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基，准确把握其中的科学内涵：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取向；坚持自信自立，要求认清新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赢得战略主动；坚持守正创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必须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创造必须重视生产关系层次的革新；坚持系统观念，要求以全局性谋划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效性与稳定性；坚持胸怀天下，要求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世界观；方法论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就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突出特点、培育方式、发展要求等作出重要论述。

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质生产力不仅直接表现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实践向一般概念的转化，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为更好推动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要旨、创新要点与实践要求。

一、坚持人民至上：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取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中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新一轮生产力革命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开创性实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新的生产力革命将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不同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下，将呈现不同的发展走向与社会效应，“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逐利动机驱动下的技术变革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但也催生了新的剥削制度与不平等关系，使得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但没有带来全人类的解放，还推动了社会形态在新的统治阶级的主导下由“封建主的社会”向“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转变。

新质生产力出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制度环境之下，其发展走向始终受到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的严格规范，使得生产力的变革逻辑实现了由“资本至上”向“人民至上”的深刻转变。从生产力变革的一般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崭新生产力质态，其对数据要素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等自然属性的充分利用、对既有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等，将过去机器大工业体系所诱发的“专业化的劳动能力贬值”转化为对人类劳动的指数化赋能，具有推动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属性。更重要的是，纵观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引领推动的技术革命与生产力革命史，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是其中的根本性维度。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所指向的人民性及所需回应的“人民之问”不是抽象、单一的，而是涵盖多个维度、不同层面的目标集合。在满足人民对共同富裕的期许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求推动社会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与质量结构的优化升级，还要求规范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以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以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消耗为代价，而是要将其自身打造为绿色生产力；在满足人民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除了要求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布局外，还要求运用先进技术巩固增强关系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等等。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生动诠释了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取向。

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民取向，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理解在此过程中涌现的数据、企业家精神等新质生产力的典型要素，而不能以“要素价值论”及其变种形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而在实践上把劳动者贬低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数据要素与数据生产力的作用提升并不否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两者的价值必须以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的复杂智力劳动为中介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同时，劳动者群体在密切联系的生产网络与不同节点聚合而成的“集体力”始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企业家群体必须完成极具挑战性的管理、组织及创新等复杂生产性劳动才能取得与自身贡献相匹配的经济收益，从而共同指向了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优化和完善。

二、坚持自信自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引领经济社会生产力质态革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两个大局”的清醒研判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而做出的科学战略决策，我们必须以自信自立的态度把握新质生产力出场的历史必然性与时代使命。

纵观世界生产力质态的变迁史，新的技术革命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各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采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策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技术革命成果的初步吸收利用，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资本的转让获利与跨国资本的市场占有掌握了引领技术革命的主动权。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总体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差距，但在众多关键领域仍落后于国际领先水平。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而对我国采取的施压制裁行径有增无减，由关键技术环节的“科技制裁”进一步转向对基础性资源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部门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域打压”。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我国必须将科技的命脉、供应链的“命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是权宜之计。中国式现代化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需要壮大科技创新的革命性力量，从而以社会生产力质态的系统性重塑确保我国赢得历史主动。

必须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我国发展形势与现实条件的清醒认识所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部署。其一，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稳步向好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利环境。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发展动能转变缓慢的不利环境下， 2023年我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其二，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活跃涌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关键支撑。当前，我国已迈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在诸多领域已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质变。2023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9.9%。科技创新成果的持续性累积与原创性质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三，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气与定力不只在于既有的显性成效，更在于其背后的制度优势。面对重大历史挑战与发展战略抉择，党和国家能够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推动社会资源与创新要素的空间聚集，快速产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政府和市场能够综合发挥宏观产业政策支持引领与微观经济主体灵活创新的叠加优势，塑造符合技术革命趋势的创新机制；国有企业发挥的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及安全支撑功能，不仅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还为民营企业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供需牵引和安全场域。

三、坚持守正创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必须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是随着经济社会生产条件、生产方式与生产成果的持续变化和动态积累而形成的历史性产物，现实生产力变革的继承性决定了对新质生产力的分析不能简单以“新质”否定“旧质”的逻辑展开。从科技创新取得革命性进展的一般技术路径来看，具有颠覆性意义和国际影响的技术突破总是建立在以往众多相关技术基础、风险测算、市场反馈等坚固基石之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构建了较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等方式开辟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新道路。两个不同阶段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历史经验等促成了新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归根结底，新质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崭新理论范畴正式出场，反映的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先进生产力之间发生传递演化的社会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注重在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等著名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技术创新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特点和运动规律，如“学习模仿”式的技术创新空间逐渐被压缩，科技、产业、商业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原始技术创新成为各国构筑核心优势的“杀手锏”等，这就要求我们基于现阶段我国发展特点与全球科技革命趋势，对生产力概念及理论进行整体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同时积极体现数据、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先进特质，加快打造与之相契合的掌握前沿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推动产业结构朝着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等符合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型，最终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全局性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不是仅仅指向单一生产力层次的技术性分析，而必须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囊括对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更过程的制度性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发展也不会在实现生产力实质飞跃的同时带来生产关系的崩塌滑坡，其最终目的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之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跃升”。

四、坚持问题导向：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创造必须重视生产关系层次的革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存在着藏匿于错综复杂的经济表象之下的新矛盾与深层次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消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问题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基本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便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与社会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覆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公有制经济格局，同时也将巩固完善公有制生产关系作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政府与市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相继展开部署，并通过转化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举措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鼓励”“支持”“引导”等层面不断推出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设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破解生产力发展堵点难点的鲜明问题导向。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生产力革命领域的直接映射。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对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具有牵引作用且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促进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新型生产关系产生的基本经济条件。这就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不是泛指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的任意一方，其形成过程也不是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政府与市场中的任意一者的单方面要求。相反，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存在的特殊要求和突出问题等，将“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制度安排纵深推进，同时注重发挥政府与市场在创新链条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环节的优势，形成具有差异化特点、符合不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契合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内在特征，从而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将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位置，明确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当前，我们要清醒认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尚存的短板弱项，如新型要素市场、新型基础设施、新型金融体系等产业基础与体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创新主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的协调程度与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性、引领性和支撑性有待提升等，进而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中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坚持以问题导向解决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应避免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概念内涵做出片面理解。毋庸置疑，新型生产关系包含新型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新型分配制度和方式、新型交换与消费形式等诸多范畴。由此，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不仅要求通过优化金融、财政、市场等支持体系为企业“松绑”，还必须完善防范科技资本与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规范；不仅强调推动新型劳动者与新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人—技术—物质”形式的优化组合，还要求在调适“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等，这是我们以问题导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所需明晰的理论前提。

五、坚持系统观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效稳定性需以全局意识为保障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经济关系与资本的运动逻辑虽使得“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但这种生产力的变革之路往往呈现周期性的震荡、无序、极化等消极特点。例如，个别企业对新的生产能力的独占将对社会广泛存在的旧质生产力产生挤压，造成旧质生产资料的快速贬值、市场淘汰等诸多问题。又如，尽管众多传统资本部门必须直面技术革命引发的“价值丧失”风险，但资本家力图通过提升雇佣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工资水平、利用过剩人口等手段来抵消产业震荡危机，造成了劳资矛盾的激化。究其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革命路线呈现一定的失衡性与非协调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系统观念取代由私有制主导的片面、机械、短视的思维方式，辩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关系。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不能简单将传统产业排斥在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系统之外。从一般规律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上，众多传统产业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嵌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系统，如在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等方面承担基本职能，为尖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产品、产业情景、应用场景等多样化供给，在技术变革、成本控制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特点的发展策略与独特优势，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到托底保障、辅助增强和填补缺项等重要作用。同时，技术领先企业在同传统产业的分工合作中，可以通过示范引领、需求带动、技术转移等方式引导传统产业内部形成符合新质生产力先进特征的个别要素或局部能力，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整体性螺旋上升的加速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带来了‘创造性破坏’，而且还包含着‘创造性转型’”。只有将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共同视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系统性整体，结合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方面的结构差异与独特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才能真正将新质生产力塑造为与传统产业耦合协调、良性互动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协调互动关系，不能将视野局限于孤立的生产要素所发挥的单独作用。生产力是由多个元素组成的系统性概念，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还具有科学技术、自然条件和生产的社会过程等构成要素。新质生产力创造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主导的崭新生产系统，形成了涵盖“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产业布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节的系统性链条，这就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有效结合和高效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来看，当前在培育新型劳动者方面还存在深层次症结，如“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压力加大、科研机构数量上升与研发执行者的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有待构建等。对此，“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并充分发挥熟练运用先进工具、具备强大创新能力、适应技术革命趋势的新型劳动者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体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极具战略价值的内生动力。

坚持以系统观念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目的所赋予的内在规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不仅要坚决防范出现“传统产业直接退出”或“新兴产业泡沫化”的极端现象，还必须将保障社会就业岗位的整体供求平衡、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等作为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从而规避系统风险，塑造叠加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沿着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六、坚持胸怀天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本色

新质生产力在客观上与全球性的专业化分工和创新要素聚集密不可分。一方面，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活动在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周期中加速推进，呈现全球创新要素快速流动、产业链创新链精细化布局、国际经贸往来高端化升级等新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必须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展开。另一方面，全球各国在经济、政治、生态、安全等方面遭遇的共性问题不断增多，在科技、产业、商业等创新领域的竞争博弈以及对高端人才、数据要素等创新资源的争夺抢占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居于科技革命领先地位的世界大国选择何种全球治理方案便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将其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实施“美国优先”战略的武器，将本国高科技资本企业的技术垄断行为上升为用以支撑国家战略利益的“技术霸权”和“超级权力”，实施所谓知识产权保护、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产业政策，并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气候生态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中频繁缺场，这种以“霸权逻辑”为本质的“技术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引领人类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进程中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还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动能。在培育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方面，中国积极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迈向新高度，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大幅新增和升级通信骨干网，有效弥合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鸿沟；在推动全球发展模式绿色低碳化转型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出口的风电、光伏等绿色产品已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不断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毋庸置疑，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维度和内在要求。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合作，在推动生产力质态变革的进程中不断彰显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