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长武，（北京 1000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党百年艺术生产运行机制与制度研究”（22ZD0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人才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相关问题研究”（23ZKRC10）
摘要：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新时代，而应将其放到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的宏阔历程和历史纵深中进行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主要体现为：第一，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合用的工具”；第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阐明其基本内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第三，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工作原则和方法，既“继往”以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又“开来”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第四，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过程中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取得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历程及其历史贡献，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关于“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真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明确提出的重大论断和要求。202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这一论断和要求创造性地把“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为“两个结合”，即“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的主要理论创新点就在于“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只能限定在新时代，而将研究视角放宽到新时代之前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比如研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贡献，就不能成立，是“伪命题”。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理论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理论观点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多次循环往复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原创性和标志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021年11月8日，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起草情况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说明时，明确把“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3]，作为党中央认为需要深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之一。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指引。基于这一重要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二个结合”是既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又总结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内在规律的认识而提出和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或者说，虽然“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的，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不能仅仅局限在新时代，而是需要“端起历史望远镜”[4]，将其放到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的宏阔历程中，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分析。
由此可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不是虚构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学术界作出深入研究的“真问题”，而且这一“真问题”确实有详实的文献和史实支撑。
探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问题，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下面即从与这几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几个侧面，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指出“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提供了“合用的工具”
步入近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接触，产生了中国人应该如何科学对待它们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后，这一问题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和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而要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有可用也管用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将之称为“合用的工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陷入到危亡的境地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一边奋起反抗，一边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无论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青年毛泽东也处在这个苦苦找寻科学真理和思想武器的队伍之中。他后来曾几次讲到他寻找真理、“逐步觉悟起来”的历程。他说“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6]还说“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7]，但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近代以后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和武装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8]。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深刻回顾和总结党的奋斗历程，以应对困境、同敌人作战的“武器”为喻，高度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作用：“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9]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思想武器的作用时，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0]；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是“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1]，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因此，“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12]“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3]，“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14]。
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在回望历史时往往能够得到进一步升华。1949年9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了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其中一段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5]这段论述的点睛之笔是“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这句话，它不仅与整篇评论的主题相呼应，点明唯心历史观破产和失败的命运，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具体而灵活地“用”起来，而不是脱离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将之作为僵化的本本和一成不变的教条“摆”在空中。正因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合用的工具”。另一段话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6]这段话的前半句说的是“因”，关键词是“学会”，后半句说的是“果”，关键词是“转入主动”，而从“学会”到“转入主动”的关键则是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唯物史观的确立。中国人在精神上之所以能够从被动转入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破除了唯心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学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合用的工具”认识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自身、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有明确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合用的工具”和正确的思想武器，才能真正从“唯物”“唯实”而不是“唯心”“唯书”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立足于而不是脱离于客观的具体实际和生动的社会实践，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时承认、尊重、正视而不是割断、虚无、无视历史，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持续深入进行探索以至取得重大成果。
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阐明其基本内涵，实际上已经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的相关内容和要求
无论是“第一个结合”，还是“第二个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都居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的统摄之下。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正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党成立以后开展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7]这段论述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而且阐释了提出这一命题的主要缘由，指明了这一命题的实践指向。而无论是阐释缘由，还是指明要求，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环境进行应用，而不能抽象、空洞和教条地以之生硬剪裁中国的具体情况。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毛泽东的思考持续深入，又多次就此进行阐述。比如，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8]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9]同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他又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0]的要求。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21]这些论述的核心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多次进行阐释，是有着深刻的逻辑和明确的指向的。1942年2月，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结合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就此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当时“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22]这里，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作了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评价，对新八股、新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的产生根源作了深刻剖析，有力说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逻辑和明确指向。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继续进行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的论断和要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件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3]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针对硬搬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剖析说，“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24]。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5]这三则论述，从提出“第二次结合”，到反对“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再到强调要“创造新的理论”，构成了前后的因果和递进关系，进行“第二次结合”，就是要反对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继而指导新的实践。
如果说革命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进行“第一次结合”，主要针对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的情况，那么，建设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主要针对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建设经验教条化的情况。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里，毛泽东既强调了中国具体实践，又强调了中国具体实际。二者本质上是一体贯通、不可分割的整体：实践是指历史主体所开展的各类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际是历史主体开展活动所处的时空条件，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实际也即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具体的、带有自己特性的，而这样的特性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所处的时空条件，即中国的具体实际所规定的。这其中的道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要改变中国，“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6]。所以，要准确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和要求，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弄清楚何为“中国具体实际”。
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多次强调“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的情况”“中国具体环境”等因素，这些“民族的”“中国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具体实际”。那么，如何成为“民族的”“中国的”？这就不仅要立足中国的现实实际，还要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现实中国从历史中国发展而来，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现实中国。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多次进行过强调和阐释。比如，早在1929年6月，他就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27]。这里说的“历史和环境”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所“唯”之“物”，即客观实际和社会存在。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这里把“中国实际”分为“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其中的“革命实际”也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实际。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9]。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召集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报告中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30]对《决定》中提出的“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要求作了概括和界定。在《决定》的这一表述中，不仅把“中国实际”作了“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层划分，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作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双重规定，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具体要求。而这个要求已经与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表述比较接近。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基本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简言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不仅是指中国现实实际，还包括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换言之，毛泽东提出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着“第一个结合”的内容和要求，实际上也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的内容和要求。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深刻阐明其基本内涵，为习近平在新时代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进行理论升华从而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提出一系列工作原则和方法，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
承前所述，既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除了中国现实实际，还包括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那么，也就提出了以怎样的思想方法认识和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即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论断和具体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的明确要求。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这里摘取其中三段进行分析。一段论述是：“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31]这里把历史知识提升到与革命理论和实际运动同等层次的地位，可见加强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再一段论述是：“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32]这段论述把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我们民族的历史”代表着过去的话，那么“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则分别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这实际上提出了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去哪里的要求。还有一段论述是：“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3]这段论述的主要意思有四层：一是表明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指出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连续性、客观性，不能割断历史；三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中遗留了许多珍贵遗产，不能虚无历史；四是指出当时我们党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处在“小学生”的水平，迫切需要加强。
第二，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建设目标，明确我国文化建设的鹄的。如果说针对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34]的情况，强调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不割断和虚无历史，还只是“继往”的话，那么毛泽东关注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转向未来，提出“开来”，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任务。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擘画和部署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和战略步骤时，就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3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虽然这时“整个的国民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引，它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36]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作出进一步阐述。他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7]“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8]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地位，领导人民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各类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毛泽东进一步将科学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9]，“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0]。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关于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都注重把文化建设纳入到政治、经济等国家各项建设中来一体认识和把握，始终围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清晰的目标任务展开。而这一目标任务内在地规定了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必须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还必须是与旧文化不一样的科学而非愚昧的、大众而非小众的“新文化”，这实际上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其中的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融通结合，提供了有力引领。
第三，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工作原则和方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转化创新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提供了方法指导。这些原则和方法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
一是，坚持批判地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毛泽东指出，要对“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41]，“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42]。这里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地进行否定，而主要是分析之意。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43]，“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44]。“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45]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坚持一分为二，有所鉴别，有所取舍。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6]。对孔子及其思想“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47]，“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48]。总之，一条总的原则，就是批判地继承，保留和吸取精华，剥离和剔除糟粕。
二是，坚持古为今用，做到以史鉴今、服务现实。毛泽东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49]；总结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是颂古非今”[50]，是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51]；“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52]，要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53]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要立足今天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需要，着眼于其中思想精华和智慧方法的具体运用，从而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三是，坚持推陈出新，注重改造和转化。毛泽东强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54]，不能“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55]，使之适合中国今天的实际；尊重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56]“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57]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存在一些陈旧落后的东西，这就要在分析和鉴别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改造和转化，推陈出新、吐故纳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其表现形式，把历史文化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58]，“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59]。
正所谓“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60]，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工作原则和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肯定和继承，有否定和剔除，有吸收和运用，有改造和转化，有否定之否定和创新创造，彼此之间相互支撑、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方法论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些原则和方法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沉淀，早已成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更是衍化和内化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五、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在“第二个结合”方面取得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围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提出了一系列论断和要求，而且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里仅举几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同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相结合，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汉书》中关于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及唐代学者颜师古的注解“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进行转化和升华，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61]基于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和全新理论阐释，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性表达。
其二，把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其中关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同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特别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吃一堑长一智”“知行合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相反相成”“除旧布新”等具体观点相结合，深刻总结和提炼我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观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重民、贵民、恤民、爱民、安民、富民、乐民等民本思想主张的精华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概括和提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62]，因此，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63]。这些论述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刻诠释和生动表达。
其四，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思想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内在规律，对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的故事中的道理，进行提炼、改造和转化，形成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规律性认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64]
其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巩固国家政权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上长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和实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传统以及关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中的思想智慧，对新中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重大问题，审慎作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的重大决定[65]，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毛泽东立足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恰到好处地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且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兼用“新瓶装旧酒”和“旧瓶装新酒”的多种形式和形态，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形象生动地传播开去，并为人民所深入理解和广为接受。这些做法不仅给全党作出了典型示范，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以至后来改革的实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今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正欣欣向荣，他们追求的伟大理想正在变成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66]在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索和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上，毛泽东作出的创造性探索和历史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缅怀，而缅怀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而更好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提供科学有力指引！
注释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7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7] 同上，第44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页。
[9] 同上，第146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
[1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3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3-30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3-26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
[16] 同上，第1516页。
[1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
[22] 同上，第831-832页。
[23]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57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26]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2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3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0页。
[32] 同上，第650页。
[33] 同上，第651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36] 同上，第697、704-705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38]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40] 同上，第268页。
[4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1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4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3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5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1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54] 同上，第1083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5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60]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6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6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6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66]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