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以问题导向作为综合创新之源，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问题域的历史性集合。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围绕“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这一问题历史地发生与展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势，提出了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开辟现代化新道路，以此实现自由解放的历史性问题，这就开拓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问题域。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势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不断把握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问题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 “两个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论题。[1]一方面，报告点明了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在新形势和新征程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历史任务。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有助于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有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实现的历史性创新，有助于增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主动。

一

问题域的集合：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解

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由张岱年先生开辟的“综合创新论”将综合视为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基本规律。方克立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著名论说，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以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综合创新推动文化发展。可以说，“综合创新论”文化哲学不仅清晰地概括了马学、中学、西学三种文化的互动，突出了文化综合这一关键维度，也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方式提供了理论指引。

在“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语境下，参与文化综合互动的“马学”即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宽泛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外来文化或属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体系，势必卷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文化保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断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代替民族文化主体性”[2]等错误观点。显然，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三种文化的综合创新何以可能，还关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何以可能。对此，不仅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还应当通过阐明这种“主义”自身的特性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以可能的内生性。

“主义”意味着它超出了创始人所给出的内容，成为一种传承性和集体性的传统。显然，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公认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传统和实践传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复杂性体现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对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态度也与此相关。其在质疑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严重忽视甚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承性和集体性。此外，马克思本人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也增添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义”的本质规定，即它是对什么的传承、围绕什么而获得统一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与问题联系起来。在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这对关系得到了凸显与处理。针对胡适“以问题反对主义”的观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主义与问题不可分离”。在李大钊看来，“主义”发挥着聚集社会理想的作用，它使问题成为多数人共同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社会运动以解决问题。[3]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改变世界、解决问题本就是其出发点。胡适所批评的“空谈主义”现象也得到了正面回应：“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4]李大钊对胡适的回应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主义与问题绝不是对立的，它内在地面向问题；其二，通过谈论主义而面对问题这种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能够推动社会的问题意识进而解决问题。所以，理解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时，不能用问题取代主义，形成社会的共同问题并解决问题需要主义。要避免把主义变成空谈，就要时刻保持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问题导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与主义紧密结合的立场，从实际问题出发、实事求是地坚持和发展“主义”，坚决反对照搬俄国模式，坚决批判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独立自主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空谈“主义”和将“主义”教条化都会造成“主义”的败坏。只有将主义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回溯到“主义”所面对、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才能保证主义的“真”和批判力。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5]。可见，在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思想方法中，问题构成了基本视点和难点。因此，只有由答案深入到问题的层面才能实现对时代的有效把握。同样，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著名论断[6]，也指涉了在具体问题的层面上分析具体历史情况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体现在其把握时代问题上的自觉性与深刻性。

“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位置在当代中国学界也得到了重点讨论。任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基础上形成了“反思的问题学”视域：它既超越了从先验原则出发把握现实的提问方式——即“问题的形而上学”，又超越了深陷资本拜物教的无批判的提问方式——“问题的实证主义”，这根本上改变了提问视域和提问方式。[7]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谱系来看，“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与依托其形成的“现实导向学派”和“批判学派”，自觉地回归马克思“问题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直面历史实践中对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理论要求。[8]

这无疑带来了理解上的根本转化：即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一系列现成结论的集合转化为方法的集合，并最终理解为问题的集合。恩格斯在致桑巴特的信中曾作出经典表述：马克思的思想“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在这一语境下，恩格斯所回应的正是“马克思谈得不多”、未完成的而需要后继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已经提供的出发点就是马克思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的深刻视角。因此，不仅要继承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还要深入到问题的层面上，更加开放地反思和发展马克思的方法。这也体现出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方法的本质——批判性和革命性。[10]进一步从方法层面回溯到问题层面，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成为悬置任何定论的反思者与批判者，跟随马克思的问题意识，进而思考这一问题意识所导向的方法论，最终得出面对具体语境的具体结论。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因思考共同的总问题域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传承性和集体性的思想传统和实践传统。在总问题域下不断拓展和推进新的子问题，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集合的创新发展。在这种理解下，作为问题域集合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并跟随现实问题的拓展得到发展创新。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创新并且内在要求创新的根源。

二

从世界历史到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总问题域及其历史性拓展

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问题域的集合，当然不是选择放弃言说具体内容来反对教条化倾向。否则，一种无具体指向的开放性不可能承担任何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回应了具体的历史问题，承担着具体的历史使命，这就构成了它的具体指向。

马克思所生活、反思并批判的具体历史情势是现代世界，他所思考的是世界历史成为现实、世界进入现代化的普遍命运这一历史进程。自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历史哲学已经系统地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黑格尔更是将世界历史视为由理性统治和支配的、合乎理性的进程。[11]然而，哲学家们之所以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用哲学思维把握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正是因为世界各民族现实地成为了相互联系的整体。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19世纪中叶的中国就是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式开启现代化问题的。世界市场历史性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因此，世界历史成为一种现实，并构成现代人最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一现实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掠夺、扩张世界市场的实际方式来实现的。

显然，马克思对这种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以及率先在西方国家展现出的现代性持有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具体而言，是在充分地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各民族间普遍化的交往关系的基础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一进程带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文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尖锐矛盾。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绝非在静止、孤立的意义上去谈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相反，这两个方面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现实表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无产者的同时为消灭自身的统治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因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13]，问题就还没有从外在的、偶然的对立关系上升成为内在的、能动的矛盾关系。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问题才是作为矛盾因而是可以解决的形态而被提交出来。无产与有产本身、人类处于阶级社会下的那种“史前史式”的、强制的客观必然性才有条件被消灭。因此，马克思说“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14]，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对现存社会形态的内在超越。这表明马克思的思考直接针对的是“历史之谜”能够解决的时代、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物质条件得以出现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代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指出了一种扬弃的道路，而且是通过历史实践扬弃现存时代的道路。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域可以表述为：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这一问题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对现代性展开批判反思、关切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传统有着共通的问题意识，因而是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补充的，同时也是相互竞争、不断批判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一门最具开放性的学问和不断发展的思想。可见，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问题域的集合不仅是一种反对教条主义的“消极批判”，也是为内蕴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开放性作“积极论证”。

问题域是面对具体的历史情势提出的，因此问题域是历史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探索并揭示出资本主义最抽象也最根本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体现了作为思想传统和实践传统的“主义”超出其开端的开放性和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思想与实践，展现了问题域的历史性拓展。与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挫折导致的马克思主义“书斋化”或“幽灵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情势下展开的，其中包含了西欧社会不存在的历史实践和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与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不同，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仍居于主导。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势，进而提出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自由解放的历史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一问题域被具体表述为关于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15]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社会而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不是克服自身已经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体背景下，首先取得民族独立，进而在具有中国历史特点的民族文化中，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那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可以表述为：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以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自由解放。明确了这一问题域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方式、规律及意义就能得到进一步阐释。

三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的问题域创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动力。“‘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16]从问题域的历史性创新这一视角出发，能够有力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方式，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综合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

“马魂中体西用”论明确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同作为“文化主体性”的中学和“为我所用”的西学在作用与意义上的分别。在强调中华文化作为“接受主体”而保有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上，还需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性，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予以回应。

马克思主义以共同的问题集合为一个思想和实践的整体，这个问题立足于因历史现实而普遍化的现代性问题，同时关乎全人类自由解放，因而带有一种具体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自觉关切并深刻把握的问题域也因此与每一个民族息息相关。作为问题域的集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性质上不同于具有特定历史经验、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并有其自身发展历史的民族传统，因而二者并不存在冲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当代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上不同于用一个外来民族文化取代本土民族文化，而是表现为具有深刻内涵的问题指引，即指引我们充分意识到时代问题，准确把握问题进而有效解决问题。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充分意识到现代社会所处的历史情势，从中分辨复杂的社会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整体趋势，并批判地审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实践的方式推动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这充分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问题指引的必要性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指出，现代化始终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过程，并且表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主导的过程。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以个别民族殖民扩张的具体形式实现的，近代中国也因此以半殖民地的形式卷入现代化进程中。自世界历史形成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民族和国家就再也不能回避现代化问题了——要么独立自主实现自身现代化，要么成为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边缘环节。显然，后者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更不可能实现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除了作为传统社会解体、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进程意义上的现代化共性之外，还必须意识到一种具有抽象普遍性的现代化，即实际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它往往宣称自己的普遍性，但它绝不是价值无涉的自然进程。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始终提示我们，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是孤立的，各民族的现代化实践必定相互影响。所以，必须在此背景中考察本民族的现代化问题。

中华民族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是因为以现代性批判为问题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赋予我们鲜明的问题意识，使我们能够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为出发点，着眼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17]在当下发展阶段，这种大历史观集中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8]的大局观。这首先要求我们基于“两个大局”理解当下社会现实和指引社会实践，以此掌握历史主动。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借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由此实现综合创新。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相通、话语体系和语言风格的相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获得新的、更有创造力的当代形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相遇到深度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又是中华民族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生方式

作为问题域集合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与民族主体相冲突，还必定落实于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其发生方式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阐释。

第一，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本质上是问题域的创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势，创造性地提出新的问题域。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也不能直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但他提出的问题域是根本性和开放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己开创和补充。例如，经典作家没有面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新问题域。[20]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基于具体历史情势不断创造新的问题域。

第二，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是苏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但后者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正是在实践中成功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才形成了具有现实基础、取得历史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21]等一系列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拓展的问题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两个百年历史目标交汇的重大历史阶段和“两个大局”的重要历史背景，在系统性继承上述问题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的新问题域。在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提出和把握问题，进而从实践和理论双重维度回答、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构成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域集合。

第三，从发生场域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并以之为基本问题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随着建设过程与探索过程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式现代化”也以理论命题的形态得以正式确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和问题指引，同时也不断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以理论和实践两种方式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提交的各种现实问题，上述一系列问题域的创新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域集合的子集。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以理论形态标识出马克思主义问题域的重大历史创新。这一命题高度概括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独特问题域，坚持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审度，因而是一种问题导向鲜明的守正创新。这一创新根植于“两个大局”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其中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及其实践成果充分体现了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视野下，出现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道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因为它公开地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双重创新”

基于问题域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历史性的拓展，同时也伴随着对问题把握方法的深化和把握能力的提高。于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命题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不断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基本问题域中接续已有问题，提出新的时代之问，开辟新的问题域；二是将已有总体问题不断具体化，从而引导问题的实际解决。前者倾向于理论化，要求进一步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集中概括，因而主要表现为问题域历史性的延续；后者倾向于实践化，要求深入到具体实际中推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解决，因而主要表现为问题域系统性的深化。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综合创新不可或缺的维度，并且二者是相互交织的两个层面而非相互分离的两个平行领域。这充分体现了理论化与实践化之间的张力，并且二者内在统一于理论创新之中。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所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在历史性拓展和系统性深化这两个维度，因而是一种“双重创新”。

在历史性拓展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概括出“新时代”这一重大历史方位，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延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已有问题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把握当前时代，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23]，是对当前时代问题最切中实际的把握。它对时代问题的准确把握不仅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方向指引，还发挥着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引领作用，掌握历史主动，将全体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上。[24]

在系统性深化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建设多个领域的迫切问题进行了自觉把握并为实践指明了方向。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点线面结合的系统把握，适应了新时代更加复杂的历史情势的要求，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加快推进。这种系统性深化维度的创新直接地为进一步的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反映了理论向具体实践转化的关键环节。例如，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这种系统性深化的最新成果，是聚焦于文化建设这一问题域子集的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25]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文化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引，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指向，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和凸显了该问题域在系统性布局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域的历史性拓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系统性深化。从历史性问题域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能够有效地标识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避免将不同性质、层次和作用的文化传统混为一谈；能够将问题域的具体指向——现代性批判及其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具体形态——内化到指导作用之中，避免其空泛化、形式化；能够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关系，为综合创新提供双重维度。

四

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26]。坚持问题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活力源泉。

从问题域的历史性创新这一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尤其是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凸现了问题导向的重要作用。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势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不断把握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问题域集合而成的具有延续性和集体性的传统，这就与特定教条的抽象规定性划清了界限，因而必定要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具体历史情势和生长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中华民族主体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是一种问题域的历史性创新，其本质就是不断地在实践中直面问题、把握问题并解决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以理论形态得到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问题域所实现的历史性拓展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断实现综合创新。

 注释：

[1][19][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15,21.

[2]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11-20.

[3][4]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8.

[7][8]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8,147,15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10][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07.

[11]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20,25.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2.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5.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7.

[17]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J].哲学研究,2022(01):5-11.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7.

[20]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求是,2022(10):4-9.

[21][22][23]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5,5,5.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

[26]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论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N].人民日报,2023-1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9CKS003)。

 作者简介

陈高华，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文钰，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