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礼俗互动；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目前，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设计和理论建构，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具体民族工作中，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站在新的起点上，除了深化理论研究和经验探讨，更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深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这对进一步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转向中观层面：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

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以来，其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学理脉络、意义价值、实践路径等问题，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但是，既有研究更多注重政策阐释和理论解读，形成了民族团结、国族建构、共同体建设三种话语趋向。虽然这些研究给出了诸多高屋建瓴的建设方案，但却过于偏重宏观研究和理论阐释，相对缺乏微观经验材料。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从具体微观经验出发，探讨利用各种社会文化资源来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比如，有学者主张以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为抓手，尤为强调传统节日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在选题上颇具新意，但其中不少成果流于细碎化的田野经验材料，很难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学术研究范式。同时，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宏观阐释，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微观案例，也导致目前学术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呈现出“两张皮”现象，二者间缺乏可联结的学术节点，以至于“自说自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的出现，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机制研究的缺位有着重要关系。

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应在吸收当前理论阐释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向中观层面研究，着重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上关联着国家，向下关联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只有深入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才能有效弥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帮助我们认识民族工作政策在日常生活中的贯彻、执行、落实与实践情况，以及背后关联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融合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机制研究，有助于规避偏重理论或经验研究的学理缺陷，搭建起二者沟通的桥梁。

其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并不仅仅是政策驱动和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和社会实践。研究者应走出理论思辨的“牢笼”，走进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进一步发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案例并进行总结和提炼，为政策制定和理论阐释提供一手的材料。同时，也要跳出经验案例的局限性，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性、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探寻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制度，这样才能更好指导民族工作的开展。也就是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政策与经验不能偏废其一，二者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发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使得民族工作真正落地并且扎下根来，进而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

另外，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是在民族研究中建构中层理论的一种尝试。默顿认为：“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到抽象，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通过分析社会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置于社会结构背景下，探讨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实践逻辑及其与其他社会面向的关联，有助于在学理层面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释力。

以上我们分析了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首先分析礼俗互动的实践形式与运作逻辑，明确礼俗互动与日常生活、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接着论述礼俗互动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过程，进而论证礼俗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最后再讨论这一观点对民族工作推进以及礼俗互动研究的启发和思考。

二、礼俗互动的实践形式与运作逻辑

近些年，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掀起了一股“礼俗互动”研究的热潮，不仅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力，而且形成了跨学科研究范式，生产出众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张士闪指出：“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话语形式，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想的一般特征，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礼俗互动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政治语境和文化根基，奠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文化运行的基本特质，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礼俗互动两端分别是官方权力建构和民间社会实践，二者彼此依存，从而推动社会的有效运行，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生活逻辑的统一。因此，礼俗互动既保证了国家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又观照了民间社会的生存法则。

礼俗互动主要包含两种实践形式：一是化“礼”成“俗”。国家出台政策制度是基于整体国家治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而设计，那么如何将这一套政治理念推行到民间社会呢？这就需要采用化“礼”成“俗”的方式，通过借用、化用和改造民间文化资源，将政治内容融入其中，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之“俗”。比如，近些年来，国家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重视，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此背景下，诸多传统节日在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开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在民族地区推广传统节日，经常需要依托当地已有的文化资源。如清明节在德昂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就很好地利用了德昂族传统孝道文化，使得德昂族群众很快理解了清明节的文化意涵，欣然接纳了清明节，并生产出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色的清明节文化模式，丰富了清明节的多元一体属性，进一步增强了德昂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民族工作要求紧密相关。可以说，通过化“礼”成“俗”的方式，传统节日已经成为民族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以“俗”入“礼”。所谓“礼失求诸野”，民间社会蕴含着丰富的礼俗文化资源，与民间道德情感、人生礼仪、宗教信仰、艺术审美均有关系，为政治理念的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打造，提供了文化资源宝库。比如，妈祖信俗本是沿海一带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文化传统，明清时期出于国家统治的需要，政治权力介入妈祖信仰，不断提升妈祖的祭祀等级，使之纳入官方礼仪传统。2006年，妈祖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妈祖信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信俗被纳入公共文化建设，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和谐、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也由此使之融入国家重大文化战略设计之中。

以上总结的礼俗互动两种实践形式，主要是从类型学出发，侧重礼俗互动的实践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礼俗互动的结构过程十分复杂，包含文化接触、文化摩擦、文化冲突、文化调适和文化融合等内容。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礼俗互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动态演进，使得礼俗互动的过程与面向趋于多样化和动态化。

纵观各类礼俗互动案例的发生过程、演变轨迹和社会实践，其呈现出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动态性。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礼”和“俗”两端都会发生变化，二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这决定了礼俗互动一直处于动态流变过程中，并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和内容。二是建构性。礼俗互动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社会机制，也是民众实践的文化呈现，其本质是既要确保社会的有序运转和长期稳定，也要满足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可以说，礼俗互动就是国家和民众协作构建符合政治理念和社会实际的美好生活实践。三是协商性。礼俗互动并不是刚性的社会治理过程，而是不同主体站在自身的立场，坚守自身的理念，但是也顾及其他主体的要求和感受，进行有效的文化协商，进而形成一套彼此都能接受的文化实践方案。四是长期性。礼俗互动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发展、渐进而生的文化实践。经过不断地碰撞、交流和融合，才能形成带有大众性、普遍性特征的礼俗互动模式。总之，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和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实践，礼俗互动将国家与民间、政治与文化、礼仪与日常有机融合在一起，从而达到政通人和、上令下达的局面。那么，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支撑礼俗互动的运作逻辑是什么？这就需要回到礼俗互动的场域，剖析礼俗互动的过程。

礼俗互动需要经过“文化交流—文化积淀—文化构建—文化认同”这样四个环节。其中，文化交流是基础，只有通过文化交流，才能形成文化互动，使不同的文化集聚在一起并产生“化学”反应。文化积淀是过程，在交流过程中，文化自然沉淀下来，与历史记忆、道德情感、人生礼仪、文化逻辑发生关联。文化构建是行动，作为实践主体，需要汲取各类文化资源，结合外在社会环境和内在文化场域的现实，借助于文化符号和文化形象，有意识地构建文化传统。文化认同是目标，既是上述环节的文化驱动力，也是上述环节最终的文化产物。文化认同的形成，可以证明官方和民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形成了一套双方均可接受的文化模式，使彼此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正如张士闪所言：“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正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所以，礼俗互动的运作逻辑包含文化交流、文化积淀、文化构建和文化认同四个环节，四者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共同构成礼俗互动的文化链条。其中，文化认同是核心运作逻辑，成为驱动礼俗互动的核心力量。

因此，礼俗互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形成、建构和增强文化认同，进而将政治理念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这个角度来说，礼俗互动不仅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更是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礼俗互动立足于文化视角，将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服务于国家政策与民间生活的连接，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形成一种文化善治的局面。相较于其他刚性的社会治理机制，礼俗互动具有柔韧性和智慧性，包容了不同行动主体的想法、观念和实践，并在协商基础上形成和谐相处关系，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能够增强心理和情感的共融，使得社会治理的基础更为坚实和牢固。

三、礼俗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研究是对具有时序联系和不同层次因果关系的一种解释手段，侧重于解释具体的社会过程和运作逻辑，试图弥合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张力，这与中层理论的主张一脉相承。围绕礼俗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这一论点，笔者试图建立起因果关系、社会过程和现实应用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层面：首先，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礼俗互动的目标导向，剖析社会机制背后的因果关系；其次，分析礼俗互动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过程，解释社会机制的运作逻辑；最后，基于礼俗互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分析礼俗互动对推进民族工作的启示，彰显礼俗互动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机制研究的现实应用价值。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礼俗互动的目标导向

礼俗社会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构成中国社会运行与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作为内嵌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之中的社会运作模式，礼俗互动必然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礼俗互动是扎根于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一直服务于国家民族建设、社会秩序维系和文化传统赓续。比如，近代以来，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分裂中国边疆的危机和构筑国家认同的需要，以顾颉刚、杨堃、杨成志、吴文藻和李安宅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倡导建立边疆学／边政学，他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研究刊物、组织边疆调查，掀起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高潮。纵观这批学术研究成果，除了主张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以外，这批知识分子都强调促进边疆民心安定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文化向化的方式，增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可以看出，从近代边疆民族研究开始，学者们主张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来增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这正是强调礼俗互动在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中的价值。所以，礼俗互动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民族工作要向此聚焦。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贯彻与落实，还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发掘与利用，其核心必须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礼俗互动生成的社会场域和文化导向，自然也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锚点。现在，很多地方的礼俗互动实践，已经呈现出这一发展趋势。比如，笔者近些年到德昂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以春节、重阳节、中秋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逐渐被德昂族群众接纳，并成为德昂族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在德昂族地区的传播，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推动、大众传媒的宣传以及德昂族群众的文化自觉。但是，无论是政府的官方宣传，还是民间的话语表达，都有意识地强调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既由各民族一同创造，也应由各民族一起共享。毫无疑问，这一文化表述高度贴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激发了德昂族参与传统节日的热情。同时，德昂族对这些传统节日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注入了诸多德昂族的文化事象，丰富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拓展了传统节日的传播空间。更重要的是，传统节日在德昂族地区传播和发展，又进一步增强了德昂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可以说，德昂族地区依托于传统节日的礼俗互动，其目标就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展开，由此形成了较好的政治影响、社会效益和文化效果。礼俗互动的范式，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中国社会现实及国家发展密切相连，既服务于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战略，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进与发展。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既是民族工作中礼俗互动的现实背景，也是礼俗互动的目标导向。

（二）礼俗互动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不仅关系到民族工作的落实，更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就离不开文化认同。而谈论文化认同，则离不开礼俗互动。

文化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因此，拥有共同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文化认同在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政治认同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文化认同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更为关键。为实现整合民族国家的目的，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发掘并利用史诗、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化资源，因为这种利用“记忆、价值观、象征、神话和传统”建构的文化认同更为持久、稳定和紧固。依托民间文化资源，通过礼俗互动的方式，使之成为全体国民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可以达到增强共同体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目的。可以看出，文化认同建设对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文化认同的表达、建构和增强，主要依靠礼俗互动。张士闪认为，礼俗互动的本质是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生活，也是国家向民众提供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因此，民间社会的文化认同是“礼”“俗”政治框架之本。这一重要观点，一方面指出了文化认同与礼俗互动的内在联系，强调礼俗互动是文化认同的发生场域，而文化认同是礼俗互动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强调了文化认同与礼俗互动必须放置于民间社会语境中考察，即礼俗互动形塑的文化认同要扎根于民众生活世界。因此，围绕既定的文化认同目标，从民间文化资源出发，不同的行动主体展开礼俗互动过程与实践，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与自下而上的文化认同之间的融会贯通。比如，围绕诸葛亮南征这一历史事件，结合本地社会文化内容，西南各族群众生产出丰富多彩的诸葛亮传说，衍生出众多文化景观，并与民族历史、道德情感、节日仪式、民俗文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诸葛亮传说在西南地区的广泛流传，离不开明清以来中央王朝的推广。官方修建武侯祠及相关寺庙，鼓励民间祭祀诸葛亮，再加之儒学推广和文化宣传，使得诸葛亮成为连接中央与边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中央王朝借助于诸葛亮传说，以礼俗互动的方式，将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西南民族地区，同时也增强了西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以上案例反映出礼俗互动的实践过程，将民众、社会和国家等多种主体吸纳进来，充分顾及一体与多元、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等多重关系，形成了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互动与协商，最终形成一套得到国家认可与民众接纳兼具的文化认同模式。当然，也只有通过礼俗互动，才能将一种看似是个体心理状态和情感表达的文化认同，连接到社会、民族和国家层面，进而上升到文化共同体的高度，完成群体文化认同、文化治理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关联的主体、涉及的维度、包含的内容和工作的路径十分多样。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将官方政策与日常生活、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结合起来，形塑出一套上下衔接、行之有效的文化模式，这就是礼俗互动的运作过程。这样一套由礼俗互动形塑的文化模式，其核心是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同时，这一套文化模式的形塑，既要保证国家意志的实现和民族政策的贯彻，也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点，这就需要经历文化调适的过程，也必须依靠礼俗互动才能实现。

具体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要化“礼”成“俗”，力图让各族群众能够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决策部署，并自觉将自身的思想、行为和实践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看齐，从而能够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但是，要将抽象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具象的各族群众生活世界连接起来，就必须依托民间文化资源来理解、阐释和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重点任务，通过以“俗”入“礼”的方式，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群众日常生活能够有机对接。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的：“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关联的是各族群众的心理和情感，只有各族群众在内心形成并强化了中华文化认同，才会有意识地运用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再生产。

笔者近些年在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各民族群众已经有意识地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经验。比如，近些年来，受主流叙事“龙的传人”的影响，德昂族激活传统的龙阳形象，从造型艺术、审美趣味和意义阐释等方面对龙阳形象进行文化再生产，强化龙阳形象中的龙文化属性，从而贴近主流龙文化的意涵，背后表达的则是德昂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德昂族开始有意识地建构龙阳节、修建龙阳塔、创编龙阳歌曲和舞蹈等，喊出“我们也是龙的传人”的口号，由此进一步彰显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德昂族的这些文化实践，与德昂族地区近些年的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德昂族地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德昂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脱贫、乡村振兴、东西协作等政策的实施，德昂族在2019年实现全族脱贫，与全国人民一块迈入小康生活，这极大增强了德昂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德昂族文化精英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中华龙文化的内涵，同时结合本地龙文化特色，建构出一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德昂族龙文化叙事体系，并通过各种政治场合、社会活动和文化平台进行推广，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可以看出，通过礼俗互动的方式，不仅丰富了德昂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德昂族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且有效增强了德昂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因此，采取礼俗互动的方式，将自上而下的化“礼”成“俗”和自下而上的以“俗”入“礼”结合起来，能打通国家与地方、理论与经验、政策与现实相结合的堵点和难点，进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总之，礼俗互动的目的就是表达、建构和增强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经由文化认同环节的桥接，礼俗互动得以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过程。因此，基于礼俗互动、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序联系、因果关系和运作逻辑，笔者认为礼俗互动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机制。

（三）礼俗互动与推进民族工作

礼俗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机制，这对民族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礼俗互动的长周期性特点，意味着民族工作的推进是一项长期工程。礼俗互动的过程，包含多方面的主体、多层级的互动、多维度的目标，因而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礼俗互动需要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形成文化共识，使得他们拥有共享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才能达到增强文化认同的效果。因此，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文化沉淀，礼俗互动的成效才能体现出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媒介时代的到来，礼俗互动的速度和频率在加快，也使得礼俗互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日益复杂。但无论礼俗互动的形式与内容如何调整和变化，它都是一项关系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文化实践，具有长周期性的特点。礼俗互动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按照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文化上兼收并蓄的要求，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要想达成此目标，只有通过经年累月的政策引导、社会建设和文化积累。因此，无论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机制的礼俗互动，还是作为礼俗互动目标导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建设过程，这必然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二是礼俗互动的文化协商特点，意味着在民族工作推进中要重视文化浸润的作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化“礼”成“俗”，还是自下而上的以“俗”入“礼”，都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达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政策与经验的有效衔接，进而保证国家政治与民众生活的有机融合。文化浸润的方式正是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通过长时间的文化浸润，激发礼俗互动的文化能量，进而带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联动效应。在民族工作的推进中，必须重视文化浸润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文化浸润的工作，很多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只有经过长期积淀，才能收到成效。

三是礼俗互动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因此推进民族工作要“接地气”。礼俗互动的展开，无论是化“礼”成“俗”，还是以“俗”入“礼”，都离不开“俗”，也就是民众自然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这也就意味着，礼俗互动必须扎根于生活世界，只有贴近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经验和文化情感，才能真正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同时，礼俗互动的成效最终也要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节日仪式、信俗文化、道德伦理等文化事项之中，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资源。另外，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各地方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均有差异，礼俗互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因此，在民族工作推进过程中，必须从各地区的社会实际出发，了解各族群众的生活情况。民族工作归根结底是群众工作，只有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整合调配各类公共文化资源，推动礼俗互动的展开，才能真正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当然，这也提醒政府官员要多走进民间，了解各族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行，才能更好贯彻和落实民族政策，切实做好民族工作。对于研究者而言，必须深入各族群众的生活世界，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理解不同地区礼俗互动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才能为民族工作提供有效可行的学理建议和案例参考。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礼俗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机制，这并不是现实学术热点的拼接，而是基于学理探讨和现实分析得出来的结论，也暗合目前学术界对礼俗互动研究的新动态。礼俗互动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虽然涵盖的内容广泛，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面向，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其核心文化层面。通过聚焦文化认同这个核心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梳理礼俗互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现实关联路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现在社会和文化已经发生剧烈变化，需要立足于时代背景和中国现实，推动礼俗互动范式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持续为我国的民族工作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

四、结语

目前，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还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都需继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走深走实。除了发挥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优势，我们还应该回到中观层面，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机制，这不仅是联系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桥梁”，也是推进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更是指导党的民族工作具体展开的重要视角。

本研究从“礼俗互动”出发，通过分析礼俗互动的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探讨礼俗互动与民族国家建设、社会秩序维系和文化传统赓续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而礼俗互动的目的就是表达、建构和增强文化认同。经过文化认同的桥接，礼俗互动能够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过程，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机制。因此，在推进民族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礼俗互动的规律和特点，才能真正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礼俗互动深刻影响到中国政治传统、历史发展轨迹、道德伦理体系、日常生活建构等方面，而且推动了中国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形塑了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探究中国社会总体性的一种分析框架。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礼俗互动这一社会机制，着力发掘各类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贯通、精英与民间的融汇、社会与文化的协调，以文化浸润的方式实现不同区域、民族和文化的整合，进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另外，深化礼俗互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性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深化礼俗互动研究，帮助我们更好探讨礼俗互动的形式、实践与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形态和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同时提升礼俗互动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联度，发挥礼俗互动研究的应用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