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日俄战争文学；亚洲想象；亚洲共同体；亚洲价值

 

　　作者单位：田野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日俄战争前，国内弥漫着“黄种联合，抵御西方”的亚洲观念。日俄战争后，国人倍受鼓舞地说这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1］。在此种种族、洲际战争言论的定位下，日俄战争前后文学中产生了一种拟想的、短暂的、以黄种为核心的整体亚洲想象，也可以称为“泛亚黄种想象”。文学中的“日俄战争”作品丰富，战前有如《新中国未来记》《日中露》《明日之战争》《日俄未来战争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等小说构想种族联合；战争发生之时，有反映真实战况的《辽天鹤唳记》《孽海镜》《新舞台》，有以梦境笔法讲述中日共同抗俄的《中国兴亡梦》《痴人说梦》《黄天录》，有寓言性质的《蜗触蛮三国争地记》。而战后兴起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以幻想种族战争为主题，如《新纪元》《空中飞艇》《电世界》。基于此，本文以文学中对日俄战争的书写为切入点，以战争发生发展的脉络为逻辑，完整展现泛黄种亚洲想象的催生与破裂，当中蕴含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泛亚想象的产生动因、亚洲价值观、整体亚洲想象的困境与反思等诸多问题。考察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亚洲观念变迁的历史，理解日俄战争前后的文学变迁，也可为理解亚洲共同体提供启示。

 

 

 

 

　　一 前夜：拒俄动员、黄种联合的构想与战事预演

 

　　

　　

　　（一）  俄闻警钟下的抗俄动员

 

 

 

　　1902年，俄军违背《交收东三省条约》驻留东三省。此后，拒俄呼声高涨。1903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召开拒俄大会，组织“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留日学生也积极组织“拒俄义勇队”。在此呼声下，文学中也孕生了抗俄情绪。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正是应拒俄事件所作。《俄事警闻》中刊载了诸多谴责沙俄侵略行径的诗文。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黄克强、李去病的北游经历，展示了20世纪初期的俄治旅顺情景，“那苛刻暴虐情形，真是说之不尽”［2］。

 

 

 

　　沙俄在旅顺的暴行成为文学中展示与控诉的对象。俄国的暴行不仅是中国自我认知的，也常常源自日本的转述，尤其是对于远在他乡的留日学生而言，日本的言论成为他们感知国难的主要来源。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中就有段落是据“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3］。陈天华的《警世钟》里也有日本人为中国留日学生转述沙俄暴行的情节，并传递出“中国瓜分之后”“真不堪设想”［4］的隐忧。当日本作为同情的讲述者，控斥俄国并担忧中国未来时，听者不免产生共鸣，激发起同洲连带之情。而中日共同目击俄人侵略中国，催生出洲际联合对抗异种的黄种种族主义，“拒俄”也以此从国家行动上升至种族行为。

 

 

 

 

 

 

 

　　拒俄运动上升至种族层面后，逐步激化了黄种与白种之间的冲突，体现在文学文本里，是对黄白冲突的映射、未来战事的预言。《苦学生》里，杞忧子以黄蚁不敌白蚁喻黄种被压制的现况，以寓言化手法表现黄白种族之间的现实处境。黄白冲突引发了作家对未来种族大战的预言式想象。《瓜分惨祸预言记》开篇以一本虚拟的日本书籍《惨祸预言》为引，预言中国在光绪甲辰年“万民遭劫”“积骸成山”“全国为墟”［5］的危机。小说不仅是对“不拒俄”的预想，也潜在证实了日本在拒俄事件中的讲述者身份，并且暗示着战前的中日关系即联合日本的倾向。《日中露》是拒俄背景下对中日联合的最好诠释。虽标译稿，实为托名之作。小说以一封控诉俄国罪行的信件连接起中日两国的同洲情谊。写信人胆吹助之介在日本经历了俄国官员的蛮横，在清国目睹了俄人的种种恶行，而日清政府对俄人暴行视而不见。奴相政府与被压迫的民间、侵略的俄国与被压迫的母国，日本与清国的矛盾在此统一，民众在对俄愤恨中结为情感共同体。

 

 

 

　　（二）  三重危机、双重焦虑与策略结盟

 

 

 

　　哀鸣子所作的《宝塔歌五首》较具代表性，既诠释了此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与局面，显露出中国面临种族、民族、国家的三重危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科技军事”与“国民精神”的双重焦虑。

 

 

 

　　其一，辱／中国／可痛哭／俄欲逐逐／瓜分已成局／莫再大家安乐／请看东省遭荼毒；

 

　　其二，咄／俄贼／野蛮极／我非胡说／骚扰无时歇／遥望奉天城阙／多少头颅多少血；

 

　　其三，贫／书生／闹维新／积火将焚／酣梦何时醒／莫诵四书五经／练好身体去当兵；

 

　　其四，新／党人／革命军／自号文明／今日要当心／安排枪炮旗旌／黑龙江上好成名；

 

　　其五，吁／官儿／真糊涂／鸦片呼呼／家国将成墟／一毫都不管事／满奴做了做俄奴。［6］

 

 

 

　　中国、俄贼、书生、党人、官儿五个主体内外兼和，指向当时中国的三重危机：东方遭荼毒的种族危机，家国将成墟的国族危机，满奴做俄奴的汉族危机。俄国所代表的专制、帝国与白种，正与中国此时的危机一一呼应，在应对共同的敌人时，黄种／亚洲身份成为可能。宣扬爱国救亡、报道拒俄运动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中有栏目“词薮”，其中“楚风集”所录的部分诗歌体现了日俄战前中国人的危机与忧虑。“种族”“奴隶”“灭亡”等词语常见于这一时期且指向含混。“种族”所指涉的是对象，如“支那民族”、黄种、汉种、四万万一类的代群体词汇。而“奴隶”和“灭亡”指向处境与状态，分别是个人的状态和国家的状态。对象与状态相合后便有诸如“黄祸”“白祸”“亚洲奴”“神州痛”等常见的诗歌抒情意象。亚东铁血生的诗歌《东海放歌》吁叹“支那民族”如今处于覆巢毁卵的境况中，西力东渐席卷亚洲风云。“我今长啸走东海”和“绵刀欲将黄祸肩”［7］两句以东海海域连接中日韩三国，呼唤义轩子孙负起拯救亚洲的使命与责任，“黄祸”具有对抗白种、对抗西方的意味。楚囚的诗歌《阅法文支那变色图当哭》中，法人用红线在中国地图上圈定其势力范围，还在扬子江流域标写赠予邻邦。中国已然入瓜分之局，成为帝国势力争夺的焦点、世界的竞争中心。还有一首佚名的《渡美纪行诗》，观英人虐待印奴，发出“红头蹲跪亚洲奴，只怜亡种生余痛”［8］之感。这些生发于日俄战争前夜的体验，将民族、国家与亚洲连在一起，也成为黄种联合构想的基础。

 

 

 

　　再看哀鸣子的诗歌，“酣梦何时醒”和“练好身体”“安排枪炮”显现了中国此时面临技术落后与国民精神不振两种困境，指向黄种联合构想背后的双重焦虑：外在的科技军事落后的技术焦虑与内在的国民性焦虑。小说《明日之战争》的结尾有一段译者的反问：“问我国民有如法兵之依小口径枪为性命者否？问我国民有如法民之保土地如性命者否？”问后连叹，“否否！否！否！！”［9］这恰切地显明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困难处境与进步焦虑。在此情景下，黄种联合成为缓解焦虑的途径。作家借助日本同洲同种同文同教的崛起故事，反击白种胜于黄种说，以劝说鼓励国民、激发民族主义情感。

 

 

 

　　面临危机、感知焦虑，中日构想策略联盟。虽然“联日抗俄”声势浩大，但知识分子对联日始终保有警惕。梁启超将这一行为比作与虎谋皮。联日是抗俄的策略之举，在日俄战前，认为俄人不足为惧者大抵仅有严复一人，更多知识分子认为，日本虽然需要忌惮，但终不及俄，可先击却最强者，然后徐图其次强者。此外，知识分子们是“在构造一种西方威胁以强化他们的政治利益”［10］，并且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以抵抗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帮助中国在清朝体制内进行改革。日本宣扬同文同种、黄种联合也非真心，引同文同种不过是“就政治而利用之”［11］。可见，黄种联合、同文同种不过是应对西方／白种入侵的措施，此时亚洲联合的心理基础为世界非白人所有，黄种在此时具有平等、进步的号召性。

 

 

 

　　策略联盟激起了文学中种族联合的想象，中国往往成为“想象的主体”，在战争中具有引领作用。这一方面与中国接受“黄种”词汇的因由有关。“黄种”自出现在中国起，就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质，它与其说是西方人强加的称谓，不如说是中国人主动且欣然接受的身份。中国人以黄帝子孙、轩辕后裔将己身看为黄种中的高贵血脉。另一方面与日本此时的劝说言论不无关系，日本总以土地面积说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位置，声称中国不保亚洲不保。日俄战争前的文学作品里，所想象的“战俄”往往以中国为主体。《黄人世界》中的老学究，追忆“东亚联盟”“义师战俄”的历史时，忆起光绪帝派遣袁世凯与张之洞对抗俄国，各派党人也自发组成义勇军、赤十字队，立誓战胜俄国。

 

 

 

　　总之，拒俄、反满与种族竞争，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共同诉求中并行不悖，中国知识分子在危机与焦虑中想象联盟日本与黄种联合。

 

 

 

　　（三）“去战化”的亚洲胜利想象

 

 

 

　　虽然晚清时期有众多黄白竞争、黄种白种必有一战的言说，但是细察可见，在日俄战前的文学作品里，种族竞争的过程往往被省略，作品隐去了暴力情节，更倾向于通过文化去征服和争竞，而非暴力抢夺。黄种联合的构想在此时是抵御型的，文学作品对亚洲胜利过程的想象也是隐战化的。

 

 

 

　　黄白大战的言论要追溯至1897年，“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12］常被用以引为中国接受种战思想的源头。它出自梁启超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界》，话语意在平满汉界以构建国族，“然则吾之所愿望者”［13］，不只平满汉界，应将黄种人之界全数平之，平界中实则寄寓着亚洲和平的理想。黄白竞争的目的是“为欧亚竞争之权”，为“黄种存亡之枢纽”［14］。《黄人世界》将“义师战俄”作为中国维新大业的第一步，《新中国未来记》以“中俄战争”为中国进入外竞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小说将黄白战争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首要条件，也作为世界面貌变革的前提。

 

 

 

　　“西人有言曰文明以血购来”［15］，在欧洲为主导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得不以西方的战争、竞争规则进入国际体系，联合争竞由此而生。但同时中国又无法悖离本国的文明传承。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战争就是抵御型的，不同于西方的侵略型战争。因此，这一时期作家的战争书写仅仅在口号式的表达与畅想，而隐去了战争残暴的场面，直接幻想亚洲的胜利。小说里会有“手执金刀九十九，杀败仇人方罢休”［16］的呼号，但实际的作战过程却是艰苦卓绝，屡战屡败才赢得最终胜利。对比之下黄种的牺牲还更甚于白种，而看似暴力的呼喊也只是反侵略的宣言，由此也定义了战争抵御而非侵略的内涵。战争与文明互为因果搭建起西方的殖民逻辑，而中国提出“亚洲”的目的是意在建立一个反西方、反殖民的亚洲逻辑。

 

 

 

　　《新年梦》中有中国反击俄国的战争想象，陆海军相互攻击的情节里流露出防御、击退和非战的色彩。小说想象战胜西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弭战争并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继而把“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17］，协力同自然竞争，一起去其它星球殖民。小说设置去往外星殖民的情节，一方面将矛盾转移，另一方面将殖民虚幻化。《月球殖民地小说》也是如此，小说将文明的冲突转移到月球，倘若月球“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18］。在一致对外的想象里，地球连成了一个整体。《新中国未来记》也是以议和想象战争。本来一触即发的人种战争，在匈牙利人的调停下化解了，各国列强共同在中国首都召开了万国和平会议，议定黄白两种人从此权力平等、相互亲睦。小说中还言：“中国便是一个大炉子，他的同化力强到不可思议，不但比他野蛮的，他化得了去，就是比他文明的，他也化得了去。”［19］可见，晚清的种战思维背后蕴藏的是中国文明、大同理想，尽管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免需展示出与西方合谋的姿态。而中国对亚洲胜利的想象中，也蕴藏着对亚洲共同体、亚洲价值的最初展望。

 

 

 

 

　　二 开战：战时泛黄种想象与亚洲价值建构

 

　　

　　

　　1904年2月8日，日本偷袭俄国舰队，9—10日双方宣战，日俄战争就此展开。战争爆发后，报刊舆论里不仅有中国拒俄联日的倡导，也有高丽拒俄、暹王拒俄的新闻。亚洲在对抗西方白种的战役里暂时结为一体。

 

 

 

　　（一）清政府局外中立、民间对外宣战与日本屡战屡胜

 

 

 

　　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引起民众极大不满，催生出一种超国家的感情，成为泛黄种想象产生的条件。中立使民间团体和组织不得不承担起国家责任，发起救亡改革的呼号，并在变革诉求与战争对象（反专制与帝国主义）的统一中，利用超国家的情感发展次国家［20］的事业，使之成为泛黄种想象的心理动机。而日本的屡战屡胜成为黄种的信心来源。三者共同为泛黄种想象的兴起提供了情感基础。

 

 

 

 

 

 

 

　　对清政府的不满和赞扬同洲日本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倾向。《新年梦》谴责了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以反讽的笔调讽刺了局外行为的荒诞。《孽海镜》里，清廷被称为“一只毛脱骨落半生半死的专制虎”［21］，而满人是“贼头脑鬼”的“野蛮贱种”［22］。与对清政府的不满不同，不少作家表达了对日本的赞扬，如秋瑾的《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明治天皇雄舞姿，独立精神寒鉴齿。奋发神威不可当，投袂扫穴殴贪狼。”［23］诗句中满是对英勇反侵略的独立战争的向往。“局外中立”的国家行为加深了政府与民间的矛盾，造成了民众的失落心理，使得不少国人寻求超国家的力量以拯救中国，催生出超国家的泛种族主义情感。

 

 

 

　　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不同，日本对俄宣战与首战告捷，改写了西方白种神话，极大地激起了黄种自信，激发出黄种认同，生发了理想主义和救亡热情。“人能造之吾必亦能，吾有以知夫俄日战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大异矣，黄种之兴其可量哉”［24］，“祝黄种之将兴”“黄种之兴可望”的种族信心里，种族情绪与民族、国家的情感相呼应，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指向一致。日本的“屡战屡胜”也成为鼓舞民间变革的积极力量，《中国兴亡梦》里就有报道日本胜利的报纸中夹有印着民间团体活动传单的情节。

 

 

 

　　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此时倡议黄色种族主义都具有现实意义，可为不同的政治思路所利用。维新派提倡黄种为消磨满汉矛盾、构建国族；革命派以宣扬日本同为黄种为策略，联合以反满、反专制。清政府失责而民间团体兴起，他们组成次国家行为体幻想与日本共同抗俄。此时的小说虽在叙事倾向、内容构设、情节场景方面相异，却不约而同地幻想科技与军事的强盛。《月球殖民地小说》体现了当时东亚联合、复兴亚洲的观念，并以人物设置、巧妙安排情节来影射日俄战争。龙孟华入狱时，玉太郎去清使馆求助无果，而日本大使馆积极斡旋救助，并称中日同种。小说极为痴迷代表科技和文明的热气球，关键情节和原书的每张插图中都有气球。当玉太郎的气球在伦敦高空被围观时，英政府产生担忧：“黄种的文明日日进步，白种的文明便日日灭色，将来灭国灭种都是意中之事。”［25］黄种科技强盛对白种产生威胁，既是种族心愿，也符合此时读者的期待。还有时事小说《辽天鹤唳记》，当中大段篇幅介绍日本的军政、武备，细致到兵种区类、督教条例、海底水雷安装方法，篇幅冗长，造成了小说文本的断裂，还缺少情节性和可读性，完全成为普及军事、制度的文章。

 

 

 

　　（二）侠情与尚武：战时亚洲人格建构

 

 

 

　　日本的胜利令当时的一些中国人感到“以武士道、大和魂之国粹养成独立自由伟大之国民”，“骎骎乎有席卷亚洲之势”［26］。中国也在战争实践中发觉儒家文化的困境，君臣伦理、家国天下的观念在战时成为获胜的阻力，《黄人世界》里的老学究吴用，《黄天录》里的何勿用，都是对战时书生作用微渺的感喟，以此，本被隐去的游侠精神、侠义等民间文化重回中国视野。作家开始从历史中追溯尚武精神、制造种族神话、建立英雄谱系，日本也被纳入其中，共同参与亚洲人格建构。

 

 

 

　　日俄战争时的小说所塑人物形象繁多、样貌丰富、学识技能各有侧重，呈现出一副群英荟萃的景象，在《痴人说梦》《中国兴亡梦》《黄天录》《孽海镜》等小说中均可窥见。如《中国兴亡梦》，小说虽罗列了各具特色的英雄人物，寥寥几句就栩栩如生，但仅以文字展列于一页之内。实际战役之时，并未提及其名讳，他们被概括为“侠勇军”。“侠勇军”融合了东北马贼和留日学生组成的轻骑义勇队，前者以侠义为特征，后者接受尚武教育，尚武与侠义两种品格合而为一。《中国兴亡梦》第七回“马贼历史之慷慨谈”中有一封马贼的自白信，“吾属性至不平”［27］，见强暴凌虐孱弱者，便不惜牺牲自己而扶植之。信里显示出民间所具有的江湖精神与义气。在种族、国家危难中，他们成为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俄事警闻》中就刊有《告马贼》，劝说他们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投靠俄军，应当奋起相助、护卫国家。这里出现了极具意味性的一幕：“改造民间”。当民间力量和英雄草莽进入创作中时，文学作品天然地呈现出一种“去阶级性”。当“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28］。侠义情感背后是平等、自由与幸福，蕴含着知识分子所构想的亚洲价值观。

 

 

 

　　中国人组成了群英谱系，日本人却不是如此丰富，作品大多展示日本军人。《招国魂：哀军人之不振也》中称赞无畏、尚武的日本军人。《一千勇士》里赞扬带领士兵自尽也不做俘虏的陆军中佐。《无泪的烈女》《林夫人》都颂扬了武士之妻在得知丈夫战死的消息后不哭泣、不惊慌的场面。尚武外他们也有侠情，《日本人真可敬》中赞美日本人省下平日里吃酒看戏的经费以资助国家军队。这些故事皆出自陈独秀所辑的《东海兵魂录》。与此同时，他还辑有《中国兵魂录》，集纳中国古时武士骁勇善战、英勇可泣的事迹。二者共同塑造出无畏英雄的形象，建立起“尚武”“侠义”的亚洲人格。不论是“东海兵魂”还是“中国兵魂”，文学界、思想界联系归纳亚洲成员间的共同特质，“使得群体认同得以运转”，“并且超越了集体行动的逻辑”［29］，使得黄种认同成为可能。但是事实上，这一强调共性、克服差异的心理是十分危险的，容易使群体陷入狭隘、盲目的种族主义中，生发出极端的种族复仇主义思想。

 

 

 

　　“尚武”和“侠义”共同构成了一种黄人精神，这种基于对抗欧洲、对抗白种所产生的精神不免与白人逻辑一致。正如法侬谈论黑人观念时所说的那样，“黑人精神”“常常是个白人的结构”［30］。因此，这种精神很容易被利用、转化。在日本人的精神观念里，军人应该武勇，这种武勇之气不是“血气方刚”的匹夫之勇，而是应该做到“弱小之敌不可侮，强悍之敌不足惧”，“故真尚武之人，其平日必以温和待人为先，而足得他人之敬爱”［31］。此类精神能有效地激发民众的国家情感与民族意识，在保卫战争时产生极大效力，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外。但当日本人的尚武精神逐渐被西方帝国思想侵蚀，逐步发展为带有侵略含义的军国主义，尚武就成为侵略的代名词。不仅如此，日本文化里本来具有的对天皇忠诚、对国家主义信仰的归顺，也是尚武精神逐渐负面化的另一因素。

 

 

 

　　（三）正义亚洲的集体想象

 

 

 

　　古往今来，政治、伦理、法律是衡量战争正义性的普遍标准，小说文本也从这三个层面来塑造出正义亚洲的集体想象。分别体现在：是否反侵略，是否符合道德，是否符合国际法。

 

 

 

　　观云在《日俄战争之感》中，剖析了日、俄两国的参战目的。俄国参战是为“图强大之心”，为“树东太平洋之霸权”以“鞭笞东亚”，战争动因是为了“一二人之私欲”［32］，为功名利禄所驱，非民之欲战。俄国在战争伊始就显露出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强权特质。小说也常由此出发，以俄国的非正义来反衬亚洲反击的正义性。首先，文学作品以真实事件作为创作素材，借战地中国民众之口定义战争为保卫和平、抵抗侵略。诗词《闺中叹：悯国难也》、戏曲《薛虑祭江》、小说《痴人说梦》都表现了俄军将东北百姓沉江的真实事件。其次，亲历战争、感知战争也是对战役正当性的确证，小说《孽海镜》以亲历者的眼光再现了骨肉同胞被俄国侵略者残忍杀害的场景。再次，小说合理化地阐述了日本的宣战行为。《辽天鹤唳记》以各国对东三省的态度来反衬出日本保护东亚的正义性：法人创瓜分之说，英人倡势力范围之论，德人以强硬手段割占胶州，俄人霸占满洲，各国列强中被写成不侵略者的只有美国人和日本人，因美国人这时以门户开放的政策为宗旨，而中日有同洲之谊。

 

 

 

　　是否符合道德是塑造正义亚洲形象的第二个举措。“主人酣睡”“仗义邻居”“大盗入室”是对中、日、俄三方行为的描述。陈去病曾以“大盗入室，主人酣眠”［33］形容了俄国入侵中国之事，并感慨中国子孙陷入暗暗死囚、沉沉黑狱。《辽天鹤唳记》也以贼人偷盗主人钱财、侠客拔刀相助的故事譬喻中日俄的关系。历史叙述和寓言化语言相互间杂，显示着俄国偷盗者的非道德性，也合力塑造出一个仗义的日本。

 

 

 

　　是否符合国际法是构建正义亚洲的第三重想象。《痴人说梦》中，俄国屡犯中立条约，政府也不敢轻易开战，而是组织各国公使召开外部会议，在国家法的支持下出国书宣战。《中国兴亡梦》里，侠勇军协助日本人共同抗俄时也申明“中立有约”，出战行为“非吾全国国民之意，尤非吾东三省人之意”［34］。国家视角不论中日，小说在宣战、征战方面都着重表现对国际法的支持，呈现一个正义的亚洲。但在实际情形里，日本并未向俄国宣战便偷袭旅顺口的太平洋舰队，苏联作家斯杰泮诺夫的《旅顺口》开篇就展示了这一情景。日本不宣而战的行为，事实上是违背国际法的，却被改写为机智的行为、作战的策略，在《辽天鹤唳记》中可见。

 

 

 

 

　　三 终结：胜利的冲突与整体亚洲的想象困境

 

　　

　　

　　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鼓舞了亚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发生，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人种竞争概念中隐藏着强权与暴力的文化逻辑，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这一侵略性内涵，转而倡导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另一部分作家却不自觉地陷入殖民化思维，继续宣扬种族战争，走上狭隘的种族主义亚洲想象。

 

 

 

　　（一）  战事画片的演变与观者位置的迁移

 

 

 

　　日俄战争时期有三种画片：俄国兵欺压中国人；俄国与日本激战；日本兵砍杀中国人。观看画片者为中日两国，不同的是画片中的主体与画外观者的位置。随着画片内容的转变、观者位置和身份的迁移，日俄战争所构建的亚洲身份产生裂隙，本就充满矛盾的泛亚联合走向失败。第一种画片常见于《俄事警闻》封页，图片展示不同场景中俄国兵对中国人的暴虐行为。中、日两国在一致对俄中结成统一，也使以黄种肤色为基础的亚洲身份得以产生。第二种画片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描绘的。鲁迅所读书的课堂，教书老师会给学生放映日俄战事画片，使鲁迅“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35］。可见，观看日俄战争画片成为日本日常教育的一部分，用以激发民族热情。第三种画片是“幻灯片事件”中所说的示众图片，《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里均有叙述。在日本与俄双方争战的画片里，鲁迅可以假意与日本人一同欢呼，但当中国人作为被虐杀的主体时，鲁迅却再也无法应和，也就“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36］。鲁迅发现中国处在本土专制、日本帝国、西方殖民三重帝国之眼注视下的真正境遇，可谓危机重重。画片内的施暴者从俄国人转换为日本人，带来画外观者的情感转变。同为观者的日本从同情暴力转向成为暴力，另一观者中国人也由此对这一政治联盟心生嫌隙。暴力和屠杀的直观冲击也带来了知识分子对泛亚洲主义和种族亚洲共同体的反思。而随着反思与支持种族战争的两种声音，文学里产生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和狭隘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37］。

 

 

 

 

　　（二）一种反思：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

 

 

 

　　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种族战争的反思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警醒。日俄开战后《俄事警闻》更名为《警钟日报》，“宜为对付日人之策”［38］。知识分子们希冀通过同洲日本的崛起来鼓舞中国民气，同时又警惕日本成长为新强权。陈独秀所办的《安徽俗话报》在日俄战时大力宣扬日本尚武精神，鼓励中日联合、共兴黄种。及至陈独秀在日俄战后发觉日本成为新的亚洲强权，与欧洲无异。于是痛心呼喊：“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 ［39］

 

 

 

　　日俄战后，诸多含有种族隐喻的小说兴起，以寓言化的形式表现反压迫的斗争内涵，以色彩设置人物与情节，映射黄白二种之关系，并希冀于抗争中求得平等的生存状态。洪炳文的两部作品《警黄钟》和《后南柯》都是如此。《警黄钟》创作立意于“黄种何警乎尔？以白种强而黄种弱也”［40］，内向反思黄种积弱之原因，外向展示黄种受困于白种的真实处境，表现被压迫国家的反压迫斗争。小说虽然传达了黄白平等观念，但是就黄封国内部关系来说，作品并未打破君臣关系，因此不具备内部人民平等的思想。不过，“黄种可保，吾国可兴”的平和愿望，“御侮自强”［41］的最终诉求，就已与狭隘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区分开来。还有一类寓言小说也想象平等的亚洲，但对成员国日本存有顾虑，比如，《亚东之富豪》（1907）故事情节中隐喻了甲、乙（日、俄）共谋富豪（中国）庄园；《蜗触蛮三国争地记》以触国隐喻日本的侵占者实质。

 

 

 

　　实际上，战后日本关于此战争的创作与回忆、话语与观念也呈现出两种相反的态势，有代表性的是译介至中国的《旅顺实战记》（又名《肉弹》）与《一个青年的梦》，作品从不同层面参与了平等型亚洲想象的建构。《旅顺实战记》将日俄战争塑造为日本人保护日本国土的战争，并恶意丑化中国人。种种行径使中国人意识到中日间“黄种联合的亚洲”脆弱、虚假与不可靠，也反思了“越是惨烈，就越是‘忠诚’”［42］的战争观念。国家观念上的分野、侵略与不平等的日本民族主义、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阴谋使中日联合的平等型亚洲想象破裂。《一个青年的梦》中有一幕表现日俄战争，以俄大、日大、恶魔的对话拟人化地将日俄战争的心理动因、国际局势全面展现，并将其塑造为被恶魔诱惑的战役。这一观点与辜鸿铭谈论《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相似，他认为这一战争的根源，在于西方列强对亚洲实施的错误政策，西方种族、肤色、文明建立起的“国家实力”标准是诱发战争的恶魔。

 

 

 

 

　　《一个青年的梦》在中国的接受分裂出两种与亚洲有关的观念：超越亚洲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念和民族主义指引的亚洲观念。两种都可孕生出平等型的亚洲想象，但前者因为观念的理想性而沦为空想。后者以鲁迅为代表，是想象亚洲间各民族平等互助的关系，是民族主义组成的亚洲。正如他所说，现在民众在讨论日本吞并朝鲜的事情，只要听到“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都“教人害怕”［43］。在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里，亚洲国家共同“生出新的这世界的秩序”［44］，以民族平等为基础，反对种族、肤色主义，反思强权和武力，并且尊重保留每个国家的独立权、自决权。亚洲各民族间的平等互助也与今天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相一致。

 

 

 

　　（三）另一种极端：狭隘型种族主义的亚洲想象

 

 

 

　　一部分作家倡导平等型民族主义的亚洲想象，而另一部分作家却不知觉地陷入殖民化思维，如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1909）、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1909），以及1931年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这些创作走向了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之路。

 

 

 

　　日俄战争后，文学中兴起了对空中战争的想象，尤其热衷于幻想拥有破坏性极强的空战武器，这在种族战争小说里表现得极为明显。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的“气球队”大破敌军；肝若（沈翀）的小说《飞行之怪物》（1908）设想1999年欧洲与中国在空中开战的场面；《新野叟曝言》里文素臣统领“醒狮号”飞舰队征服欧洲七十二国。对空中战争的描摹，即是对强权的想象；对战役里空中武器的想象，往往伴随着非人道的暴力书写。在《电世界》里，电学大王黄震球发明出可以飞天的“电翅”，和“电枪”相互配合，使西威国一千多艘的飞行舰队，一瞬间便灰飞烟灭。空中武器具有绝对破坏性，使用此种武器是反人道的。在20世纪初期，国际法就禁止了在战争中使用空中投掷物，“凡战争时使用风船及其他空中飞行器以投射爆裂弹于敌军一事，已由海牙和平会议禁止”［45］。1899、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制定了“海牙公约”，公约本着人道主义的法则，禁止作战时使用空投型武器。可是《新纪元》却对公约进行了改写。小说中成立的平和会制定了新的万国和平会议法，其中规定：“一、各国为爱种起见，从前平和会所公禁的一切猛毒残酷之战具，皆许权时用以应敌”；“二、各国臣民有精于科学、发明新式战具者，准其携往战地，用以破敌”［46］。反和平、反人道的规则使战争充满着野蛮时代的暴虐，成为协同破坏的集体暴行。《电世界》里舰队杀人的器具是炸裂弹，“不满一天，炸得人畜俱无”［47］，小说还描写了战争场面中科技的作用，电力“射出来的火花，竟如千百条火龙，横空缭绕”，“不消五秒钟，舰队已无影无踪了”［48］。本来充满着苦难与牺牲的战场，成为了胜利者表演强盛的舞台。此外，“器物竞争”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线索。器物革新推动战事，展演情节，这在《新纪元》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方发明了新武器，另一方就针对其特点研制出武器克星，如此循环。在器物文明进化的追逐里，人类社会在“发明—破解”武器中不停进化，进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发展为强烈的排他性的种族民族主义。

 

 

 

　　1931年黄震遐在诗剧《黄人之血》里重提“黄祸”、重演种族战争，期望从中获得民族主义的力量。作者想效仿日俄战争时期的黄种联合、团结日本。剧作在发表之初便遭受到左翼作家鲁迅、茅盾等人的严厉批判。此时宣扬“黄祸”是与日本侵略型亚洲主义的合谋，以种族战争张扬民族主义，所表现的是“麻醉民众”和“法西斯帝化”［49］的民族主义，并且陷入极端化的种族复仇主义。侮辱性的词汇、残忍与野蛮的战争宣扬无不使剧作走向狭隘和极端，陷入与帝国主义合谋的殖民逻辑。

 

 

 

　　整体亚洲想象的困境在于想象一种单一的亚洲身份。这无疑是危险的，它不仅忽略了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也陷入了以自我民族、国家为中心，与西方、欧洲二元对立的逻辑里。日俄战争前后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拟想的“亚洲共同体”，产生了泛黄种的亚洲想象。这与世界情势接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种族主义”兴起，不仅有泛非会议的召开，也有一系列话语动员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类门罗主义的口号，当时却在激发起民族主义、鼓舞国家倡导独立、争取主权的行动中起到极大作用。日俄战争开创了有色人种战胜白种人的先例，打破了欧洲／西方绝对强权的知识体系。日本的胜利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独立的大希望。日本被视为“对抗压迫者，对抗傲慢入侵者的利剑；指引受压迫者，指引有意看清自己的火炬”［50］。但日俄战争后，亚洲局面发生重大转变。俄国战败，社会矛盾加剧，无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进入历史舞台。而胜利国日本却走上了军国主义之路，走向极端化、暴动和恐怖攻击。

 

 

 

　　日俄战争是一个历史契机，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亚洲共同体的思考。如何认识我们的周边邻居成为历史与文学的主题。文学中呈现出一个整体亚洲的镜像，但文本观念里浮动的以自我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侵略内涵，使我们认识到想象一个统一、单一的亚洲身份极其危险。这种以种族划分世界的单一方式忽略了阶级、性别、语言和道德，也忽略了亚洲国家文明、区域、政治的复杂性，消磨了亚洲具有的多样性与内在差异。在对整体亚洲的想象与建构中，更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亚洲共同体不是一个绝对同质化的概念，它更多层面上表述的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亚洲国家应互相把亚洲共同体作为一种松散的人脉网络，在多样性中包容差异、寻求共性、互动发展。

 

 

 

　　注释：

 

 

 

　　［1］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3期，1903年1月。

 

　　［4］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第6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 17》，董文成等编，第44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6］哀民子：《宝塔歌五首》，《俄事警闻》1904年1月7日，第4版。

 

　　［7］亚东铁血生：《东海放歌》，《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8］《渡美纪行诗》，《汉声》第6期，1903年6月。

 

　　［9］邓利：《明日之战争》，冷血译，《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

 

　　［10］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第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非同文同种》，《外交报》第10号，1902年6月。

 

　　［12］［13］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界》，《梁启超全集》第1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02页，第1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4］《新编日俄战纪广告词》，《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

 

　　［15］《战争者文明之母也》，《清议报》第66册，1900年12月。

 

　　［16］守一：《痴人说梦》，《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7期。

 

　　［17］蔡元培：《新年梦》，《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第1版。

 

　　［18］［25］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 4》，董文成等编，第532页，第35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9］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7期，1903年9月。

 

　　［20］“次国家”被解释为地方政府，适用于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晚清时期，清政府代表着国家行为，民间组织、地方团体成为次国家行为体。

 

　　［21］《孽海镜》，《警钟日报》1904年3月27日，第4版。

 

　　［22］《孽海镜》，《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第4版。

 

　　［23］秋瑾：《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旋歌》，《秋瑾集》，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4］《祝黄种之将兴》，《济南报》第12号，1904年3月。

 

　　［26］《哀同胞之将亡》，《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1905年1月。

 

　　［27］侠民：《中国兴亡梦》，《新新小说》第1卷第2期，1904年11月。

 

　　［28］刘师培：《论中国阶级制度》，《警钟日报》1904年5月12日，第2版。

 

　　［29］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0］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第7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31］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潘星汉译，第1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32］观云：《日俄战争之感》，《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4年2月。

 

　　［33］陈去病：《论中国不与俄战之危险》，《俄事警闻》1904年2月14号，第2版。

 

　　［34］侠民：《中国兴亡梦》，《新新小说》第2卷第5期，1905年2月。

 

　　［3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钱振纲曾将民族主义分为平等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前者主张民族间建立平等关系，后者主张在民族内部实行独裁统治，在民族间实行优胜劣汰的民族战争。参见钱振纲《论茅盾对民族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8］《俄事警闻之尾声》，《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第1版。

 

　　［39］陈独秀：《随感录·公同管理》，《每周评论》1919年5月4日，第3版。

 

　　［40］［41］洪炳文：《警黄钟》，《洪炳文集》，沈不沉编，第190页，第22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2］董炳月：《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第59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43］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43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4］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30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5］《空中爆裂弹之日俄战争》，《时报》1904年7月1日，第6版。

 

　　［46］碧荷馆主人：《新纪元》，第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7］［48］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小说时报》第1期，1909年10月。

 

　　［49］石崩（茅盾）：《〈黄人之血〉及其他》，《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

 

　　［50］潘卡吉·米什拉：《从帝国废墟中崛起》，黄中宪译，第18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