娩时的情景更是血流遍地、触目惊心。经过这样九死一生的生产过程，珊珊终于迎来的女儿的降生。可是，丈夫若星却以“创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解放我们无数万万的劳苦同胞”[21]为由，坚决将孩子送走（名为送进育婴堂，实则是扔在了黑夜中的马路上）。谢冰莹在小说中并没有正面苛责若星的词句，但她对女性生育苦难的书写，恰恰构成了对若星最有力的批判，他所赖以辩护的“解放宏论”也成为一种逃避责任的遁词。

如果进一步追问，革命女性在抛弃孩子之后，真的能够像男性所期望的那样、如同卸下包袱一般更加专注地投入革命事业吗？女作家沉樱[22]的小说《枝珂》提供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小说的女主人公枝珂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自幼家道中落、寄人篱下的经历养成了她坚强独立的性格。成年之后，枝珂拒绝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孤身进入上海一所革命学校学习，并在大革命的“熔炉”中锻造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可是，在与革命同志C君结合之后，作为女性的枝珂仍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怀孕、生育的难题。当作为中学好友的“我”来医院探望刚刚生产的枝珂时，只看到病床上虚弱的枝珂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C君踪影全无。面对可爱的婴儿，枝珂竟全无做母亲的喜悦。原来，C君早已给孩子找好了人家，一星期后孩子就要被抱走了。作为母亲，枝珂真的能接受这一切吗？“她起先还是在勉强笑着，但到来终于眼里充满着泪了。她赶快把枕边的一块手巾拿起盖在脸上……”[23]这是一幅多么惨绝人寰的画面！更重要的是，骨肉分离的创伤，并不能被宏大的革命理想所疗愈。随着孩子的离去，枝珂的生命亦日渐凋零，对孩子的苦苦思念日渐侵蚀了她羸弱的身体。讽刺的是，她写给孩子的诗文，尽管字字泣血，却得不到革命同志的理解，甚至被批评为“有闲阶级的文学家”。直到几年后被国民党杀害，枝珂一直处于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当中。

造成枝珂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自是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当局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白区的党组织屡遭破坏，革命者自身的生存权利尚且没有保障，再去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沉樱的女性立场，又使她敏锐地意识到，造成枝珂悲剧的还有其丈夫C君以及无视女性性别困境的革命同志。与《抛弃》中的若星一样，C君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亦不肯放弃对妻子的“性要求”，并且没有丝毫的避妊意识。在枝珂怀孕生产之后，C君又以忙于革命、无力抚养为由把孩子残忍送人，丝毫不曾考虑妻子枝珂的感受，体现出独断专行的男性霸权对女性及新生儿生命权利的漠视与规训。与之类似的，还有萧红的“自叙传”小说《弃儿》，女主人公芹生下孩子六天就把孩子送人，其弃婴之举看似由母亲主动做出，实际上仍是男性话语权力的重复，即“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24]的阶级革命逻辑。

如果说国共内战时期革命女性的弃婴之举，主要归因于白区凶险的政治环境，可是在革命已经取得政权的、相对安定的“革命圣地”——延安，革命女性怀孕后选择堕胎或者弃养、送养的事情仍旧不绝如缕。[25]在早期解放区文学中，来自上海的左翼女作家对此亦有丰富的表现。福建籍女作家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中，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女性丽萍，因无法忍受艰苦的军旅生活以及自身爱慕虚荣的性格，放弃恋爱嫁给了老干部X长。尽管丽萍婚后的生活相当优渥，不仅伙食上享受“小灶”待遇，生活还有“小鬼”伺候，可是在怀孕之后，挺着大肚子的她仍需要面临周遭轻视的目光，时刻担心被扣上“结婚了不工作”或者“新式寄生虫”的帽子，以至于在生产之后不顾丈夫的反对坚决要把孩子送给老乡。[26]陈学昭于1938年访问延安时同样敏锐地发现：“至于生育的天职，不但男子瞧不起这件事情，就是女子自己，也谁都认为是最倒霉的，因为理由很充足：怕妨碍学习，妨碍工作。”[27]显然，在革命文化中革命与母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构成了一种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并内化为众多革命者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对此，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不仅仅针对女性，更针对男性发出了“重视女子的母权”[28]的呼声。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更呼吁“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将女性因履行母职所造成的“落后”、“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29] 。究其实质，也就是呼吁延安重视女性的母职权利，为解决女性的生育、抚幼问题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从上海文坛的谢冰莹、沉樱，到延安的莫耶、丁玲等，左翼女作家正是以革命女性的“弃婴问题”为支点，深刻揭示了“革命政权内部由无形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构成的压抑性因素的存在”[30]。她们对女性母权的普遍强调，实际上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女性关怀”的问题，进而追求一种重视差异前提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女性主义立场。

三、母性意识与革命女性的主体建构

“弃婴叙事”在1940年代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创作中亦有鲜明体现，并展现出了新的思想内涵。茅盾1941年转移香港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腐蚀》，正是这样一部未被充分阐释的经典。《腐蚀》自从问世之后，长期被定位为一部暴露“国民党特务的内幕及其罪行”[31]的小说，新时期以来虽然有学者从“知识女性”[32]、“时代女性”[33]以及“个人主义者”[34]等角度重新归类赵惠明的形象，但研究者普遍对小说中赵惠明怀孕生子继而抛弃新生儿的情节缺乏重视。如果将《腐蚀》纳入左翼文学“弃婴叙事”的文学脉络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腐蚀》实际上是一部讲述革命女性在抗战中艰难成长的小说。在女主人公赵惠明的人物塑造上，茅盾不仅充分借鉴了1930年代“弃婴叙事”的文学资源，更重新建构了母性意识与革命女性主体的关系。

《腐蚀》全文由茅盾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发现的一本赵惠明日记构成。如果撇开“女特务”的传奇标签完整勾勒赵惠明的人生，不难发现，赵惠明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女性，一个在抗战背景下走出家庭、追求理想的“娜拉”。赵惠明早年思想左倾，是学生中间的活跃分子，她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包括华北事变后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抗日情愿活动等，这必然导致赵惠明与在国民党内政部任职的父亲之间的尖锐矛盾。现代教育的启蒙，也使得赵惠明愈发不能忍受父亲与姨太太对母亲的联合欺压。母亲抑郁而逝之后，赵惠明与父亲彻底决裂，愤而出走。其后，赵惠明与革命青年小昭相恋，并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独立谋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赵惠明还曾参加战地服务团，献身于抗战救亡事业。可见，赵惠明的身上同时具备了五四知识女性与左翼革命女性的双重身份，在当时不可谓不先进。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5]。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始终潜伏着波诡云谲的政治阴谋，以至于“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 [36]。抱着单纯革命理想而缺乏政党政治观念的赵惠明，被打着抗战建国招牌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欺骗。更致命的是，由于一时“失足”，她怀了国民党政工人员希强的孩子，以至于深陷特务组织无法自拔，成为了革命者眼中一个“没有灵魂的狗一样的女人”[37]。显然，甫一出场，赵惠明就已经是一个濒临毁灭边缘的女性。

以此为背景，在《腐蚀》开篇赵惠明对自己惨痛的“弃婴经历”的回忆就显得别有深意。一年前，怀孕数月的赵惠明被其男友希强所抛弃，临走时希强还卷走了她仅剩不多的钱款和首饰。赵惠明本人的“大女人”性格使她根本不屑揭穿，也没有寻求任何外援，而是果断做出了放弃母职的决定。可是，当两个月后的赵惠明经历过分娩的痛楚，从看护妇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时，强烈的母性仍使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她紧紧抱着孩子，唯恐失去。经历过三个星期的思想挣扎，赵惠明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母性情感。在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之后，她强忍着内心的剧痛独自离开了医院。临走之前，她除了用前男友小昭的名字给孩子起名为“小昭”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此后，那个从自己身体里分离出来的小生命，现在流落到何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赵惠明都已无从得知了。

艾莉森·贾格指出：“分娩的潜在价值不仅在于创造了生命，还在于导致了具有女性特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38]。从这个角度来说，《腐蚀》开篇的“弃婴情节”，既是赵惠明深陷魔窟无法自拔的明证（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无法抚养）,更是赵惠明灵魂觉醒、走上自新之路的起点。五四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爱伦凯曾指出：“自我的牺牲和自我的实现，都调和于母性爱之中。总而言之，母性的本质，就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协调……”[39]茅盾早年深受爱伦凯的影响，并尤其推崇爱伦凯的“母性论”[40]。在《腐蚀》中赵惠明更多次剖析自己性格中的母性因素：“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个母亲似的母亲！”[41]由此可知，强烈的母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赵惠明后来救人与自救的行动。

从后文来看，赵惠明抛弃的孩子——“小小昭”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以赵惠明回忆的方式出现了三次，并与赵惠明的两次救人之举构成了紧密对应。“小小昭”被抛弃后的第一次出现，是在赵惠明营救被捕入狱的小昭期间。小昭是赵惠明的第一个恋人，也是一个正直有为的革命青年。然而，对于赵惠明而言，小昭并不是一个足够高大伟岸的革命者，更不是像《青春之歌》中卢嘉川、江华之于林道静那样的革命引路人。相反，赵惠明眼中的小昭是相当柔弱的。这不仅体现在两人重逢时的身份层面——犯人与看守，更体现在两人的情爱层面。赵惠明在爱情中始终处于强势的位置，她对小昭的怜爱远远大于性爱。小昭一直称呼赵惠明为“明姐”、“姐姐”。在赵惠明营救小昭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更充满了“母亲”与“孩子”的譬喻。例如：“我像哄孩子似得百般顺着他的脾气，他呢，像个倔强的孩子，爱理不理。”[42]“（小昭）就像一个不讲理的孩子，缠住了她的母亲，撒痴撒娇，硬要取下天上的明月。”[43]在国民党“宁可枉杀三千，决不使一人漏网”[44]的雷霆之势下，赵惠明种种营救计划均告失败，两人的感情却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迅速复炽。当赵惠明终于亲吻小昭嘴唇的一刹那间，“奇怪得很，一年前留在XX医院的那个‘小昭’的面影忽然在我脑膜上隐约略过。”[45]“小小昭”此时的出现充满了象征意味。此时赵惠明对小昭的感情，也正如一年前对待“小小昭”那样，“紧紧抱住他，唯恐失去”。当小昭最终被国民党残忍杀害，赵惠明在象征意义上再次体验了被掠夺母性权利的痛楚，由此她必然萌发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强烈反抗。

“小小昭”的第二、三次则是赵惠明营救N的时候。N是在小昭牺牲后，遭贬的赵惠明在某大学区遇到的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组织的女大学生。与昔日的赵惠明一样，N不仅遭受着严重的思想毒害，更因青春貌美而时刻面临男性特务的窥淫目光与性骚扰。赵惠明不忍N走上自己的老路，她决定拯救N。与小昭相似，在与N的相处过程中，赵惠明同样开始不断想起自己的孩子。当N为了救赵惠明打伤“老雄猫”身临险境时，赵惠明果断谋划布局，让已经无家可归的N回自己的甘肃老家。尽管N并不清楚赵惠明的情感经历，但从赵惠明充满母性的气质中她敏锐地察觉到赵惠明已经做了母亲。由此，两人产生了这样的对话：

（N）：“我在想，你有些地方太像一个男人，可是有些地方又比女人还要女性些……”

（赵惠明）：“又来胡扯了。哪有什么比女人更女性的？比女人更其女性些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N）：“那就是双料的女人！那就是做了母亲的女人！”[46]

N的一语中的让赵惠明大惊失色，被抛弃在医院的“小小昭”的面影再次浮现在她的眼前。素来不甘示弱、争强好胜的赵惠明再也无法隐藏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流下了辛酸而痛快的热泪。这不仅体现了赵惠明对没有体会过母爱的儿子深深的忏悔，也预示了她灵魂的净化与救赎。根据主体间性的理论，主体生成于主体之间，也即 “意义来源于两个主体的接触”[47]。赵惠明努力拯救小昭和女大学生N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救出自己、重新建构自我主体性的过程。从最后的结局指向来看，赵惠决定在送走N之后，紧随其后踏上回家之路。然而，按照赵惠明本人不甘现状的性格与强大的主体意识，家庭必定只是一个中转站。革命者K和萍早已向赵惠明伸出了双手，正如他们写给她的信：“她一定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招引。”[48]假如日后时机成熟，在抗战的烽火中赵惠明必定会重新走上革命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蚀》实际上重新组合了“女性”、“母性”与“革命”三者的关系，正面肯定了母性之于革命女性主体建构的重要意义。在男性主导的暴力革命中，女性往往需要“祛除女质”方能获得革命的“入场券”，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上的母性长期被作为“革命”的对象遭到放逐，这不仅导致了“弃婴问题”的多次出现，也引导着女性反对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生理天性作对。这实际上体现了现代女性解放所遭遇的巨大误区——遮蔽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及生命体验之后重新陷入了男权无意识。看似极为政治正确的“男女平等”，却因对女性独特性别体验的忽视，而暴露出一种更为隐蔽的不平等实质。因此，在追求两性平等的进程中，我们应该站在尊重女性性别差异的角度对母性进行重新定位，肯定母性之于女性解放不可替代的意义。诚如研究者指出：“女性生命过程中特有的‘母性’经验，及涵泳其中的关怀与爱，无疑是人类道德发展过程中，在正义、理性、功利的标准之外，另一种必须纳入的标准。”[49]

四、结语

“弃婴叙事”是现代左翼文学中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它既记录了革命年代屡屡发生的弃婴悲剧，又极为典型地凝聚了左翼知识分子对母职、母性意识及女性解放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从早期左翼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到1930年代以来的“苦难/反思叙事”，左翼作家在直面革命女性的性别困境、呈现革命者的崇高牺牲精神的同时，也进一步反思了革命伦理内部母职缺位的问题，并从尊重女性性别差异的角度发出了重视女性母权、实现女性关怀的呼声，体现了左翼知识分子对激进革命文化的难能可贵的纠偏意识。分析这一文学现象，不仅有利于历史性把握现代革命与女性解放的关系，也为今天的妇女解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19ZDA276】的阶段性成果。

[2] 张凌江：《拒绝母职——中国现代女作家革命书写主题探微》，《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第27页。

[3]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

[4] 金天翮：《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6]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7] 亲历长征的廖承志曾以绘画的形式反映这一革命悲剧，其画作参见卢学志主编：《廖承志的一生》，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8] 本文在狭义上使用左翼文学的概念，即1930年代前后由革命作家及革命“同路人”作家创作的、以对抗国民党文化围剿及配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核心诉求的文学实践，既包括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包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左翼作家继续延续左翼经验的创作，时限大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2年延安“讲话”。

[9] 李振：《延安<解放日报>中的性别与文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9页。

[10] 参见张凌江：《拒绝母职——中国现代女作家革命书写主题探微》，《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11] 参见杨联芬：《“娜拉”走后：弃儿创伤与解放的误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2] 参见姜云飞：《“母子”关系的文学想象与政治隐喻——以杨刚和丁玲为例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

[13]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9期，第1页。

[14] 金枝：《奶妈》，《萌芽》1930年第1期，第81页。

[15] 金枝：《奶妈》，《萌芽》1930年第1期，第101页。

[16] 参见华汉：《马林英》，《流沙》1928年第1-4期。

[17] 参见洪灵菲：《路上》，《太阳月刊》1928年第6期。

[18] 冯铿：《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现代文学》1930年第1卷第4期，第94页。

[19] 1920年代末，退役后的谢冰莹与符号结婚，其后在北平女师大求学并生下女儿符冰。由于经济拮据、丈夫被捕入狱等原因，谢冰莹不得不将女儿交给湖北的婆婆抚养。此后符冰由父亲与祖母抚养长大，一生与母亲见面寥寥无几，感情亦十分淡漠。（参见阎纯德、李瑞腾编选：《女兵谢冰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白朗十七岁时与其表兄罗烽结婚，婚后十年间怀孕七次，其中一个孩子流产、四个孩子过早夭折。（参见金玉良：《落英无声——回忆我的双亲罗烽白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20] 谢冰莹：《抛弃》，《谢冰莹文集》（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1] 谢冰莹：《抛弃》，《谢冰莹文集》（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22] 沉樱没有参加左翼文学组织，但其1930年代创作的《枝珂》、《老李》、《在监狱里》等革命、社会题材作品均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可称为革命的“同路人”作家。关于沉樱创作中左翼特色的论述可参见李之凡：《凸显沉樱左翼色彩的四篇小说佚作》，《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4期。

[23] 沉樱：《枝珂》，《现代文学》1930年第1期，第154页。

[24] 萧红：《弃儿》，《萧红作品精编·小说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5] 更丰富的例证可参见李振：《延安<解放日报>中的性别与文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6] 参见莫耶：《丽萍的烦恼》，《生活的波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28]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29] 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30]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第123页。

[31] 茅盾：《由衷的感谢》，《茅盾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32] 参见陈开鸣：《一部独特的知识分子妇女主题作品——并及茅盾对<腐蚀>女主人公的情感倾向》，《琼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33] 梁竞男：《从防空洞走出的“时代女性”——论茅盾小说<腐蚀>中的赵惠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4] 参见阎浩岗：《个人主义者的悲剧——重读茅盾的<腐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5]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36] 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下），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37]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38] 【美】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引自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3页。

[39] 【瑞典】爱伦凯：《母性复兴论》，黄石译，民智书局1927年版，第75页。

[40]参见雁冰：《爱伦凯的母性论》，《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7期。

[41]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42]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43]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44]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45]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46]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

[47] 【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2页。

[48] 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页，第239-240页。

[49]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