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传统的赓续发展

文化必然依系于传统，离开了传统，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究其本质而言，文化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发展中所形成的习俗惯例、行为规范、德性品格、精神风貌等经过不断沉淀而成并持续发挥教化功能的重要社会意识形式。文化在充满张力和弹性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产生与发展，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稳定有序的思想传统息息相关。“生存于不同的自然历史条件下的群体和民族，形成了各有其特点的历史文化传统，他们生活的合理性首先蕴含在这种传统之中；即使这些群体和民族走到一起，处于差不多的社会条件或平台之上，他们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仍然是他们自我认同及确立主体性的基本依据，是他们相互借鉴与学习并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宝贵资源。”[2]P130 可以说，脱离传统的延续，缺少本土化定位，根本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因为文化主体性是在思想传统的根基之上形成的自我确证，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得以确立的根本依托。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延续传统、守正创新，才不会在当今世界文化激荡中迷失自我，不断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土化定位需要从明确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立基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关注和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的核心命题等方面具体展开。

1.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

历史文化传统之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展开和真正发生而言，是前提性的、构成性的、本源性的，是一切合理性、正当性和规范性得以确立的依据。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自然历史过程”，已经构成了当今时代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农耕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任何普遍性的理论都要与这种特殊性相结合。凡是在中国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的理论，都要对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实际加以‘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给予‘适应’和‘妥协’。”[2]P387-388 因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必然蕴含着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在千百年的赓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历久弥新的生存智慧、理想信念、精神品格、伦理意识、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涵育和教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迎接挑战、勇攀高峰、开拓前进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本质规定和旺盛生命活力正源于此。基于此，需要深入发掘中华历史文化传统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努力廓清中华文脉传承延续的基本理路，积极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P2 要坚持将历史现象的个别性、独特性与历史规律的统一性、完整性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价值性通过历史辩证法的演绎呈现出来，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根基、维系命脉。面对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传承和阐扬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之正道大义的同时，还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展开深刻批判和反思澄清。要特别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假借“新解”（包括各式各样、花样翻新的“新观点”“新角度”等）之名，通过新兴媒体渠道（尤其是与网络泛娱乐主义合作共谋）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所做的肢解和歪曲。要以求实精神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春秋笔法”来严肃认真地对待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绝不允许妄图掩盖历史真实面目、否认真实历史进程、挑战确凿历史印证、歪曲客观历史史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和干扰。

2.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

谈论文化主体性，不是纯粹空洞的概念游戏，而是维系、优化和完善特定社会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境况使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变迁依然保持本真不变，正在于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现代政治哲学观念中，民族相较于国家包含着更多的自然演化意味，承载了更多的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历史记忆，展现出更多的历史文化传统意义——现代民族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由此而具有了更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由此也具有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法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家埃德加·莫兰在其构想全球化政治范式的《人本政治导言》中指出：“民族实体的不可抵抗的并在今后是普遍存在的力量赋予了世界现代发展的框架和它的主角——民族国家。一个个国家犹如粗鲁的和狂热的巨怪占据着世界舞台。人们能够、人们应该设想一个将摆脱国家的人类，不过人们还不能在民族国家的体系和框架之外来设想中期时段的政治，虽然这个政治应该自我设想为是全球性的，亦即世界性和国际性的。”[3] 尽管莫兰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使用了不太友好的表达，但他也确实指出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围绕民族国家而形成的政治范式的不可替代性。作为内在贯穿和引领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民族能够实现自我确证和完善自我认同的集中表现，在其中作为每一个个体的“我”扬弃了原子化自我的抽象规定而成为更高层次的“我们”，由此在汇聚共识、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中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对于维护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民族都将“中华民族”这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视为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具有更强包容性和更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民族中的“现实的人”都将“中华民族”的观念确证、认同和融入自身日常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落实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落实在团结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认同和价值共识上，落实在汇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上。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4]P300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汇聚各民族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强大合力，突出强调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华精神标识和中华民族形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切实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创造力。

3.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

强调文化主体性对传统的依系，并不是因循守旧，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诠释和理解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在自身的形成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P3 中华文化主体性内蕴着追求卓越、创新发展的自我规定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体体现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核心命题。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接着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守正创新”的积极态度。要在哲学诠释学的意义上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接着讲”中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就是现时代的生活实践视角如何在积极介入的层面上延续、激活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接着讲”就是在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构建一种相互证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传统不是一条自动流淌永不干涸的河流，它需要与生活的植被之间相互作用，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人的理解和解释等诠释行为，在传统与生活的关系中具有一种双向作用，它既是传统滋养生活的方式，也是生活反哺传统的方式。传统不是在人的生活之外自动延续的，它是需要在人的生活之中通过人的理解和解释等诠释行为予以‘肯定、掌握和培养的’。离开了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行为，传统与现时态生活之间就会日渐疏远，传统的延续就会被阻断，传统就可能走向断裂。”[5] 也就是说，传统不是封闭僵死的，而是在开放的际遇中不断开启和创生着新的意义空间，历史与现实由此真正关联起来，成为一个绵延不断的统一体。从哲学诠释学的层面来看，“接着讲”不是机械论和独断论的，而是存在论和生成论的；文化主体性不是对传统扩张性的侵占，而是对传统之价值和意义的积极敞开和主动显现。历史意义的接续表达、特定时代的生存处境和未来期许的价值追求都被纳入对传统的文化主体性的书写之中。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着讲”克服了“照着讲”的消极刻板的保守复古主义倾向，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实质的真正传承和积极阐扬，由此而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蕴含着对文化新陈代谢发展规律的尊重，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立场的坚守和内在精神的弘扬中创造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新辉煌。概而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意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图景三者的协调融通、有机统一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科学证成和生动展现。

文化发展需要扎根历史进程，唯有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才能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在传统的赓续发展中确立本土化定位，以此才能认同历史发轫之必然，凸显血脉传承之根柢，激活文化生长之因子，夯实民族精神之基础。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当今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积极应对“古今之变”，以民族文化身份自我认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积极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延续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升华历史文脉的时代内涵，是理性辨思、深度阐释和切实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也是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廓清中国式现代化之精神图景的重要前提和先决条件。

二、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精神的独立自主

在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不乏卢梭这样钟情自然状态的悲观主义者，也不乏如孔多塞这样持有线性进步论的乐观主义者，但都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在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曲折发展的基本趋势。现代化进程就是这一基本趋势的最重要体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取代封建社会历史时代，而通往更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实现现代化是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实现自身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6] 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大命题，正在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实的个人”既不是纯粹物质性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单纯依附者、被动适应者，而是具有高度精神性的社会存在物，更是在积极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超越的生活创造者和意义建构者。在这样一层意义上，现代化之所以是必然的，在于每一个“现实的人”是不为物役的自为存在者，也就是在客观现实的规定中去挣脱陈规陋习、打破束缚枷锁、努力创造自由新生活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属性，也构成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深层动力根源所在，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上一些后发国家在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在学习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和经验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先进国家的依附关系。长期依附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诸多问题，甚至面临中断的风险。依附性现代化难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缺少精神独立自主的勇气和智慧。中国也是现代化后发国家，但并没有陷入依附性困局，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指导思想、制度支撑、文化标识和发展样态，这是坚持精神独立自主的结果。”[7]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表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证成的核心概念，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确概括和集中呈现。

1.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8]P67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先发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和军事强势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扩张思维和殖民统治心态，使大量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心理，由此以西式现代化为不可忤逆的典范和必须参照的模板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惯常状态。这深刻地加剧了世界整体格局演进发展的不均衡性，进一步拉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严重影响了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和世界文明进步的趋势。同时，随着世界现代化演进的深度发展，西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断裂中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在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中出现的重大社会危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紧张中产生的深刻认同危机，都在肇始着一种更加温和、更为和谐、更具普遍主体性的现代化发展范式的诞生。真正的现代化追求无法脱离世界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追求的命题之中必然纠缠和夹杂着全球化发展问题。必须看到，全球化发展时代的主体自觉既非妄自菲薄也非妄自尊大，而是在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语境中生成的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主体自觉折射着“认识你自己”的古老哲学箴言所蕴含的丰富实践智慧和积极生存哲学，那就是认清自身的现实处境，明确自身的优劣长短，谋划自身的动态发展。因而，基于“中国问题”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蕴含着世界意义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地域性的‘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和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去探索当今时代的‘现代化问题’。”[9]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对西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以更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开放包容性将立足中国实际与置身全球进程有机统一起来，深度协调和有效整合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在推动中国发展崛起和世界文明进步的同频共振中彰显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创造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精神独立自主的中华文化形态。

2.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延伸，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为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确立了根本理据。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和未来趋势，指明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背景下全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非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行动规程和操作手册。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10]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具体实际，尤其是同其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活学活用，才能真正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成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出来的显著优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焕发强大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整个中华民族强烈文化自信的充分展现。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P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含着“认识世界”的现代性反思意识和“改造世界”的现代化实践旨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生存智慧和人生哲理彼此契合、高度相容、互相成就，由此而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孕育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文化篇章。

3.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精神生活需求是“现实的人”的本质需求，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是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习近平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1] 可以说，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领域内的重要体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价值目标，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指向。习近平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是否实现了精神富有，是否展现出了积极创造美好生活的精气神。真正的文化主体性生成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是反映现实生活与建构理想未来的有机统一；具有高度主体性的文化建设要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既要“身入”“心入”“情入”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来真实反映人民的情感、爱恨、梦想，又要用美好的理想和充满希望的未来鼓舞和激励人民奋勇前进。为此，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13]P323-324。当前，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巩固和落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举措。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显著增强相辅相成，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中国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史诗。

文化创新需要回应时代挑战，为推进和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相互证成的有机统一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蕴含着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思想追求，具有高度的历史担当和明确的责任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不断实现返本开新的强大内驱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独有的实践创造、思想旨趣和价值标识，在科学把握文明跃迁规律、积极谋取自我超越中展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证成，在世界文明激荡交流中保持了中华文化生命有机体的强大韧性，在时代更迭中维系了历史文脉延续的内在特质，在理想建构中折射了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价值追求。这种相互证成的有机统一关系，体现了现实社会形态更替与文化主体性追求的高度融合，诠释了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充实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丰富了现代化追求的话语叙事。

三、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文明的交流互鉴

真正的主体不是与客体绝对二分意义上的抽象指称，而是反映自我在与他者的交往中达成积极发展状态的重要概念；真正的主体成长不是自我权力意志的外向扩张和极度膨胀，而是蕴含着一种与他者相互建构的彼此证成关系。在此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关涉的绝非封闭语境中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的文化独断论，而是在开放语境中基于相互比较鉴别、彼此交流学习建构起来的文化成长论。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在批判全球化语境下专横而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时指出：“在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真正与他种文化隔绝的；来自各大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生活的社会不同，所处的历史发展背景和阶段也有差异；他们在城市的大街上相遇，在电视屏幕上互相看见彼此的形象，在‘世界音乐’的录音带上互相听到彼此的歌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还侈谈什么保卫永恒的特性，那简直是可笑的和危险的。”[14] 尽管全球化发展已历数百年，人的“类存在”状态已经实然发生，但当今世界依然在遭受文化殖民主义的冲击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困扰，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普遍的文化主体性并没有形成，强势的文化霸权思维和弱势的文化依附心理依然是世界不同文明间进行平等交流互鉴的重要阻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致力于探索和建构真正主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现代形态，就在建设和追求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显著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文明意义得到了充分展现。“全球化使今天的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和世界性难题，中国作为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负责任大国，应该全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当代各种世界性难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15]P156 可以说，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引领和思想支撑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中，展现出了立足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世界文化交流格局、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怀。

1.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4]P469-470 中华文化主体性所主张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现实的人”作为真正主体的相互平等承认中共同推进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事业，共同为世界历史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贡献智慧和力量。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交流互鉴体现了视域融合的主体间性特征，也就是营造了一种有效表达、认真倾听、理性说服、搁置争议、凝聚共识的公共话语空间，在其中，蔑视、侮辱和暴力被肯定、包容和尊重所取代，倡导容忍、协同、通畅、团结与圆融的关系理性超越了非此即彼的对立理性而成为规范现代社会交往的基本依托。由此而言，参与交流互鉴的双方或多方都具有一种“有意义的他者”意识，都维护了一种在场而非缺席、发声而非失语、开显而非遮蔽、承认而非贬抑的平等交往原则，由此而来的是构建了一种利益共促、话语共建、意义共融、价值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空间。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在主张和倡导平等对话原则的前提下，“需要强调的是，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从之，讲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切不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重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还要以民族性融入世界性。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是手段，而在坚持自身文化民族性的同时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也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目的。”[15]P154-155 也就是说，以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方式，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切实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进而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

2.中华文化主体性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融入现代主体反思精神和社会进步发展理念而形成的重要文明形态，在内敛而非扩张、包容而非保守、圆融而非僵化的民族品格中传承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衷共济的内在特质，而这对于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和衷共济是中华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精髓，在和合天下架构下，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主体以和衷共济、和平合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6] 兼具传统精髓与现代品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全球生存智慧昭示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和谐发展之道，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语境中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力确证。（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深深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实现守正创新，就是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追求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论题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8]P68。由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取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鲜明的价值追求延展到世界维度，实现中华话语体系在价值观领域的开创性对接。”[17]P106 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论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得到确立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自身发展和积极贡献世界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确证。

3.中华文化主体性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P12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对“现实的人”的“类本质”的高度关注和充分实现而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抽象普遍性、狭隘自私性和全球扩张性，贯穿和渗透着高度自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方位、立体化、深层次地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于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赋予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化探索与追求，以有力的文化主体性支撑，凝聚了全球普遍交往背景下全人类和谐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髓要义是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弘扬平等建构的主体间性理念，是将和合共生的种子播撒到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将真正的独立意识和健全的主体精神确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格局演进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正道大义，正在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恢宏乐章中实现了每一种文明的应韵和声，正在于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绘就了人类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的美丽画卷。习近平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13]P475 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尊重和倡导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追求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充分展现了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在最广泛、最真实、最生动的意义上实现了文化主体性，代表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未来前途和光明前景。

全球化发展已经构成了一种客观事实：不管是热切拥抱还是强烈反对，全球化已经成为每一个国家、民族和“现实的个人”之社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主体性以全球化进程加快为背景，积极融入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努力破除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排他性思维，致力于寻求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华文化努力汲取历史积淀的有益滋养，深入挖掘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基因，积极寻求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正道大义，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未来发展图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纵深中展现人类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指归。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发展崛起和世界文明进步的同频共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如果没有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可，就难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强大信心，就没有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坚定决心。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正是因为文化的主体性引领一代代中国人民自立自强、奋发有为。”[17]P160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事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切实担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发展壮大，需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系统阐释，需要从本土化定位、现代化追求和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加以充分彰显。（选稿：段丽  责任编辑：杨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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