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公元661—721年）的《史通》自来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文心雕龙》总结了上古迄萧齐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史通》则总结了上古迄唐初史籍撰述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文心雕龙》中有《史传》一篇，概括地叙述了古代史籍的起源和发展。篇中所论，也涉及到了史学的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史通》成书，显然是受到了《文心雕龙》，特别是其中《史传》篇的启发。

《史通》按照先秦、汉、晋撰写子书的传统习惯，分为内外篇。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存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书，多数是主题明确的论文，少数则是一些杂记。它们并非一时之作，而是一篇篇地写成之后，才加以统一编排，区分内外的，如《四库提要》所说：“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它所论及的，几乎关涉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的百科全书，也不算过分。一方面，书中每篇都有明确的范围和精辟的论点，而另一方面，内外篇之间，每篇与每篇之间，又有互相关联和补充（有时也有矛盾）的地方。

不止于此，刘知几写《史通》，当然是要阐明史学，同时，他也象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这一简要自我评价，事实上也就告诉了后代的读者：《史通》固然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其中却包涵了、体现了作者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看法。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刘知几对于史学，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哲学和文学等多方面的精辟见解。

我们今天要读《史通》，当然首先要从史学角度着眼。个人认为，要学习这部书，似可将书中篇目按其内容略加区类，分别先后，依次阅读。

首先可以读《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我国史籍，起源上古。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史事，《尚书》及甲骨文都可证明。《史官建置》一篇，叙述了史官建置的重要性和上古迄唐代的沿革废置；《古今正史》一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编年、纪传两体正史的修撰情况。将两篇合观，就是一部雏型的史学史。先读这两篇，便掌握了古代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大致情况。

其次，可读《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它们都是说明史籍体例的。刘知几按照古代史籍的结构、断限等特点，将它们分成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同时又按其体例大分为编年、纪传二体，总称为正史；而将正史以外的，各类史籍，共十种，即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都归入杂史。这三篇告诉了我们古代史籍体例及目录分类的情况，为我们进一步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关于史部书籍的评介，提供了方便。

再次，可续阅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这八篇都是讨论纪传体史籍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刘知几虽然认为纪传、编年都是正史，但一因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历史的全貌，二因纪传体自《史记》以下，历代都有成书，未尝中断，所以后来正史之名便为纪传体所专有了。人们所常常称道的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便都是指纪传体的正史。《史通》这八篇，告诉了我们唐以前纪传体史籍各个部分的情状，并探讨了它们的义例得失，使读者对纪传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再次，《断限》、《编次》、《直书》、《曲笔》、《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采撰》等篇则是通论史籍的编纂原则及方法的。

再次，则有讨论史籍文字技巧的各篇，如《叙事》、《浮词》、《模拟》、《言语》、《点烦》等。

以上二十余篇，可以算是《史通》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把它们通读以后，再看其它各篇，也就容易了。

概括地说，《史通》为我国唐以前的史学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发扬了古代史官力求“直书”善恶，使史籍成为符合客观事实的“实录”的优良传统，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为了使得史籍成为“直笔”所书的“实录”，他对史籍的编纂和写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则和具体建议，指明了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具的个人修养，即才、学、识三长，而昔人对古代、对圣人的盲目崇拜，他也给予了严正的批判，从而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好坏两方面的样板，使人知所适从。这些都是从史学角度学习《史通》以后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教益。

从哲学角度看，刘知几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唯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对于从古以来就混杂在文献中的神奇传说与先秦诸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从事的捏造，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在这方面的意见，《疑古》、《惑今》两篇很有代表性。借助谨严的论证与锐利的笔锋，达到了“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目的。

他不但对传统史实与思想加以检查、怀疑和批判，对六经之书、孔丘之言都无例外，而且对史籍中广泛记载的五行灾异、祥瑞符命、神鬼迷信都加以驳斥。古代的神学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故意将一些自然现象（天）和社会现象（人）联系在一起，从而臆造出天人交感的学说。刘知几在《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中，对那些广泛存在于史籍中的乌烟瘴气，逐一扫荡。

除上举各篇能代表刘知几在历史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外，这种思想还贯穿全书，反复出现，如《采撰》一篇，是讨论如何收集史料的，就明白指出，凡是属于寓言、图谶、传说、神话，都不应作为史料，编入史籍。

当然，刘知几的反传统思想和无神论还有某些不彻底之处，因而其所论述，也往往自相矛盾，但对当时思想界来说，已经闪耀出异样的光辉。

《史通》对于文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知几对如何写史，立有若干专篇详加讨论，其所获得的结论，大都与文学理论相同或相通。

例如：他在《载文》、《自叙》等篇中，提出了与后代学者“文须有益于天下”相似的主张，推崇那些忠实地反映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文章，而认为“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的作品是“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这在今天也还是文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

在《鉴识》、《核才》等篇中，他反对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盘踞文坛的华靡文风，认为当代所撰史籍，每有“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弊病。在《模拟》中，反对不顾精神实质而仅在形貌上学习古人，事实上是“貌同心异”，只能算是模拟之下。在《言语》中，他反对在语言上贵古贱今，认为一些史家将俗语改成雅语，今言改成昔言的做法十分可笑。在《浮词》中，他反对“轻弄笔端，肆情高下”。而在《叙事》中，他更详细地讨论了史书叙事之法，指出“尚简”、“用晦”、“贵真”的重要性。这些涉及写作方式方法的意见，也很可取。

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总的说来，《史通》首先当然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但它在哲学、文学两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所以我们读这部书，可以而且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认识它。

《史通》在宋朝就有刻本，明代加以注释的，有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两家。清人则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两家。浦书后出转精，流行很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的学者多在浦书的基础上进行订补。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现附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新版《史通》的后面，很便于阅读。

此外，独立成书的《史通》补注，则有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未刊）及程千帆的《史通笺记》。

吕思勉作的《史通评》，用意在评议刘书义例得失，并非注释，但和原书对读，很能开人思悟。

解放以后，《史通》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写了评介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二）里面。这些文章，都有助于对《史通》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